作為中俄兩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的主要代表和革命事業的開創者，毛澤東和列寧在革命生涯早期都經歷過一個對農村和農民細致調查研究的階段。列寧在19世紀90年代考察了俄國內陸各省的農業和農村手工業的發展情況，寫下了《農民經濟中的新變動》《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毛澤東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陸續在湖南、井岡山和贛南等地進行一系列農村調查，陸續創作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名篇。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俄兩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程及其歷史經驗，毛澤東和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具有重要的比較意義。分析比較列寧和毛澤東農村調查研究的方法路徑、問題關切和思想理念，有助于探尋馬克思主義在中俄兩國民族化和時代化過程中的基本規律。
/一、毛澤東和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具有相同的基本前提
毛澤東和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的比較意義，首先體現在二者相同的基本前提上：基于對本國國情的深刻洞察，毛澤東和列寧都選擇農村調查研究作為分析本國社會經濟形態的起點，而且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自覺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從實際出發和階級分析的基本原則。
?。ㄒ唬┮赞r村調查研究為分析本國社會經濟形態的起點
19世紀后半葉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完善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擴大傳播，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動力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東移，俄國、中國等封閉落后的封建帝國逐漸卷入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之中。中俄兩國都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后發國家，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俄兩國具體革命實際初步結合之時，農民問題的尖銳性和重要性日益凸顯。在這一類似的社會基礎之上，列寧和毛澤東表現出理論聯系實際的高度自覺，甫一登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舞臺，便對本國社會發展中呈現出的實際問題——農民問題進行系統調查和深入研究，深刻洞悉了本國社會的真實動向和結構。
正如列寧所說：“農業是俄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自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開啟后，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題是傳統自然經濟在商品規律的作用下向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化和過渡。由于俄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傳統小生產者絕大多數是種地農民，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社會的重塑也首先體現在農村中，表現為一部分農民拋棄土地、喪失農具和役畜、淪為無產者，另一部分農民又開始大量租買土地、購置機器、擴大經營。因此，弄清農民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是理解俄國社會性質和發展趨勢的一把鑰匙。在這一背景下，列寧并未停留于俄國資本主義在大工業領域蓬勃發展的表象，而是把深入研究農村經濟問題作為自己理論活動的開端。1893年，23歲的列寧登上政治舞臺的開篇之作，便是研究農民分化問題的《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根據波斯特尼科夫《南俄農民經濟》一書中摘引的塔夫利達省地方自治局統計匯編中關于該省北部三個縣的經濟數據，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了這一地區農民經濟的發展情況，指出在農業生產中商品經濟已經占主導地位，傳統的村社農民日益發生了資本主義式的分化。在這篇文章之后的1895—1899年間，列寧幾乎窮盡了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所有關于俄國農奴制改革以來的農業統計資料，寫作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詳細分析了俄國農村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和產業結構，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發展的階段和現狀。
農村調查研究同樣是毛澤東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的切入點。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自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自然經濟在西方商品和技術的沖擊下逐漸解體，在農村的絕對貧困化和土地分配嚴重不均等因素作用下，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對立空前激化。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便注意到“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并提倡對農村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要求學生們調查家鄉的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等36個項目，并如實反饋。當黨內圍繞農民運動是否過火、革命重心是否應在農民運動等問題產生不同看法時，為弄清事實，毛澤東開始對農村進行實地調查。1927年初，毛澤東走訪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并創作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由此開啟了農村調查研究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帶領工農紅軍開辟了農村革命根據地，集中開展了農村調查研究活動，在井岡山地區的寧岡和永新、贛南地區的尋烏和興國等地進行了調查。通過農村調查研究，毛澤東深刻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為之后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
?。ǘ┮择R克思主義為農村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
首先，列寧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都堅持以從實際出發為基本原則。“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從具體的社會現實出發，在詳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綜合，得出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改造社會現實，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要求，也是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列寧和毛澤東都是在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的論戰中，堅持和澄清了這一基本原則。
列寧農村調查研究以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思想家為論戰對象。民粹派雖然經常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話語，但在“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根本要求上卻背道而馳，用主觀社會學的方法，以臆想出的“一般社會”為研究對象，以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心愿為社會制度好壞的判斷標準。他們不從社會現實出發，而是從愿望出發，提出諸如“資本主義是否應當發展”“村社是否應當保留”等價值判斷的問題，并聲稱資本主義大工業在俄國的發展是錯誤政策人為作用的結果，是社會的沒落和倒退，只有尚未被資本主義侵蝕的廣大農村及其代表的“人民生產”，即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才是俄國的根本出路。針對民粹派主觀社會學的錯誤方法和荒謬結論，列寧針鋒相對地指出，科學的研究態度應該從社會的實然層面而非應然層面入手，“在俄國現實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發展中，在現實的而不是臆想的社會經濟關系中去尋找立腳點”，才能認清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從觀察農村發展的實際狀況出發，展現俄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
一切從實際出發也是毛澤東農村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與俄國的民粹派類似，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同樣犯了從主觀出發的錯誤。他們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結論，而是缺乏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的獨立思考和正確認識，脫離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一成不變地照搬馬克思、列寧在具體條件下得出的結論和外國的革命經驗。大革命時期，右傾機會主義者援引“資產階級革命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的理論教條，攻擊農民運動“過火了”、超出了資產階級的接受范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者又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傳統革命道路，在對農村的階級關系、土地關系和城鄉關系等還不夠了解的情況下，在土地革命中盲目地消滅富農、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政策。毛澤東多次批評了這些錯誤政策背后的方法論根源。他指出，離開實際調查去估計政治形勢和指導斗爭工作，只能是空洞的形式主義和唯心主義，“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想要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必須立足現實情況的復雜性和變動性，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及黨的一般決議與中國革命斗爭中的具體現實相結合，而這種結合的起點則是對廣大農村的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
其次，列寧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都堅持階級分析法，從生產關系入手理解農村社會。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與一般社會科學中的調查研究最顯著和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以階級為區分社會成員的主要標準，即如列寧所說：“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
將階級分析的基本方法運用到農村調查研究之中，列寧指出，應該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而不是農耕技術的角度來研究農民經濟生活中的變化。列寧批評了在民粹派經濟學家中流行的分類方式：一是按法律地位而非經濟地位來對農民進行分類，二是根據分地面積的平均化斷言農民階層的均一化，并對不同類型農戶的經濟情況取平均數來衡量總體經濟狀況。列寧稱這些做法“抹殺了分化，因此純粹是虛假的”，只造成一種農民普遍富裕的錯覺，“掩蓋了下層農民群眾……的赤貧真相”；在《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中，他又批評波斯特尼柯夫雖然按經濟狀況來分類考察，但只能看到農民在財產狀況和播種面積方面存在數量上的多寡，而忽視了這些量的差異背后所反映出的不同社會經濟性質。與之相對，列寧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按照農民經營的規模和類型、商品化程度和利用勞動的性質等標準，將農民分為不同的階級：面向市場生產、購買勞動力的富裕農民；以自己消費為主的中等農民和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貧苦農民，從而正確說明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和階級關系。
毛澤東同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強調從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入手，做出正確、有價值的調查研究。他指出，不僅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且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坦言，正確的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他尖銳地批評黨內許多同志“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用處不大”。并指出這些調查研究之所以失之籠統，就是因為沒有抓住要點。而所謂要點，就是社會各階級在生產中組成的相互關系。毛澤東指出，要理解一個行業的發展情況和幾個行業之間的關系，關鍵在于弄清行業內部的階級情況和階級關系，這是矛盾的主導方面。因此毛澤東要求紅軍各政治部和地方政府在各鄉農村進行調查時，首要任務就是按階級關系對農民進行分類，“先把每一家人的階級成分和每一畝田為哪個階級占有（屬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分別清楚”。
/二、毛澤東和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不同方法路徑
在調查研究活動中，“研究”必須從“調查”入手。“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揭示了調查工作的使命，即提供盡可能豐富、詳盡、真實的材料，將研究對象的各種發展形式充分呈現。在農村調查研究中，列寧和毛澤東在堅持這一基本理念和目的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條件選取了有效管用、切實可行的路徑和形式，為得出科學的研究結論提供了保證。
?。ㄒ唬┱{查研究的方法：統計資料和深入群眾
在調查方法上，列寧采用文獻調查的方法，即收集各地既有的農業統計材料，并在此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匯總和分析。列寧使用和參考過的農村統計資料卷帙浩繁，主要包括三類：一是沙皇俄國各省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在19世紀80年代以后對本省農民經濟進行的按戶調查，包括土地、牲畜、農具、雇傭勞動、農民家庭收支等方面，調查戶數達到450萬個。其中，列寧主要使用了塔夫利達、薩馬拉、薩拉托夫、彼爾姆、奧廖爾、沃羅涅日、下諾夫哥羅德等十二個省的地方自治局統計資料匯編，涵蓋了南部邊疆區、東部邊疆區、中部黑土帶、烏拉爾地區等條件完全不同的農業區。二是官方的總結資料，包括地方自治局的統計匯編及1888—1891年、1896—1900年兩次沙俄軍馬調查的匯總資料，后者提供了役畜和馬匹在農戶間的分配情況，帶有對農民經濟進行普查的性質。三是民粹派等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統計或援引的資料，包括波斯特尼舍夫《南俄農民經濟》、民粹派經濟學家創作的文集《收成和糧價對俄國國民經濟某些方面的影響》、阿爾諾德《赫爾松縣農戶農業技術和農業經濟的一般特點》、維赫利亞耶夫《農民經濟》、舍爾比納《農村經濟》等。這些資料的收集和閱讀主要是在被捕和流放期間完成的。
毛澤東的農村調查則是通過深入群眾、直接獲取一手資料的方式進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開調查會。調查會是毛澤東獨創的調查方法，對毛澤東了解農村實際情況和基本面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革命時期在湖南作調查時，毛澤東每到一地，便“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將調查會在黨內推廣，稱只有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才能近于正確，才能抽出結論”；延安時期，為了掃除黨內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主觀主義作風，毛澤東再次向全黨同志推薦了開調查會的方法，稱其為“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以激勵全黨形成眼光向下、甘當學生的興趣和決心。毛澤東不僅積極指出調查會的好處，而且在實踐中總結經驗，精心設計出調查會的運作方式和技巧：一是要廣泛邀請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包括有經驗的中下級干部、閱歷豐富的各行各業老百姓，并確立調查的典型；二是要事先制定周全的調查綱目，在會上條分縷析地進行詢問，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三是要根據調查對象的特點選擇提問方式，和群眾做朋友，虛心學習；四是擔負指導工作的領導同志要親自出馬，自己做記錄、總結經驗。
列寧和毛澤東之所以選用不同的調查方法，一方面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同。19世紀末的俄國處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期，沙皇政府和新興的資產階級建立了現代式的經濟核算和經濟統計制度。雖然在統計的數量和質量上無法和西歐發達國家相比擬，而且由于地方自治局統計人員工作方法的無系統性，遺漏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但這些既有的統計材料仍然為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提供了足夠的數據參照。列寧肯定“地方自治局的統計提供了豐富的而且非常詳盡的關于農民經濟狀況的材料”，尤其稱贊地方自治局對農民采取按戶調查、深入收集每一農戶的資料的做法是“更深入地研究農民經濟狀況的第一步”。而相比之下，中國極端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得系統化、大規模的農村經濟統計幾乎不存在，只能自己動手、親自調查。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另一方面，面向社會、深入群眾的實地調查也是毛澤東極其鮮明的工作特點。任何實際工作者都應該親自從事基層調查，掌握隨時變化的情況，這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終其一生，他都倡導全黨同志開展實地調查，養成向下調查研究的習慣，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和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寶貴品質。
?。ǘ┱{查研究的范圍：綜合調查和局部突破
在調查范圍上，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覆蓋廣、樣本多，不僅涵蓋了俄羅斯帝國歐洲部分的主要農業省，而且以此為基礎，勾勒出帝俄農村經濟的整體面貌和全國農村的階級關系；相比之下，毛澤東強調調查范圍的集中和調查項目的周密。在湖南農村調查期間，毛澤東的調查聚焦于湖南的五縣；在蘇區調查期間，他也是集中走訪了根據地中贛南的幾個縣，幾個鄉。
采用集中、聚焦的調查方式，除了因為精力和交通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外，還和毛澤東提倡的“解剖一只麻雀”的方法密切相關，即對一個地方、一個問題做深入分析，了解其底里后，便可以舉一反三，以點帶面。毛澤東指出：“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于研究別個地方，于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毛澤東曾多次將調查研究的兩種方法比作“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強調必須將兩種方法相結合，因為“走馬看花，不深入……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下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在農村調查中，毛澤東通常選取一個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縣、鄉、村作為樣本，全面細致地調查研究當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關系等各個方面的情況，然后根據這個較小的區域的情況，窺知整個地區的一般情況。例如尋烏調查，就是選取了地處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尋烏縣，弄清了這個縣的情況后，整個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便大致清楚；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又將調查對象限定在興國的永豐區，因為此地位于興國、贛縣、萬安三縣交界，“明白了這一區，贛、萬二縣也就相差不遠，整個贛南土地斗爭的情況也都相差不遠。”
限定區域、選取典型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的一般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規律時，以英國為典型的分析對象；在研究政治和階級斗爭的發展規律時，又選取法國作為典型。實際上，這種抓典型的方法在列寧那里亦有所體現?？疾炝袑庌r村調查的發生和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列寧在對俄國農村進行整體把握之前，也經歷了一個“下馬看花”的階段。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第一篇著作《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將研究對象限定為塔夫利達省北部的三個縣，詳盡分析了此地農民播種面積、租地情況、農具數量、經營性質和經營制度，窺見其商品化和階級分化情況。這種“解剖麻雀”的精細程度與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等實證類著作無異。
?。ㄈ┱{查研究的功能：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
總體而言，毛澤東和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活動具有不同的功能、旨趣和應用場景。農村調查研究在列寧那里偏向于一種學理上的研究方法，而在毛澤東這里則更多體現為實際工作中的工作方法。
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作為其早年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研究的一部分，是其學理性最強的理論活動之一。在農村調查研究活動中，列寧表現出了很強的學術造詣和旨趣。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談到，馬克思晚年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地租篇中曾設想以改革后的俄國農業為典型分析對象，類似于第一卷中對英國機器工業的分析，但未能成行。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第一次對俄國農業生產關系演變的各個階段作了詳盡的分析，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馬克思的這一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可以看作是《資本論》第三卷的直接延續。列寧農村調查研究活動的受眾、言說和論戰對象主要是俄國的知識界。無論是民粹派、資產階級自由派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時期都進行了“學院派”式的農村調查研究活動。因此，列寧對農村調查研究活動的理論淵源、形式、預設、方法論等層面均注重學理性的闡釋和辨析，不僅使用了階級分析、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還具有非常高的統計學價值?？傊?，“調查研究”在列寧早年關于農村問題的理論活動中主要體現為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包括系統的資料收集、扎實的統計工作和嚴謹的分析方法，通過學理性體現科學性。
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則更多是作為工作方法出現。在實踐中向群眾學習、讀“無字之書”是毛澤東鮮明的個人特點，農村調查研究便是毛澤東將這一個人特點運用于革命事業中所形成的工作風格。其后，調查研究更是在毛澤東的號召和推廣之下逐步成為全黨的工作方法，并隨著1941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而最終制度化。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它不僅需要面向實踐應用，而且由于受眾對象是廣大黨員干部，為了增加可操作性，在闡釋過程中必須注重通俗、簡潔和口號化。因此，這種調查研究的重點不在于學術性的原理闡釋，而在于使調查者擺脫空疏、膚淺的主觀主義作風，準確全面地掌握工作中的具體情況，從而使全黨在革命實踐中能夠形成理論聯系實際的風氣，制定正確的政策。從列寧到毛澤東，農村調查研究從一種研究方法演變為工作方法，與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的結合程度逐漸加深，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是一個走出書齋，不斷面向實踐、增強實踐性的過程。
/三、毛澤東和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的不同側重點
毛澤東和列寧在農村調查研究中的差異，還體現在二者調查和研究的重點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和俄國化過程中不同的階段特點和時代任務，而且反映出毛澤東和列寧在革命生涯早期對農村和農民問題有著不同的理解，對本國革命道路的發展邏輯有著不同的認識。
?。ㄒ唬┝袑幍膫戎攸c：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
列寧農村調查研究關心的核心問題是農村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列寧明確表示，自己的研究重點是“改革后俄國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特點”。通觀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著作，可以發現其緊緊圍繞“農業中的資本積累過程”這一問題展開，主要關注以下重大理論問題：
第一，俄國農民的階級分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個體小農的分化是資本主義農業產生和發展的起點。因此，列寧認為，農民的分化是“是一個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實”，也是農村調查研究首先需要說明的問題。通過分析農民經濟的類別、土地播種面積、生產工具、家庭收支等方面的資料，列寧發現自俄國農奴制改革以來，歐俄各省的農民經濟基本沿著同樣的路徑發展，土地、牲畜、農具等農業所有的生產要素都產生了集中化的趨勢。生產條件好的農戶大量租入土地、雇用農業工人、改良農具，而生產條件差的農戶無力獨自經營農業，只能將土地出租，自己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工。隨著這種趨勢的發展，處于中等地位的農民，即傳統意義上的小農越來越少，除一小部分進入富農之列，大部分難免淪為下等戶和農業工人。整個農民群體日益分化為少數農業資產階級和多數農業無產階級。
第二，地主經濟由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化。列寧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俄國地主的莊園經濟既有資本主義化的發展趨勢，也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封建殘余。在1861年農奴制改革前，地主經濟主要是封建的徭役經濟，其基本特點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廣大農民擁有一部分農具和土地，同時受到地主超經濟的人身依附關系的統治。農奴制改革后，隨著徭役制的崩潰，地主經濟轉變為“一種既包括徭役制度特點又包括資本主義制度特點的過渡的制度”。通過收集和研究俄國莊園經濟的統計資料，列寧指出，一方面自由雇傭勞動的增加、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都表明資本主義農業制度正在逐步排擠封建徭役制，另一方面，工役制的保留使地主仍能役使農民自帶農具來為地主耕種土地，大大限制了農業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自由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
第三，農業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問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指出，隨著小農經濟和地主經濟都不斷向資本主義農業轉化，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逐漸增加。在商業性農業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生產逐漸專業化，經濟作物區、技術性農業和市郊農業紛紛形成。通過這些變化，在農業生產領域中，全國性的產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逐漸形成，農業在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相比之下，農民的革命訴求，特別是對土地的訴求則是這一時期列寧農村調查中關注比較少的問題。由于將研究重點放在了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具體調查農民群眾對土地問題的態度，這一時期列寧對土地問題的認識還存在籠統和模糊之處。雖然列寧承認“現代俄國農村中的農奴制關系同資產階級關系極其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但由于過于強調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和農奴制改革對農村資本主義的促進意義，列寧認為“我們土地綱領的最高要求，不應超出對農民改革進行民主修改的范圍”。從農業資本主義大生產優于小農生產的角度，列寧只對小農的土地訴求給予有限的支持，主張無產階級對小農的斗爭訴求應該有所甄別：在農民反對封建農奴制殘余的場合下可以支持小農對小私有制的要求，而對小農平分地主那些已經采取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大地產的要求則不應支持。因而列寧的土地綱領的內容以“歸還割地”為限，即地主將農奴制改革中從農民手中割去的、且依然實行封建工役制經營的土地還給農民，并歸還土地贖金、實行農民和地主賦稅平等，而并沒有更進一步提出奪取地主全部土地的主張。
由于對土地革命問題的調查研究存在缺失，列寧在這一時期的農民革命綱領單純停留在“收回割地”，即對沙皇俄國的農奴制改革進行改良的層面，對農民土地革命的核心訴求把握不夠充分，也對農民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意義認識不足。1905年后，隨著農民群眾開始大規模自發地奪取地主土地，列寧在實踐中認識到土地問題對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認識到小生產在革命關頭的歷史進步性。列寧承認，自己早年的農村調查研究帶有過度強調農業資本主義問題、輕視土地問題的局限：“我們以為資本主義農業成分在俄國已經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經濟中……也在農民經濟中完全形成了，以為農民經濟已經分化出了強有力的農民資產階級，因此就沒有進行‘農民土地革命’的可能……我們對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估計過高。當時我們覺得農奴制殘余不過是很小的局部現象，覺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十分成熟和鞏固了。”此后列寧關于土地問題的主張也從廢除割地轉變為徹底的土地革命，提出了奪取地主全部土地、土地國有化等革命綱領。但由于條件和精力的限制，列寧掌握農民情況與制定綱領的依據主要是通過閱讀農民政黨在革命和國家杜馬中發表的宣言、綱領和著作，并沒能再次進行系統深入的農村調查研究。
?。ǘ┟珴蓶|的側重點：圍繞土地問題的農村階級斗爭
毛澤東認為，農村調查研究“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毛澤東農村調查研究中使用的階級分析，是和革命斗爭，特別是土地革命相連的。毛澤東晚年曾總結道：“中國的農民是寸土必爭的。”土地革命問題是毛澤東農村調查研究的核心問題，這與列寧形成鮮明對比。
第一，中國農村的階級劃分。毛澤東將階級問題作為調查工作的起點，指出“作為我們社會經濟調查的對象的是社會的各階級”。在大革命時期的農村調查中，毛澤東對農村階級的劃分方式還比較粗略，主要以租佃關系和對農民生活水平的感性認識為標準。井岡山和贛南時期，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掌握了關于農村土地分配的直觀數據。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發現，占人口總數不到百分之四的地主階級能夠控制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只能占有百分之三十，土地占有情況極端懸殊；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對各個階級內部的經濟關系也進行了解剖：“富農”又可以分為半地主性的富農和比較富裕的自耕農，貧農則又可分為半自耕農、家境較好的佃農、家境較差的佃農和赤貧的佃農等。調查后，毛澤東在1933年10月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確立了以土地等生產資料占有量和收入來源這兩重標準來劃分階級的原則，將農村各種社會成分劃分為靠收租放貸為生的地主、以雇工為主要剝削方式的富農、以自己勞動為生的中農、租入土地耕種的貧農和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農業工人等五個階級。
第二，農村各階級間的壓迫和斗爭狀況。毛澤東首先關注了階級斗爭的經濟方面。在贛南的尋烏調查中，毛澤東用大量筆墨記錄了地租、高利貸和稅捐三種主要的經濟剝削方式，包括見面分割、量租、批田等十種地租形式和錢利、油利、谷利等各種名目的高利貸剝削，展現了貧農群眾只能以賣妻鬻子為生的悲慘景象，得出了“舊的社會關系，就是吃人關系”的結論；在政治方面，毛澤東調查了農民反抗地主的革命斗爭和各個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還比較粗略，籠統地指出貧農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和富農是斗爭對象，而中農則是動搖的中間派；革命轉入農村根據地后，毛澤東對農村各階級政治態度的把握更加細化。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發現了地主階級內部政治態度的分化：大中地主不事生產，政治上完全反動；一部分破落無權的小地主帶有一定反對既有政治秩序的革命民權主義傾向；而由農民上升為地主的“新發戶子”，即半地主性富農則因收租放貸苛刻惡毒而最受農民記恨，成為農民革命主要打擊對象。毛澤東同時發現了富農問題的復雜性：富農雖然在政治上傾向于反對土地革命，但在經濟上不能過分壓制，以免令中農發生動搖，使貧雇農陷入孤立。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又發現中農上在土地革命中得到很多實際利益，不僅分到一些土地，而且節省了婚喪嫁娶的費用，獲得了一定社會權利，因而常和貧農一樣具有擁護革命的傾向，在政治上應加以聯合。
第三，農村土地分配的方法和經驗。在湖南農村調查中，毛澤東從農民自發的抗租運動中意識到沒收地主土地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唯一出路；到了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領導土地革命的實踐過程中，調查和了解了以鄉、區、村等為單位和按人口、按勞動能力、按消費量等幾種不同的土地分配標準，初步形成了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的分配方法；隨著革命實踐和調查研究的深入，毛澤東逐漸認識并改正了土地分配中存在的原則錯誤。1929年的興國土地法，將沒收一切土地調整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認識到對待富農應該采取限制而不是消滅的政策，不應沒收其全部土地，只分壞田，而應該采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式，給予其經濟上的出路；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又認識到貧農團在土地分配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931年2月，毛澤東在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信中提出了分田要“分定”，即確立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修正了井岡山時期確立的土地歸政府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的原則。這樣一來，在一系列具體的考察、分析和實踐探索中，毛澤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符合中國實際的土地分配方法。
?。ㄈ┤绾卫斫饷珴蓶|和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不同側重點
列寧和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研究中雖然都從農村的階級分析入手，但又各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運用大范圍的文獻調查，展現出農村中新的生產體系的形成，揭示了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的演進規律，而對農民土地革命問題的關注度不足；而毛澤東農村調查采用小范圍的直接調查，重點在于呈現各階級之間的懸殊差異和深刻矛盾，來說明土地制度變革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有效途徑。對于這種差異，我們不能局限于農村調查研究本身，而是應該站在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的全局，結合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在不同國家和民族具體展開過程中帶有的不同歷史特點來加以理解。
第一，毛澤東和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不同側重點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和俄國化過程中不同的階段特點和時代任務。
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1893—1899年，這時俄國革命尚未劇烈爆發，正處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主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應用說明俄國的社會性質，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于俄國的適用性。因此，對馬克思主義關注的重點也在于馬克思的古典資本主義理論。這一時代任務同樣對列寧早年理論研究活動中的深層思想結構有所塑造，其農村調查研究工作正是這一時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圍繞“資本主義發展”這一主題的代表性理論活動。列寧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的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全面地、徹底地論述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市場關系發展的程度，以說明俄國的社會性質和發展規律，是列寧早期理論研究的主旨。在1894年與民粹派社會學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戰中，列寧引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在于“揭示現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即“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便體現了列寧在歷史觀和方法論上的思想結構。
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背后的時代任務則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來說明中國革命問題，從而找到中國革命的動力。1941年，毛澤東在談到其早年農村調查研究的緣起時表示，自己在《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經典著作中初步了解到“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并接受了階級斗爭作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后，由于從經典著作中找不到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決定“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于是走上了農村調查研究的道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方式不僅不同于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當時的中國具有普遍性，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的時代特點。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并非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在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途中接觸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鮮明的實踐導向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中與革命實踐聯系最緊密的階級斗爭學說最為認可和信服。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來說明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找到中國革命的真正動力，是統馭毛澤東所有理論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最深層的思想結構。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對農民這一近代中國最廣大的群體所作的調查和研究，歸根結底在于挖掘其革命動力，通過農民革命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因而，這種調查研究是面向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的。
第二，毛澤東和列寧農村調查研究的不同側重點體現了兩人對農村和農民問題在本國革命中的定位的不同認識，從而體現出對中俄兩國革命發展邏輯的不同認識。
列寧的農村調查研究受到“城市中心主義”革命邏輯的影響。通過調查和研究農村的資本主義發展，列寧的目的并不是將農民運動看作俄國革命的動力，而是論證工人階級的產生、成長及對革命運動的領導是否具有足夠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在其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二版撰寫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分析，現在已為一切階級在革命進程中的公開政治行動所證實。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完全顯露出來了。無產階級在歷史運動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這一點也顯露出來了。本書論證了這兩種現象的經濟基礎。”因此，列寧沒有將領導農民革命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直接任務。在進行農村調查研究的同一時期，列寧曾寫道：社會民主黨支持農民群眾反對農奴制殘余的斗爭只是一種思想和行動上的指導，“決不是要我們把城市的積極革命力量調到農村”。“毫無疑義，黨的一切戰斗力量應當集中在城市和工業中心，只有工業無產階級才能進行勇往直前的反對專制制度的群眾性斗爭。”列寧認為，由于俄國農民有自己的政黨和利益代表，而且農民群眾與無產階級在生產獲得和思想覺悟上都有一定區別，無產階級政黨不必也無法扎根農村、直接領導農民，農民運動的使命是與工人階級武裝暴動相配合，從而造成“全線出擊”的局面，以奪取爆發式的勝利?？梢?，列寧調查和研究農民問題是為了服務于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這注定了對農村的調查研究是站在農民之外的，沒有將滿足農民經濟和政治訴求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直接任務來看待。
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則體現了他以農民革命引領民主革命的邏輯。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是直接為黨領導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服務的。首先，毛澤東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在社會變革中的根本地位有著清醒的把握。鄉村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主體，民族解放和社會再造最深厚的力量根源在廣大農村和農民之中。因此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在毛澤東看來，農村絕不僅僅是無產階級運動的背景地帶，而是民主革命的重心和主舞臺。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在于其挖掘了農民在后發國家民主革命中的主體作用，論述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的具體實現機制。其次，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直接領導農民革命的任務。由于中國農民沒有自己的獨立政黨，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成為農民群眾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利益代表，直接影響、推動和領導土地革命。只有以農村為中心，深入農民、滿足農民的經濟訴求、培育農民的政治覺悟，才能取得革命勝利。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完全體現了這一思路和認識，它不是為城市的工人斗爭提供旁證，而是從農村中來，到農村中去，直接掌握農民的生活狀況、經濟訴求和政治態度，深入研究分析農村的經濟矛盾、政治斗爭和分配土地的方法，以解決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中的階級路線問題。
農民問題在中俄兩國的革命和現代化道路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既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核心領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和革命變革的起點。列寧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研究不僅在邏輯和歷史上都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俄兩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開端，而且為我們理解中俄兩國在這一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不同時代特點和道路選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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