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一月革命引發全面奪權風暴

　　編者按：

　　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奪權是從上海的一月革命引發的。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前后二十個月，在神州大地上發生了波瀾壯闊的奪權運動，建立了三結合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本文著重分析了上海的一月革命，從宏觀上勾勒了奪權運動的基本狀況，并對奪權運動中發生的一些問題作出了分析。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偉大的理論 光輝的實踐——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第四階段《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糾“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中的第一部分。

　　目錄

　　1、上海的一月革命。

　?。?）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兩派組織的形成。

　?。?）機關干部造反派組織的成立。

　?。?）康平路事件。

　?。?）造反派領銜發布《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一月革命拉開序幕——《文匯報》、《解放日報》先后被造反派奪權。

　?。?）一月革命走向高潮——造反派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

　?。?）上海造反派內部進行的奪權與反奪權斗爭。

　?。?）從上海人民公社到革命委員會。

　?。?）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上海的一月革命。

　　2、各地發生的全面奪權風暴。

　?。?）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發生的奪權行動。

　?。?）各地進行的奪權行動。

　?。?）對從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到各地奪權行動的若干分析。

　　3、關于全面奪權階段若干重要問題的分析。

　?。?）全面奪權階段若干重大政策措施的概述。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全面奪權階段指引文革發展的喉舌。

　?。?）無產階級專政是全面奪權得以進行的堅強后盾。

　?。?）全面奪權進程中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原則性不同的兩種奪權。

　?。?）全面奪權階段不得不延長的原因分析。

　　4、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率先成立的原因分析。

　　5、一月革命引發全面奪權風暴中的幾點認識。

　?。?）一月革命發生的必然與偶然。

　?。?）全面奪權階段是在激烈斗爭中不得不延長的。

　?。?）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通過四條戰線指導、管控全面奪權行動。

　?。?）對于奪權和革委會建立的嚴格規定。

　?。?）走資派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中的定位。

　?。?）要注意全面奪權階段前期與后期中央政策的重大區別。

　　全面奪權首先發生在上海。上海的一月革命引發了全面奪權風暴，從而將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全面奪權階段。因而我們研究全面奪權階段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首先從上海的一月革命做起。

　　1、上海的一月革命。

　　上海的一月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此前一系列分歧和矛盾發展的結果。安亭事件標志著上海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文革舞臺，而后發生的《解放日報》事件又進一步將上海的文革推向前進。這個時候在上海的工人階級中間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工人圍繞如何進行文革進行了激烈的斗爭，因而我們的研究就要從兩派工人之間的斗爭說起。

　?。?）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兩派組織的形成。

　　上海工人階級內部的兩派組織，是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和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簡稱赤衛隊）。工總司是在北京、上海紅衛兵支持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籌組，十一月九日召開大會成立的。[1]赤衛隊則是以老工人、黨團員、積極分子為基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籌委會，十二月六日正式成立的。赤衛隊保護上海市委，是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工人組織，上海市委支持這個組織。[2]這樣就在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形成了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赤衛隊為代表的保守派這兩大派組織。

　　這兩大派工人組織之所以被稱為造反派、保守派，是由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決定的。具體說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將斗爭的主要矛頭是不是指向黨員領導干部中的走資派，對于隱藏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間的走資派究竟是采取保護還是造反的態度。這是區別兩派工人組織的主要標準。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工總司和赤衛隊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這在安亭事件以及隨后的《解放日報》事件上比較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安亭事件，不僅是由于上海市委對工總司采取了“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對工總司的請愿予以答復，隨后又強令載有工總司成員北上赴京告狀的列車?？坑诎餐ぼ囌竞蟛虐l生的。安亭事件發生的時候，雖然赤衛隊還沒有成立，但是與赤衛隊觀點相似的保守派工人卻已經在運動中表現了出來。十一月九日，保守派工人就沖擊了工總司召開的成立大會。[3]這些保守派工人為了對抗工總司，隨后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赤衛隊?！督夥湃請蟆肥巧虾Ｊ形臋C關報，工總司和赤衛隊對待上海市委的態度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反映了出來。在這個事件中他們發生了嚴重的對峙，表現出對待上海市委的不同態度：工總司要對上海市委進行造反，而赤衛隊則是要對上海市委予以保護。

　　不論是安亭事件還是《解放日報》事件，不僅將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工總司和赤衛隊，還將上海市委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鮮明地表現了出來。不難看出，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兩派組織的形成，是與上海市委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存在密切關系的。赤衛隊是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成立的，是支持上海市委的，造反派則是要對上海市委進行造反，要在市委領導干部中間尋找走資派。這樣從利益屬性上來判斷，也就不難理解上海市委對于這兩派工人為什么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了。

　　從中我們看到，以工總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的發生為標志，上海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文革舞臺，他們的行動不僅遭到了上海市委的反對，還遭到了本階級內部保守派的制約。這表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今后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還會遇到不少困難。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沖破這些障礙以后才能不斷被推向前進。

　?。?）機關干部造反派組織的成立。

　　在文革形勢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上海市委機關干部中間也出現了造反派，他們從內部造反，和造反派工人、紅衛兵里應外合，將打擊的主要矛頭對準了上海市委以及各級領導層。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機關干部的造反行動是由上海市委寫作班牽頭，各級機關造反派積極響應，以機聯站為組織形式拉開序幕的。

　　上海市委寫作班在機關干部中間率先起來造反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對文化革命的先知先覺和政治敏銳性具有密切聯系。在毛澤東提出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就在當時第一書記柯慶施領導下成立了寫作班，下設文學組、歷史組、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從上海市委黨校、社科部門、大專院校和文藝協會選調了一批政治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筆桿子（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到寫作班工作，又從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抽調徐景賢擔任寫作班黨支部書記。不論從政治還是業務上，寫作班成員都是精兵強將，是一支具有戰斗力的隊伍。

　　寫作班先后在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張春橋和候補書記楊西光領導下，根據中央有關指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出發，審慎選題，部署寫作，研討文章，推陳出新，以丁學雷、羅思鼎等筆名，對在哲學、歷史、文學、電影、戲劇領域存在的“合二而一”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等問題進行了尖銳地批判，寫出了一批具有鮮明論戰色彩而又有說服力的文章，成為地方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標兵，有力地推動了上海的文化革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寫作班還為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文革導火線的文章提供過幫助。在姚文元構思、起草文章期間，為了尋找一個安靜、保密、安全的寫作環境，在張春橋安排下，寫作班專門在二樓為姚文元開了一間寫作室，由朱永嘉任組長的羅思鼎小組為姚文元搜集、整理明史資料。姚文元撰寫的這篇文章后來造成了那么大的反響，除了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和姚文元個人的努力以及姚文為正在進行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搖旗吶喊外，也是與寫作班提供的幫助分不開的。

　　由此看來，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寫作班就參加了文化革命的工作，站在了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列，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排頭兵。因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不論是從寫作班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還是從他們對于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乃至于平時所養成的服從黨中央領導的組織紀律觀念，以及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和黨政機關內部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所形成的強烈反差，都會驅使著他們從市委內部分化出來，舉起造反的大旗。從這方面來說，寫作班造反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寫作班畢竟是在張春橋的直接領導之下，又與姚文元具有密切的聯系，他們能夠在機關內部率先造反還是與張春橋、姚文元的指導和影響分不開的。從這方面來說，寫作班造反又是具有偶然性的。這從張春橋、姚文元與徐景賢、朱永嘉的談話中可以看得出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上海市委任命徐景賢、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組成員，替市委到處“救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下發后，徐景賢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反思，不想再這樣為市委效勞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駐北京辦事處“摸氣候”，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了他，要他帶口信給徐景賢，告訴他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執行了錯誤路線，要他帶領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過了幾天，姚文元又和徐景賢通電話，問他“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意思很清楚，張、姚要他放下工作上“前線”，是要他和上海市委劃清界線，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這樣上海市委寫作班全體人員就起來造了市委的反。

　　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上海西效養病，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主持市委日常工作，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炮轟下，要徐景賢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眾作的檢查，還讓他列席市委常委會，使他了解了許多內情，因而他對市委的批判就更顯得針鋒相對，證據確鑿，切中要害，格外有力。[4]

　　正是因為這樣，他們的造反行動才被稱為“心臟爆炸”、“后院起火”。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副書記郭仁杰等人聯絡了《支部生活》造反隊、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市委黨校革命造反聯合戰斗隊，共同發起了批斗市委大會。他們的行動得到了上海紅革會和工總司等造反組織的支持。紅革會動員了八千多人前來助威，工總司也派了一千五百多人前來聲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以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為首的機關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召開了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書記、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級領導干部到場接受批斗。會場四周懸掛著的大幅標語上寫著“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市委寫作班在大會上宣讀了集體“造反聲明”，徐景賢作了《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發言中稱：上海市委“始終貫徹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的黨組織“從上到下貫徹了一條黑線”。會后發行了十萬份題為“市委心臟爆炸，曹家后院起火”的會刊。這次大會后成立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徐景賢、郭仁杰、王承龍（《支部生活》造反隊負責人）等為負責人。[5]

　　他們的行動開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政機構內部造反的先河。徐景賢帶頭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機構內部的造反派紛紛殺將出來，他們成立的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以及各個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繼續向上海市委、市人委進攻。一九六六年冬天，徐景賢騎著自行車，以市委聯絡站負責人的名義，往來奔忙于上海各個造反大會的會場之間。每到一個地方，他就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著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說，然后匆忙地趕往下一站。在他看來，這真是一個火熱的冬天??！[6]

　　對于上海以寫作班為代表的機關干部的造反活動，毛澤東是支持的、贊賞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時說：“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干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7]第二天下午，姚文元就給徐景賢打電話，將毛澤東對他們支持的話作了傳達，同意徐景賢可以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小范圍內吹吹風。[8]這進一步鼓舞了市委機關造反派的士氣，激勵了他們的造反行動。

　　從中可以看到，機聯站是由寫作班牽頭、市委機關造反派組成的一個群眾組織。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情況下，市委機關干部已經出現了分化，紛紛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由于這些干部平時在市委機關工作，熟悉、了解市委機關的內幕及其情況，又具有敏銳的政治能力、豐富的經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組織管理能力，因而一旦他們起來造反，與社會上進行造反活動的紅衛兵、工人里應外合，就會起到造反派紅衛兵和工人難以起到的作用。因而以寫作班為核心的機連站也就很自然地在造反行動中發揮著某種領導作用。這樣也就不難理解他們的造反活動為什么被稱為“心臟爆炸”、“后院起火”，后來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后要把機連站作為他們的工作機構了。[9]

　?。?）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是上海市委大院門前的一條街道。文革進入到十二月下旬的時候，上海工人階級內部的造反派工總司和保守派赤衛隊這兩大組織聚集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大院，在對峙中矛盾激化并出現了激烈沖突，釀成了康平路事件。這個事件對上海文革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康平路事件的誘因。

　　康平路事件的發生，還是要從上海工人階級內部工總司和赤衛隊這兩派群眾組織的斗爭說起。這兩派群眾組織是文革開始后上海工人在如何對待中共上海市委的斗爭中形成的，工總司是造反派，赤衛隊屬于保守派。在安亭事件上，工總司的造反行動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和支持，逐步取得了上海市文革的領導權。這樣就引起了赤衛隊的不滿，于是赤衛隊開展行動，謀求本派在文革發展中的地位。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要求市委承認赤衛隊為革命群眾組織，制止工總司的打、砸、搶活動、反對張春橋簽字同意的“雙五條”、要求張春橋回上海作檢查等八項要求，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長曹荻秋在壓力下簽字同意了赤衛隊的要求。[10]由于當時工總司和赤衛隊兩派斗爭非常激烈，中央支持工總司的造反行為，赤衛隊又是保衛過上海市委的，盡管曹荻秋是在壓力下簽的字，還是將上海市委對待兩派群眾組織的不同態度展現在了人們面前。這樣就不僅激化了兩派之間的矛盾，也使上海市委在文革中處于被動地位，所以在第二天召開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書記陳丕顯批評曹荻秋不應該簽這個字，要曹荻秋給赤衛隊做做工作，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墒?，赤衛隊的工作還沒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總司又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大會，要求曹荻秋到場，并當眾宣布：給赤衛隊簽過字的八條作廢，赤衛隊是?；式M織。[11]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赤衛隊總部知道了曹荻秋在工總司的大會上宣布了對他們八條要求簽字作廢的聲明，于是晚上在共舞臺召開赤衛隊各廠的干部大會，討論應對的措施，一致要求赴京告狀。二十六日，一些地區的工人造反派統一行動，沖了各廠赤衛隊的辦公室。二十七日凌晨，赤衛隊派陳英烈為代表去康平路請愿，要求曹荻秋承認簽字繼續有效。下午，王玉璽在赤衛隊總部召集各區聯絡員會議，調集人馬去康平路聲援在那兒談判的代表。次日，他們又給中央和國務院拍發了緊急電報。從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起，大批赤衛隊員群聚于康平路市委機關。據有關方面估計，有兩、三萬人。他們進入了康平路大院之內，在市委機關擺開了陣勢。[12]康平路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各方的反應及其概況。

　　康平路事件發生后，當時各方的反應如何呢？

　　1）機聯站的反應。

　　機聯站是以上海市委寫作班領銜的。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聽說后，決定親自到現場走一遭，觀察形勢后，再商量對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他手持市委機關工作證，為了防止被人認出來，還戴上了一個大口罩，擠過層層包圍圈，進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看到，樓梯頭、走廊邊、草坪上、樹蔭下，全是戴著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

　　原來住在康平路大院里的市委領導人，已經撤走了；連一向聲稱不害怕群眾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也帶著家屬轉移了。整個大院里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家屬以及張春橋的一家。赤衛隊的頭頭們進入康平路大院以后，到過張春橋的家里，要求張的妻子李文靜為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反映赤衛隊的要求，隨后就退了出來?？聭c施、張春橋的家屬，都是安全的。

　　徐景賢再返回到大院里，觀察動靜，只見赤衛隊員們因為總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見不到陳丕顯和曹荻秋，情緒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筆在墻上寫大標語：“曹老頭決沒有好下場！”“赤衛隊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發泄自己的不滿。在現場看不到有人在做宣傳鼓動，加上隊員們通宵集合包圍市委，大家根本沒有休息，當時許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著背，臉上顯露出十分疲憊的神色?？吹竭@些情景，徐景賢心想：市委這下子徹底被動和孤立了，因為把兩派群眾都得罪了。他覺得現在正是從政治上瓦解工人赤衛隊的最好時機。

　　這個時候，徐景賢看到有許多打著上海工總司旗幟的隊伍向康平路涌來，迅速把康平路大院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來。徐景賢上前一問，是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有的人還說什么“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我們是來保衛中央文革的”！這時，在康平路大院門口，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著，互不相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徐景賢馬上回到寫作班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他說：“‘工總司’這種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現在是一座空城，讓赤衛隊呆在那里，沒有幾天就會潰散的?，F在二兵團調了大批隊伍去包圍，反而刺激了赤衛隊的情緒，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歷史組的朱永嘉說：“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準備召開全市的批判大會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讓康平路去唱‘空城計’，不要睬它。”

　　哲學組的郭仁杰說：“趕快想辦法找找‘工總司’和二兵團的頭頭王洪文、潘國平和耿金章，要他們把隊伍撤走。”

　　于是，徐景賢要市委寫作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找王洪文他們，可是到處找不到。他說：“這樣對峙下去，雙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動了。我們還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頭對準市委，從政治上瓦解赤衛隊。”

　　徐景賢馬上通知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在康平路大院邊緣上的一百八十一號樓里，設立一個聯絡點；要黨刊《支部生活》編輯部造反隊負責，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樓上，安裝起幾只高音喇叭。徐景賢布置歷史組、文學組的幾支筆桿子，立刻起草傳單；徐景賢自己也撰寫了一份《赤衛隊為什么要大鬧龍宮？》，呼吁赤衛隊員們反戈一擊，殺回工廠去，向市委的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傳單寫好后立刻被打印出來，還抄成大字報，在康平路大院周圍散發和張貼，并且通過高音喇叭連續向大院內廣播。經過政治攻勢之后，有一批赤衛隊員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從人縫里溜走了，留在大院里堅持不走、被包圍著的還剩一萬多人。[13]

　　寫作班歷史組組長朱永嘉后來也回憶說：“我們辦公地點在武康路二號，離開康平路市委書記處辦公的院子很近，所以很快就知道了康平路院子內發生的情況。我的態度是坐山觀虎斗，是市委與‘赤衛隊’之間鬧家務事，樂得在一旁看戲。這個思想怕是當時造反派比較普遍的想法，并沒有想到如何馬上去應對這次事件所可能帶來的結果。”[14] 從中我們看到，在赤衛隊到達康平路市委大院以后，以寫作班為代表的機聯站并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反應，而是抱著旁觀的態度，看著上海市委和赤衛隊進行“內斗”，靜待事態的發展。他們只是從形式上看到了赤衛隊與上海市委之間出現的矛盾，卻沒有意識到這種狀況發展下去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也就是由于赤衛隊和上海市委在立場上存在著一致性，仍然有著在一定條件下化解矛盾聯手掌握上海文革領導權的可能性。正是因為缺乏這樣的清醒認識，在召開寫作班會議研究如何應對工總司和赤衛隊之間對峙的時候，徐景賢等人才提出要王洪文、潘國平、耿金章他們把工總司的隊伍撤走，讓赤衛隊自生自滅的主張。

　　2）上海市委的反應。

　　赤衛隊到上海市委大院“造反”，要求市委撤銷曹荻秋在工總司大會上對八條要求的否決，踐行曹荻秋與赤衛隊簽字的八條要求，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委是什么態度呢？

　　當時在寫作組工作的朱永嘉事后回憶，赤衛隊到達康平路市委大院后，曹荻秋沒有出來接見他們，是馬天水出來與他們進行談判的。談了一天，并沒有什么結果。由于談判沒有取得進展，為了防止事態惡化，曹荻秋只好出面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曹荻秋進入康平路大院與赤衛隊的代表談判，相持到深夜。陳丕顯從西效賓館打電話給曹荻秋的秘書，要他轉告曹荻秋，如果赤衛隊提出要市委承認他們是合法的群眾組織，可以同意，他們要求給予物質上的方便，也可以答應。[15]陳丕顯后來回憶道：“在這個關鍵時刻，荻秋同志趕到市委機關，同‘赤衛隊’進行了耐心的談判，做了許多解釋教育工作，并同意了‘赤衛隊’的合理要求。29日下午，‘赤衛隊’準備撤出康平路。”[16]

　　從中不難看出，當時赤衛隊是在上海市委與他們做了許多工作，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以后，才同意撤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這樣上海市委和赤衛隊就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出現這樣的結果，除了赤衛隊向上海市委施加壓力的因素以外，從深層來說還是與他們彼此之間在文革立場上的一致性所致。

　　正是因為這樣，不論是作為第一書記的陳丕顯還是市長的曹荻秋都不會不明白赤衛隊到達康平路的目的。雖然赤衛隊也喊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號，但是這不過是他們進行斗爭的策略，其真實意圖還是要保護上海市委的。陳丕顯后來也對此予以了說明。他說：“那時候，雙方都喊‘打倒曹老頭’，但我們明白‘赤衛隊’喊‘打倒曹老頭’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曹老頭’，而是要保‘曹老頭’，保上海市委，防止‘工總司’奪上海市委的大權。他們喊‘打倒曹老頭’是一種斗爭策略，以免被對方說成是‘?；逝?rsquo;。

　　對于這一點，張春橋他們也看得非常清楚。”[17]

　　陳丕顯說的不錯，張春橋確實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在赤衛隊立場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去“造反”，他們的真實意圖還是為了取得上海市委的支持，以便在文革中取得主動地位，掌握文革的領導權。

　　3）造反派在張春橋指導下展開行動。

　　張春橋在得知赤衛隊到上海市委“造反”的消息后，作出了什么樣的反應？又采取了什么樣的措施呢？

　　其實，在康平路事件之前，張春橋就對陳丕顯主持的上海市委有著清醒的認識。十二月二十三日，張春橋在北京接見上海工總司代表時，依據文革開始后他對于上海市委的觀察，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陳丕顯這個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揮。我們認為他還是很有實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楊西光，保得很厲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對他講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來，對他說‘我和春橋、文元當你的參謀、顧問’，但是他根本不聽江青、中央文革的話，沒有這樣做。特別使我吃驚的是，‘安亭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打電話到中央問那么多問題：‘究竟中央文革給了張春橋多大的權力呀？’‘他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態度很壞！”

　　“我要告訴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現在，上海的情況很復雜。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定局，‘工總司’要提高警惕，當心勝利的果實被別人奪走！當心陳丕顯摘桃子！”[18]

　　從中可以看到，康平路事件發生前，張春橋就對上海造反派組織——工總司交了底，將上海文革的復雜性告訴了他們，讓他們提高警惕，緊緊抓住文革的主動權，在陳丕顯立場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防止他搶走了文革的勝利果實，通俗地講，就是摘了桃子。

　　正是因為這樣，當張春橋獲悉了赤衛隊到康平路上海市委“造反”的消息后，為了防止赤衛隊和上海市委聯手搶奪上海文革的勝利果實，就立即采取了果斷措施：

　　一是打電話給李文靜，讓她轉告寫作班造反派。他說：“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么看著不動？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簽字同意赤衛隊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衛隊的了，桃子就要被赤衛隊摘去了。想辦法告訴工人造反派，趕緊動員工人去康平路，對赤衛隊搞政治攻勢，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輕易投降。左派不能站在旁邊看，要把領導權掌握過來。不然變成赤衛隊和市委斗，將來勝利果實到他們手里。這件事革命左派不能坐視，要奪回領導權，不能讓赤衛隊直接和市委接頭，勝利果實可能被人搶走。”[19]

　　二十九日早上，李文靜給上海市委寫作班書記徐景賢打電話，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她說：“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橋通了電話，講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況，春橋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要告訴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組織注意，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

　　隨后，徐景賢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員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還和幾位領導核心商量如何落實張春橋的指示。徐景賢說：“春橋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們造的反，讓赤衛隊摘了果子，豈不前功盡棄？我們召開大會的口號看來要升級了，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會一過年就開，口徑要統一，按春橋同志的電話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20]隨后，寫作班就如何聯合工人造反派以及進行宣傳等問題作出了部署和安排。

　　二是給上海工總司打電話。張春橋知道，單純依靠機聯站一群秀才和機關工作人員，是對抗不了赤衛隊的，因而他在給寫作班打電話的同時，還給上海工總司打了電話。當時上海工人造反派實際上是兩支力量，一支是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總部，一支是以耿金章為首的工總司二兵團。他在北京打電話，找不到王洪文和潘國平，于是通過他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打電話給在北大未名湖旁的招待所的耿金章，要耿金章立即回上海，上海發生緊急情況了。耿金章問是什么事，何秀文說，你不要再問了，回上海就知道了。次日上午耿金章就乘飛機趕回上海。下午兩點召集二兵團的常委們開會，會上說了赤衛隊沖進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沖了張春橋、柯慶施的家，又說王洪文（實際上是徐景賢）在衡山賓館成立了臨時指揮部。

　　耿金章在召開二兵團常委會后，便立即設法集合兩萬多人去廣元路一帶加強康平路周圍造反隊的力量，把通往市委書記處大院的道路都切斷了，以防各區的赤衛隊員前去增援。而耿金章則進入了衡山賓館二樓現場的臨時指揮部。[21]

　　后來，張春橋找到了王洪文，從北京給他打電話說：“你要當心‘赤衛隊’把‘打倒曹老頭’的革命口號接過去，乘機撈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奮戰得來的勝利果實，取‘工總司’而代之！”[22]到了晚上，王洪文才趕來二兵團的總部，最后匯合在臨時指揮部，決定各區指揮部的聯絡站及各廠基層的赤衛隊由王洪文、戴立清指揮工總司的造反隊處理，康平路現場歸二兵團解決。造反派以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張春橋的家，鼓動造反隊員與赤衛隊決斗的情緒。攻擊的時間選擇在三十日的清晨。[23]

　　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工人造反派說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張春橋的家，是沒有依據的。張春橋夫人李文靜說：“有幾個赤衛隊員進到家里，是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后來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門外走廊和樓梯口站著或坐著，以后也沒有再來。”柯慶施夫人于文蘭說：“有人敲門進屋，但進屋一看到柯老的遺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沒有再來。”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曾寫了一張名為《造謠派破產》的辟謠傳單，上面寫道：“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我向大家介紹一下情況，赤衛隊員是到我家來過，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們并沒有抄家。”張維維說明了事實真相以后還遭到了一些人的攻擊，他們稱張維維是“鐵桿?；史肿?rdquo;，說“張維維和她的父親張春橋同志不是一路人”。[24]

　　由此可見，雖然當時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家屬紛紛離開了大院，大院內只剩下了柯慶施、張春橋的家人，但是赤衛隊并沒有去抄家。即便鼓舞士氣，造反派撒這樣的謊言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就將嚴肅的政治斗爭庸俗化、陰謀化，嚴重損害了造反派的聲譽。張春橋發現以后提出了批評，讓徐景賢轉告造反派，再也不要提抄家這樣的事了。[25]

　　這個時候在采取什么方式處理赤衛隊的問題上，造反派內部產生了分歧。寫作班主張通過宣傳，瓦解赤衛隊的斗志，而耿金章卻是主張進入市委大院，將赤衛隊趕走。二十九日晚上，在緊挨著康平路大院的榮昌路六十號臨時指揮部里，徐景賢派的王承龍、朱維錚和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耿金章在知道了張春橋的來電以后，不愿用文攻，繼續增調大批工人造反派，急于指揮他們打進去。[26]由于造反派工人是主力，在爭論中最終還是占了上風，決定進入市委大院將赤衛隊趕出來。

　　三十日凌晨三點，二兵團的造反派在孫玉喜帶領下開始從大院的前門和后門發起攻擊，曹荻秋在書記處三樓的窗口看著造反派向赤衛隊發動進攻的情景，赤衛隊談判代表讓人將被打傷的赤衛隊員抬到曹荻秋面前，曹荻秋跑到廣播室，呼喊雙方停止武斗，讓赤衛隊安全撤出。至清晨六點，康平路大院全部被造反派占領，赤衛隊員蹲在大院的草地上，連市長曹荻秋自己也被二兵團的人帶走了，把他安置在東湖路的軍人俱樂部，上海黨和政府的威信掃地。[27]

　　七點鐘，近兩萬名赤衛隊員排成單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傷送至醫院治療。工人造反隊員還繳獲幾百箱餅干。赤衛隊三百多名骨干被工總司扣押。當晚，赤衛隊總部被解散，各區的大部分赤衛隊基層組織相繼被取消。[28]

　　這是文革歷史上的第一次武斗。武斗結束以后不到半小時，張春橋從北京親自打電話給徐景賢，向他詳細詢問了武斗的情況，徐景賢一一作了匯報。

　　張春橋聽完匯報后，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一定要始終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指明這場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引起的，他們才是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臨了，他又說：“再也不要提‘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了！”

　　徐景賢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幾天，我們準備集中全力，召開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牢牢把握斗爭的大方向。”[29]

　　三十日早晨，赤衛隊總部得到康平路大院內赤衛隊全軍覆沒的消息，決定在人民廣場集會抗議造反派的行動。紅革會知道以后，立即組織宣傳車在人民廣場進行干擾。當赤衛隊通過西藏路向人民廣場集結時，王洪文則調集人馬在西藏路一帶攔截了這部分赤衛隊，把他們包圍起來繳獲了大量赤衛隊的袖章。

　　造反派為了進一步消除后患，根本上鏟除赤衛隊的組織結構，工總司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還發出了一則《特急通令》，在這份通令中，它下令把工人赤衛隊上?？偛考案鲄^、縣分部的頭頭抓起來，押送公安局。各工廠企業工人赤衛隊頭子中，有反無產階級司令部言行的也一律抓送公安局。所以從三十一日晚上起，工總司與二兵團便開始抓捕赤衛隊的骨干押送公安局的行動了。在短短的十多天內，被造反派扭送到公安局扣壓的赤衛隊骨干有61名，屬于區、縣二級的赤衛隊負責人有23人。就康平路事件本身而言，它的過程便到此為止了。[30]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平路事件是上海市委、赤衛隊和工總司圍繞是否踐行八條要求而引發的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從形式上看是上海市委與赤衛隊之間出現了矛盾和沖突，但是由于他們在文革的立場上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實際上還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這預示著他們存在聯手取得文革領導權的可能性。赤衛隊到達康平路的行動起初都沒有引起機聯站、工總司的重視，他們是在張春橋的提醒并指導下才到達康平路并參與到這一事件中去的。至于強行將赤衛隊趕出市委大院是工總司自行作出的決定，而非出自于張春橋的指示?？灯铰肥录且怨た偹緸榇淼脑旆磁傻膭倮娼Y束的。

　?、?康平路事件在上海文革發展中的作用。

　　康平路事件是由赤衛隊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游行、示威引起的。要分析這起事件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還是要從兩派的政治立場及其在文革中的不同作用說起。

　　我們知道，工總司和赤衛隊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兩個群眾組織。兩派的形成緣自于他們對待上海市委的不同態度。工總司是造反派，赤衛隊屬于保守派。上海市委在文革中支持赤衛隊，與工總司則處于對峙狀態。在兩派工人的斗爭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支持造反派，希望能夠做好保守派工人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轉變立場，站到造反的行列中來。這在安亭事件和隨后發生的《解放日報》事件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對待兩派工人的問題上，中央是與上海市委存在嚴重分歧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到底那一派工人的行動才符合文革發展的要求呢？

　　“十六條”明確指出：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31]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領導層，因而造反派工總司將矛頭對準上海市委及其下屬各級黨組織，是符合文革發展要求的。而保守派赤衛隊則是反對這樣做，因而他們的行為是與文革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正是因為這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才對工總司的造反行動采取了支持的態度。

　　這樣在兩派工人的斗爭中，保守派赤衛隊希望依靠他們在保護上海市委過程中所形成的密切關系，讓上海市委承認自己是革命群眾組織，以便借助上海市委的影響力，在上海文革發展中取得主動地位，奪取文革運動的領導權。雖然彼此之間是心照不宣的，但是鑒于當時兩派工人的斗爭態勢、上海市委自身的處境以及中央對于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海市委在對赤衛隊的表態上表現出猶豫不決乃至于出爾反爾的態度。這在曹荻秋對赤衛隊的表態上展現出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成為眾矢之的，防止在洶涌澎湃的文革大潮面前處于更加孤立、被動的狀態，反映出上海市委領導人在兩派斗爭的氛圍中瞻前顧后、患得患失的心態。

　　我們注意到，在康平路事件發生的時候，張春橋和上海造反派的反應是不同的。從寫作班來說，他們抱著坐山觀虎斗的態度，靜看事態的發展。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當時工總司也沒有對此及時做出反映。造反派沒有意識到赤衛隊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行動會對下一步上海文革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張春橋的看法卻與他們不同。在獲悉了這個消息以后，鑒于赤衛隊與上海市委的密切關系，從中央支持造反以及上海兩派斗爭的大勢出發，張春橋敏銳地意識到赤衛隊到上海市委的“造反”行動，極有可能讓赤衛隊與上海市委達成某種默契，將造反的旗幟被赤衛隊緊緊抓在手中。這樣在赤衛隊的立場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上海市委又是對文革持抵制態度的情況下，他們就會聯手控制上海文革的領導權，致使造反派處于被動、孤立的狀態，甚至有可能使上海的文革付諸于東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張春橋才給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耿兵章打電話，要他們派工人造反派到康平路去。同時，又給他的夫人李文靜打電話，要她告訴寫作班，立即組織動員起來，配合工人造反派的行動，防止赤衛隊與市委聯手奪得上海文革的領導權。

　　從中可以看出，張春橋對赤衛隊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的行動是敏銳的，這與造反派表現出的默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認為在赤衛隊和上海市委的立場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時候他們聯起手來，就會將造反派架空，奪取上海市的文革領導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防止陳丕顯和赤衛隊摘了桃子。[32]張春橋將這個事件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用通俗、形象的語言表述出來，不管造反派的文化水平如何，都是不難理解的。這對于調動造反派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認識能力和水平，防止上海文革領導權的旁落，當然是有意義的。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張春橋當時只是要求造反派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去，其目的還是為了顯示造反派的力量，給上海市委施加壓力，防止他們向赤衛隊妥協，與赤衛隊聯合起來控制上海市的文革領導權，并沒有說要工總司去進行武斗。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工總司在與赤衛隊的對峙中還是出現了武斗。從中可以看到，武斗的決定是由工總司負責人自己決定的，與張春橋并沒有直接關系。因而這個責任應該由工總司負責人自己來承擔。

　　雖然徐景賢在康平路事件以后，也在電話中向張春橋匯報了事件的經過，張春橋也知道在此過程中發生了武斗，但是他在指示中還是將矛頭對準了上海市委，而不是赤衛隊。這是因為赤衛隊雖然與工總司的政治立場不同，對文革持保守態度，但是他們與造反派工人一樣都屬于工人階級中的成員，是教育、爭取的對象，并非文革的重點。這說明張春橋不是把保守派赤衛隊而是把上海市委作為文革的重點。這個主張是與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相一致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工總司和赤衛隊是上海工人階級中的兩大派組織，他們在康平路事件中的斗爭，實質上就是要爭奪上海文革的領導權。這是因為工總司是響當當的造反派，而赤衛隊則是與工總司相對立的保守派組織，在赤衛隊沒有轉變立場的情況下，他們在康平路事件中斗爭的勝負直接關系到究竟由誰來領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工總司在斗爭中獲得了勝利，那么上海文革就會在造反派的領導下進行；反過來如果赤衛隊獲得了勝利，那么上海文革就會在保守派的領導下進行。由于兩派對待上海市委的態度不同，那么上海市委在兩派爭奪文革領導權的斗爭上究竟要支持哪一派，也是不難想象的。一旦出現那樣的情況，就會形成上海市委聯手赤衛隊來掌握上海文革領導權的局面，上海市的文革無疑會被引向歧途。這是張春橋竭力要避免的。

　　康平路事件雖然最終是以工總司的凱旋而告結束的，但是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還是發生了武斗，這樣就開了大規模武斗的先河。在這方面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顯然負有更大的責任。工總司的行動雖然符合文革的要求，具有正義性的一面，但是畢竟在事件過程中發生的武斗，是違背“十六條”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要求的。[33]從這里我們看到，康平路事件中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的行為具有兩重性：一是勇于造反、符合文革發展潮流的正義性；一是采取措施、手段上的非正義性。這種用武斗來消除對方抵抗的行為固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卻給以后解決文革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造反派是在文革發展中不斷壯大的。工總司在搞垮了赤衛隊以后，吸收了大量的赤衛隊工人，這使得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上海工人階級的凝聚力增強了，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這無疑為下一步進行的全面奪權和上海文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還要指出的是，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康平路事件中沒有發生頑強的抵抗，除了上海造反派力量的強大以及采取了果斷行動外，也是與上海赤衛隊中的工人所具有的組織紀律觀念和思想覺悟分不開的，同時又與上海市委領導人盡管與赤衛隊站在一起并支持他們的行動，但是卻沒有與他們死死地捆綁在一起，也沒有給予他們實質性的幫助密切相關。這無疑對上海文革的下一步發展是有利的。

　　由此我們認為，康平路事件在上海文革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通過這個事件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最終打垮、收編了保守派赤衛隊，解決了上海市委所依靠的社會力量。造反派在上海文革的舞臺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掌握了文革的領導權。后來，張春橋對山西太原的造反派代表講話時談到了這個事件，他說：“‘赤衛隊’進入康平路以后，我們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斗，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造反派占優勢了。”[34]此時的上海市委在經過了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的重重打擊之后，已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這樣就為下一步進行的全面奪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造反派領銜發布《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在上海文革形勢蓬勃發展的時候，造反派領銜發布了兩個文件——《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兩個文件是在上海進入全面奪權的時刻發布的。當時為什么要發布這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發布后，又對上海文革的發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發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就是要大家在文革中不要脫離生產鬧革命，而是要執行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那么，這個“人民書”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發布的呢？

　　1）《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發表的背景。

　　康平路事件雖然是以造反派的勝利而告結束的，但是赤衛隊并沒有善罷甘休，而是在王玉璽帶領下聯合了一幫人，要到北京上訪告狀。在他們到達上海郊區昆山縣的時候，造反派工人將他們攔住了。兩派工人在昆山的對峙和斗爭，造成了上海鐵路的中斷，并驚動了中央。

　　上海鐵路局調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衛隊員，在離開了工作崗位后造成運輸無人指揮，上海鐵路交通中斷。從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時中，停開客車二十六列，五萬多旅客不能上車，五萬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開貨車三十八列，中途停車二十二列，貨物積壓數萬噸。在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干部普遍受沖擊，黨政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再加上這一嚴重事件，使上海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于極度混亂。[35]

　　上海出現的問題迅速報告中央，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解決上海問題的會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給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打電話，張春橋給上海造反派打電話，要他們攜手解決上海出現的問題。

　　我們先看周恩來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電話的情況。

　　文革開始后，陳丕顯一直在養病，由市長曹荻秋在一線主持工作，但是重要的決定還是要由陳丕顯來“拍板”?，F在曹荻秋遭到沖擊，開展不了工作了，因而解決昆山事件造成的交通癱瘓問題就要由他代表市委出面來解決。這個時候北京傳來消息，說中央決定要陳丕顯出來工作，首先整頓鐵路秩序，并說周恩來直接給陳丕顯打電話。一月一日凌晨三點多，周恩來將電話打到了上海北站鐵路公安局。

　　周恩來詢問了昆山事件的情況，陳丕顯在電話里作了簡要匯報后，周恩來說：“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昆山事件’要盡快解決，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斷。”

　　周恩來又說：“對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態發展下去，要緩和一下形勢。”“革命秩序要搞好，這樣才能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

　　陳丕顯說：“我聽從總理指示。我現在已在鐵路局，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

　　周恩來高興地說：“那好，我等著你的回音！你還有什么問題嗎？”

　　陳丕顯揀心中感到最困惑的問題對周恩來訴說道：“總理呀，有些問題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處境異常艱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黨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時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這樣下去不行啊……”

　　周恩來聽著陳丕顯的訴說，也十分坦誠地說：“阿丕，這些問題我很難回答你啊。但有一條，大不了就罷官嘛。沒罷官之前，照樣工作。你好自為之吧！”

　　陳丕顯思考一陣以后，立即叫秘書通知各造反組織的負責人到市委東湖招待所連夜開會。[36]

　　當時事態緊急，首先要恢復鐵路交通秩序問題。但是，市長曹荻秋已經難以開展工作，第一書記陳丕顯卻是在病休，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才親自給陳丕顯打了電話，動員他出來參加工作。從陳丕顯在電話中說的文革要不要黨的領導、文革究竟如何搞以及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來看，他對文革是存在強烈的抵制情緒的。這種態度決定了此后他在文革中的政治命運。

　　要解決上海的鐵路交通秩序問題，不僅需要上海的領導干部，而且還需要造反派的配合與參加，于是張春橋就給上海造反派——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打電話，要他告訴造反派和市委領導干部一塊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九六七年元旦零時十分，張春橋給徐景賢打電話。他在電話那頭著急地說：“上海的赤衛隊鬧著要乘火車到北京來告狀，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有一個赤衛隊的頭頭，名字叫王玉璽，他利用職權同意調車，我們知道了都很生氣。剛才中央開會研究了，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鐵路分局去對王玉璽采取措施。同時，還告訴陳丕顯，讓他召集各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開一個會，討論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穩定下來。赤衛隊幾千人上北京的話怎么辦呀，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嘛！不過，現在陳丕顯說話可能不靈了，造反派的頭頭們不肯聽他的，所以我打電話給你，你可以在會上說一說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徐景賢聽完電話，趕快穿衣起床，乘市委辦公廳派來的小車到達東湖路市委招待所。[37]

　　從中我們看到，工總司和赤衛隊在昆山的對峙造成鐵路交通癱瘓后，中央要求上海領導干部和造反派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恢復鐵路交通問題，而要恢復鐵路交通問題，就要解決工總司和赤衛隊在昆山進行的對峙和沖突。為了使上海市委和造反派合作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張春橋才分別給陳丕顯、徐景賢打了電話。

　　接到開會的通知后，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絡繹不絕地來到了東湖招待所的餐廳。北京和外地的幾個著名的紅衛兵組織駐滬聯絡站的負責人，幾乎都到齊了，有北大的捍衛團、清華的井岡山、北航紅旗、北京地質學校、體育學院、電影學院，此外，還有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的駐滬紅衛兵代表。上海的紅衛兵組織有紅革會、紅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等。工總司的王洪文來得比較遲，他穿著一身較舊的黃綠色棉軍裝，戴著雷鋒式的棉軍帽，滿臉病容，他翁聲翁氣地對徐景賢說：“我這幾天感冒了，正在發燒。今天開什么會呀？”徐景賢便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

　　最后一個來到會場的是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他雖然打著工總司的旗號，但根本不聽王洪文和潘國平的。耿金章披著一件軍大衣，足蹬一雙高筒皮鞋，咋咋呼呼地說：“我剛剛從昆山回來。被我們從康平路打走的赤衛隊又集中起來了，他們在北站沒有上得了火車，幾千人轉移到昆山，準備從那兒上火車。我已經把我們二兵團的隊伍調去了，把赤衛隊堵住在昆山城里……”。

　　大家聽到他從昆山帶來的消息，馬上議論紛紛，對如何處理目前這些混亂的局面，各抒己見。

　　正當與會者議論的時候，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來了。當時他還兼著上海警備區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軍裝，一進門就告訴大家：“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偫硪液透鱾€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協商，一起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接到電話以后，我趕到上海鐵路分局了解情況去了，那個調度所的負責人王玉璽，擅自簽字同意發車，破壞交通，我已經按照總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來……”。

　　陳丕顯邊說著邊脫下軍大衣，然后在白布鋪成的長條桌子前面坐下，繼續向大家介紹上海當前的嚴重局勢：

　　“……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昆山一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八十多個工作人員中，有七十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線的鐵路交通，已經完全中斷。從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現在的二十六個小時中，已經停開客車二十六列，有五萬多旅客不能上車，還有五萬多旅客被阻攔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的貨車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還有二十二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嚴重的，就是整個上海市只剩一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來扭轉這個局面。”

　　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們聽說了這么嚴重的情況，你一言我一語地嚷開了，有的指責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有的要陳丕顯自己到昆山去處理問題，還有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乘機要陳丕顯批條子給他們配備幾輛摩托車做聯絡用。

　　徐景賢一看這個混亂的局面，覺得離開張春橋的電話要求太遠了。但是，在這樣的時刻假如由他出面幫陳丕顯說話，難免有當?；逝傻南右?。于是，他走到會場正中，站在陳丕顯的對面，先將他批判了一番。他說：

　　“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里去，使滬寧線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應該對這個局面負責呢？就是你，陳丕顯。你這個市委第一書記長期躲在幕后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臺，你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植了一支赤衛隊，然后又想把赤衛隊甩掉。你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禍首，這筆帳我們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著，徐景賢傳達了張春橋剛才打給他的電話。大家一聽，覺得他的來頭不小，就安靜下來，炮司的幾個紅衛兵還一句一字地記下張春橋的“中央文革特急來電”，馬上出去印發傳單了。徐景賢順勢出主意說：“現在我們這些造反組織，要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群眾把矛頭對準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反戈一擊，回到上海的各個崗位上來，抓革命、促生產。我們還要勒令市委的各級領導干部堅守崗位，聽從革命造反派的指揮，維護上海的革命秩序，這個聲明寫好以后，讓陳丕顯簽字馬上送到市委印刷廠去，大量印發。……至于昆山那一邊，剛才我已經和‘工總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過了，我們立刻趕到那里去，做做赤衛隊的工作，動員他們回上海。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堅決和各兄弟組織的戰友們站在一起，并肩戰斗！”

　　大家同意徐景賢的建議，徐景賢又問陳丕顯同意不同意？在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后，他們當場進行了分工，中央音樂學院駐滬的紅衛兵舒澤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楊小兵愿意執筆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陪在旁邊等著簽字付??；至于徐景賢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帶了其他幾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立即奔赴昆山。

　　徐景賢和幾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在昆山活動了一整天，又趕往蘇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廠里，集中了上千名潰散的赤衛隊員。徐景賢和造反組織負責人與鐵路分局協商后調來一列客車，大家蜂涌上車，抵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38]

　　王洪文雖然參加了一日凌晨的會，但是對于會議召開的情況摸不著頭腦，因而也就在會議上沒有發言。會后他立即給張春橋打電話，沒有打通，于是在一月二日叫了陳阿大、廖祖康等坐飛機到北京，由聶元梓接待，負責聯系。三日晚，他們在《解放軍報》社二樓見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說：“陳丕顯出面，出乎我們意料。他秘書說他病得厲害，怎么突然出來了？我們想請示一下。”

　　張春橋說：“這件事我們商量過。曹荻秋說話顯然沒人聽了，沒有人出來不行。我們三番五次勸陳出來工作，他硬是拖著，不著急出來。你們從上海來的人都說陳丕顯是幕后操縱，應該拖他出來表演一番?，F在出來了就好了。”

　　王洪文說：“陳丕顯一出來就高姿態。”

　　張春橋說：“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39]

　　從中我們看到，當時陳丕顯不僅出來工作了，而且還是比較積極的（即高姿態），因而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等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道這葫蘆里到底賣得什么藥，才向張春橋詢問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陳丕顯對于文革的態度究竟如何，他的變化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立場上的改變，這個時候張春橋也一時難以判定，因而只好對他們說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話，意思是說，究竟如何那還是要看陳丕顯以后對待文革的態度了。

　　一月一日凌晨在上海市委東湖招待所開會討論后起草的這個聲明，最后冠名為《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急告全市人民書》，末尾署名的造反派組織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上海市反到底聯絡總部、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這個“告人民書”在造反派起草完畢后，由陳丕顯簽字印刷20萬份，在上海市廣為散發。一月五日，“告人民書”在上?！段膮R報》上刊登出來。在這樣一張大報上刊登造反派組織的“告人民書”還是第一次。[40]

　　2）《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主要內容。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以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為指導，指出上海市廣大革命群眾，在批判上海地區黨內一小撮人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中，也取得了初步勝利，并進入了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告人民書”論述了革命與生產的關系。我們革命造反派工人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我們深深懂得：不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生產就會迷失方向，就會滑到資本主義的方向上去。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親身經歷的事實越來越多地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產才會有更大的發展。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

　　“告人民書”指出了黨內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所采取的手段。

　　運動初期，他們以“抓生產”為名，來壓制革命，反對抓革命。在造反派起來造反以后，他們又以極“左”的面目，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隊員借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動的家伙在策化停水、停電、停交通。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決不能讓他們的罪惡陰謀得逞。

　　“告人民書”肯定了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革命的工人同志們，要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鋒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產的先鋒和骨干。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廠中出現部分或大部分的赤衛隊員停止生產、離開生產崗位的現象，這就直接違反了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和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記著毛主席的教導，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頂起了全廠的生產，有力地打擊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粉碎了他們企圖用破壞生產來打擊革命的大陰謀。我們全體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們學習。

　　“告人民書”對工人赤衛隊呼吁，提出殷切的希望。工人赤衛隊的廣大的要革命的階級兄弟們！擁護不擁護、執行不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是一個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你們受他們煽動而離開工作崗位，究竟是對誰有利呢？你們這樣做到底是使誰高興、使誰心痛呢？我們希望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辯是非，不要再受騙了，敢快覺悟過來，回到生產崗位上來，回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一定會熱情地歡迎你們回來，和我們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產，我們一定不會責怪你們，因為我們都是階級親兄弟，因為你們中絕大部分是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毒害的人，是受黨內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蒙蔽的革命群眾。

　　“告人民書”最后號召，全市一切革命學生和革命的機關干部們，讓我們和廣大革命工人緊緊結合在一起，為了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廣泛地開展宣傳和斗爭，將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高潮。

　　最后是上海工總司、紅革會、反到底聯絡總部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的簽字。[41]

　　這個《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從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出發，以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為指導，針對赤衛隊脫離生產的實際情況，要求妥善處理好革命與生產的關系問題，呼吁赤衛隊返回工作崗位，盡快恢復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

　　3）《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發表的意義。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在康平路事件出現后，被打敗的赤衛隊不服，要到北京去上訪告狀，卻被工總司攔截在昆山，致使鐵路交通出現癱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才形成的。這個事件發生后，迅速反饋到中央。中央召開會議研究后，由周恩來、張春橋分別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造反派機連站負責人徐景賢打電話，要他們立即攜手解決這個事件，采取措施盡快恢復鐵路交通秩序?！陡嫔虾Ｈ腥嗣駮肥窃陔p方開會討論以后才起草、發表的。

　　我們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反復強調要執行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這不僅是中央文件和指示中反復強調這一方針，而且在這個時候還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由于赤衛隊離開工作崗位要去北京上訪，還有不少工人脫離生產進行運動，這樣不僅造成上海鐵路交通秩序的紊亂，也嚴重影響了上海經濟的發展，損害了文革的聲譽。發表這個文件是為了讓赤衛隊能夠識大體、顧大局，不要離開工作崗位到京上訪，而是回到工作崗位上進行運動。

　　我們注意到，《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將赤衛隊離開崗位到北京上訪視為走資派的破壞，從具體情節上來說，倒不見得是領導干部中有人對他們進行了策化和鼓動，但是從事件的整個邏輯關系上來看也不能說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的。這是因為上海市委和赤衛隊的立場是一致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赤衛隊就是在上海市委的支持、幫助下才發展壯大起來的，赤衛隊是保護上海市委反對造反派工總司的。在工人隊伍的分裂、保守派赤衛隊的形成以及和造反派工總司的斗爭中，固然有保守派赤衛隊自身認識上的局限，但是上海市委對于兩派工人的不同態度以及對于文革的基本立場，對于保守派赤衛隊的形成及其兩派矛盾的激化乃至于到京上訪告狀仍然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從這方面來說，上海市委是對此負有重要責任的。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以工總司為代表的十一個造反派組織共同署名的。這個“人民書”從當前面臨的形勢出發，以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為指導，從大局著眼，對赤衛隊員曉以利害，把他們視為階級兄弟，不僅做了思想工作，還熱情呼吁赤衛隊員能夠覺悟過來，歡迎他們盡快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共同推動工廠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說明上海造反派執行中央的方針，對保守派工人采取團結的態度，也反映出他們的覺悟和胸襟。這是值得稱贊的。

　　至于陳丕顯說這個“人民書”是他提議并提出主要觀點的，雖然他對文中有些觀點不贊成，但是從穩定和維持大局考慮，還是決定簽字，同意公開發表。[42]這是不是事實真相呢？后來，這個“人民書”受到毛澤東和中央的表揚，還在中央報刊上公開發表，陳丕顯這樣講是否有表功的成分呢？

　　我們注意到，陳丕顯是在周恩來打電話之后才出來工作的。當時迫切的任務是恢復鐵路交通秩序，只要是有利于恢復交通秩序的工作，陳丕顯從當時大局出發還是支持的。這個“人民書”就是為了恢復鐵路交通秩序才搞出來的，其意圖是不要赤衛隊到京上訪而是在工作崗位上進行運動，只有這樣才能恢復鐵路交通秩序。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陳丕顯是同意這個“人民書”的。但是，“人民書”不是由他的秘書、上海市委而是造反派起草、署名的，而且還對上海市委中的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持批判態度。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他是有不同意見的，當然這個時候也是不便于表現出來的。不管怎樣，陳丕顯畢竟是在周恩來動員下才出來工作的，還簽字同意發表了這個“人民書”。從這一方面來說，他對此還是做出了貢獻的。

　　不管這個“人民書”及其主要觀點是不是他提出來的，有一點可以肯定，發布這樣一個聲明、表達“抓革命，促生產”的觀點，是當時包括造反派在內的與會人員的共識。退一步說，即便是陳丕顯提出來的，在造反派占會議絕對優勢且又執筆起草這個“人民書”的背景下，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人民書”也是絕不會形成和發表出來的。這也正如后來張春橋所說：“《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中的一些想法，我們在北京時曾講過。我曾說，‘赤衛隊’這樣搞，我們只有高舉‘抓革命，促生產’的旗幟，才能把他們打下去。”[43]其來有自。

　　至于有人拿赤衛隊到京上訪和工總司上訪來進行比較，說安亭事件時工總司工訪得到了承認和肯定，為什么赤衛隊到京上訪卻遭到了打壓？其實，將兩者生拉硬扯地弄到一塊來進行比較，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因為兩者在文革中的立場是不同的，工總司屬于造反派，遭到上海市委的打壓，當時是為了了謀求進行文革的正當權力而進行上訪的。而赤衛隊則是屬于保守派，是保護上海市委的，上訪是為了維護保守派的利益。這是與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馳的。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支持、保護造反派，限制、分化保守派，兩者所持的立場不同，又怎么能夠將兩者相提并論呢？同樣是上訪，又怎么是一樣的呢？當然，一般來說，不論是哪一派，都是不能脫離生產進行運動的。

　　從中我們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發表是由造反派起草并聯合署名，經過陳丕顯簽字后才發表的。這個“告人民書”實際上是造反派和上海市委共同努力的結果，當然兩者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雖然造反派和上海市委對于文革的立場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央的要求下，能夠暫時合作起來，恢復上海鐵路交通秩序。這對于恢復上海的生產秩序，維護上海文革的進行，具有重要意義。這個“告人民書”著重反映了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要求革命、生產兩不誤，堅決反對脫離生產來鬧革命的行為。這對于提高工人階級的自覺性，正確理解和執行中央的文革方針，對以后上海經濟的發展和文化大革命的進行產生了重要影響。

　?、?《緊急通告》的發表。

　　上海文革進行過程中，出現了一股經濟主義逆流，嚴重干擾了上海文革的發展，《緊急通告》就是對經濟主義逆流的批判中產生的。前文我們已經對北京工人運動中出現的這股經濟主義逆流進行了研究，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1）《緊急通告》發表的背景。

　　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又是一次經濟革命。但是，在文革進行過程中卻出現了一股經濟主義逆流。有些人雖然打著文革的旗號進行造反，實際上卻離開文革的要旨，脫離當時國家實際的發展水平，從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出發，要求漲工資、發補助，為臨時工、合同工轉正，以前被解雇的臨時工、合同工則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同時，文革開始后，成立了各式各樣的造反組織，這些組織毫無例外地都向黨政機關要求給他們發放經費、辦公用品、提供辦公場所。

　　比如，有人組織了一批臨時工、合同工起來造反，成立了一個上海人力運輸裝卸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鬧長工資，鬧待遇、鬧轉正，找到陳丕顯，要他批條子刻圖章、供應紅布做袖章，還提出個“八項要求”要他簽字。否則，就批斗他。[44]

　　其實，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不是工廠的正式職工，而是沒有穩定職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還有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后來被動員回鄉的“回鄉支農”職工；以后又進一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文革中上海在職職工提出經濟要求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當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搶人事檔案時發現一份有關學徒工工資的上級文件。對照這份文件，他們認為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局黨委書記李廣簽字同意補發一年。這個消息一經傳開，各單位的在職職工紛紛起而仿效。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速地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幾乎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被搶來搶去，逼著他們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

　　非正式職工以及已經去外地的職工提出的要求只是改變身份，而在職職工的要求則直接指向經濟利益。

　　據上海市革委會一九六七年四月統計：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經濟主義風潮中，僅增加補發職工工資、獎金，以及發放串連費、物資等等，就耗資3500萬元到4000萬元。其中，華東電業管理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一天便為所屬工廠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相當于該局四個月的工資總數。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短短五天里，全上海被搶占的公房有2.2萬平方米，私房被搶占的有30多萬平方米。[45]

　　這個時候不少領導干部面對群眾的要求，在洶涌澎湃的大潮面前，為了緩和與造反組織的緊張關系，表示自己是支持造反的，在運動中少挨斗，因而在群眾組織的要求下，不顧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盲目的發錢發物，造成很大浪費。同時，黨政領導機關中的走資派，面對聲勢浩大的群眾，則是轉變斗爭策略，由直接對抗變成間接抗衡，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對群眾的無理要求，不是認真對待，給予解釋和勸阻，而是滿口答應，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批條子，發物資，籠絡人心，逃避對自己的打擊。當時就被人們識破，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這樣不但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也使文革的進行遇到了很大困難。

　　當時限于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一時還拿不出更多的錢來解決全部工人的工資問題，在工人隊伍中出現正式工、合同工、臨時工和外包工，在當時來說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一般來說，這是由經濟發展階段而非領導人主觀愿望所決定的。即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解聘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也是根據經濟發展需要而不是領導者個人的主觀意愿，因而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加以反對，不僅脫離了當時的國情，也會對經濟的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發放補助和獎金，也要著眼于當時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但是，不少人卻打著造反的旗號，脫離當時的具體背景，向領導干部提出這些要求。在文革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些領導干部為了減少對個人的沖擊與批斗，在多數情況下會批準這些要求。這樣就會將文革引向解決個人生活待遇和經濟利益，致使經濟主義的逆流在社會上蔓延開來，偏離斗爭的大方向。

　　從中可以看到，由于經濟主義專注于個人和團體利益的追求，在社會上有著極強的誘惑力，已經成為文革洪流中的一股逆流。如果不能對此給予有力的回擊并加以正確引導，提醒人們注意并及時糾正業已出現的錯誤，那么就會淡化文革的政治目標，扭轉文革的斗爭方向，破壞文革的發展。

　　正是因為這樣，為了解決經濟主義問題，一月八日上海造反派組織由耿金章主持在錦江飯店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參加了會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不能搞經濟主義，不能沖擊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要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找出辦法來。會議在討論后形成了十條意見，由朱永嘉整理成文，題目定為《緊急通告》。至于在通告下方是否署名，由各組織自行決定。

　　工總司屬下的二兵團、三兵團等組織鬧獨立性，是以獨立的單位署名的，王洪文雖然不高興，從當時大局出發也只好作罷。外地造反組織在滬的聯絡站也都簽了，上海各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基本都簽了。這次簽名的組織有32個，比上次《告全市人民書》要多得多，呈現出大聯合的局面。臨時工、合同工的紅色勞動者造反隊，還有回鄉職工、崇明農場職工等造反司令部，因為這個文件跟他們的造反要求不一致，把他們的要求壓下去了。所以有三、四個組織說他們反對，沒有簽字。[46]第一書記陳丕顯代表上海市委在通知上簽了字。[47]

　　這樣在造反派通力合作下，起草了《緊急通告》，而后又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反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公之于眾的。

　　2）《緊急通告》的主要內容。

　　《緊急通告》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發表的。為醒目起見，兩報還特地加寫了編者按。

　　通告首先指出了經濟主義的表現。通告說，正當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兩條路線決戰的時候，正當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時候，一小撮黨內走資派與社會上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斗爭的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造成工廠停工，交通堵塞。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助費，煽動群眾強占公房。通告指出：這是上海市委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

　　通告分析了經濟主義產生的原因。通知說，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采取這種陰險手段，一是要以破壞生產，中斷交通，危害國計民生來破壞文化大革命；二是利用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斗爭大方向，企圖把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引入經濟斗爭的邪路上去，以物質利益來腐蝕群眾的革命意志。

　　通告在對上海市委發出警告的同時，號召革命造反派要團結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奪取文化革命和生產的雙勝利。

　　為此，通告向革命造反派提出十條要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機關干部、學生，要堅持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說服各地串連人員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額完成一九六七年的生產計劃；從即日起，過去簽發的串連證明一律作廢，追回各單位發出的大量串連費（車費除外）；除必要的生產、工資、文化革命、辦公及其他正當經費外，各單位的流動資金一律凍結，由革命造反派組織監督各級財務機關執行；為了避免轉移斗爭大方向，關于工資調整、工資補發、福利待遇等，原則上放到運動后期處理；學生與工農相結合，是改造學生世界觀，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不許向學生發放較高的勞動工資，破壞工學結合；對公房和沒收的私房在運動后期由國家統一安排，不準個人強占公房；文件希望各造反派組織和革命群眾立即執行這一規定，市委、公安局要照此執行，違犯以上各條，立即以破壞文化大革命查處。

　　最后是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紅革會、紅衛軍指揮部、機連站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簽字。[48]

　　3）《緊急通告》發表的意義。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緊急通告》是在經濟主義出現的情況下，由造反派召開聯席會議并領銜署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簽字后發表的。參加署名的造反派組織達三十二個之多，足以看出反對經濟主義是當時這些造反派組織的共識。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周恩來要求陳丕顯出來工作以后，雖然一月六日上海市造反派召開了打倒市委、市人委的大會，但是在中央批準之前，陳丕顯仍然是市委第一書記，因而他也參加會議、簽字同意了這個《緊急通告》。

　　《緊急通告》是為了遏制運動中出現的經濟主義。文革進入一九六六年冬季特別是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不少進行造反的組織和個人紛紛為團體、個人利益展開行動，經濟主義迅速蔓延開來。這無疑干擾了文革的進程，轉移了斗爭的方向。如果不對這股逆流予以反擊，任其泛濫開來，就會沖擊文革的洪流，甚至有可能使正在進行的文革化為泡影。

　　這就要采取果斷措施，展開反對經濟主義的行動。造反派要聯合起來共同與這股逆流作斗爭。不僅要對經濟主義進行充分的揭露，指出其嚴重危害性，還要對其作出嚴厲的批判，說明反擊經濟主義的正當性，提醒造反派戰友們反省自己的言行，做好人們的思想工作，真正認識到經濟主義只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盡快擺脫這股逆流的影響，站到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軌道上來。

　　經濟主義逆流的出現，不僅是由于領導干部內部走資派的趁機搗亂，也與參與造反的人的認識和謀求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參與造反的人，既有真正的造反派，也有抱著個人私利的人。當時可以說是魚龍混雜，各式各樣的人都有。這個時候提出反對經濟主義，就是要使那些在造反上存在糊涂認識的人能夠轉變思想，為謀求個人利益參與造反的人改弦更張，擺脫經濟主義的束縛，跟上文革的步伐。同時，也震懾領導干部中的走資派，使得他們以后不敢再通過經濟手段來腐蝕革命的造反群眾。這樣從領導和群眾兩個方面下手，共同來遏制住這股逆流。

　　客觀地說，在文革中出現的經濟主義逆流，是群眾和領導干部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參與造反的一部分群眾斤斤計較于眼前的經濟利益、局部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根本利益，這是造成經濟主義逆流泛濫的內部原因。領導干部特別是其中的走資派則是從外部腐蝕、拉攏、分化、遷就造反的群眾，這是造成經濟主義逆流泛濫的外部原因。一般來說，內因是決定性的，外因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而歷史地看，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還是應該由造反群眾中深受經濟主義影響的一些人來負責任，而領導干部特別是其中的走資派則是要負次要責任的。正是因為這樣，《緊急通告》才是由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署名后發表的。實際上，這就是要求參與造反的群眾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并采取果斷措施來剎住這股風。

　　當然，從當時斗爭的形勢出發，通告是不便于直接批評造反群眾的，而是對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他們應該對這個問題負主要責任。這樣做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從文革發展的大背景上來說，領導干部中的走資派是當時進行文革的主要障礙，況且他們當時也確實存在這樣的行為。因而今天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不能局限于當時的視野，而是要對雙方斗爭中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歷史地具體地指出雙方應負的責任問題。

　　《緊急通告》的發表表明，正在斗爭中的造反派不僅已經注意到經濟主義的危害性，而且還呼吁大家要正視這個問題，并采取果斷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反映出當時上海造反派的認識和覺悟，也說明他們是要同文革中存在的不良行為進行堅決斗爭的。這對于消除經濟主義的影響，保證文革的健康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陳丕顯能夠參加這樣的會議并予以簽字，也是值得肯定的。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在上海文革發展中的作用。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處理好革命與生產的關系，反對脫離生產鬧革命的?！毒o急通告》則是反對文革發展中的經濟主義，防止經濟主義干擾文革、轉移斗爭方向的。兩者的側重點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為了保障文革健康發展才采取的行動。

　　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就要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系問題。既不能因為革命而忽視生產，也不能因為生產而不要革命，要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抓革命來促進生產的發展，以生產來保障革命的進行。早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領導干部內部的走資派就以生產來壓革命，認為進行文革影響了生產的發展，壓制工人的造反運動。這是在革命和生產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造反派起來以后，又出現了離開崗位鬧革命的現象，影響了生產的發展，不僅給領導干部中的走資派提供了口實，也嚴重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雖然這個問題在“人民書”中是針對保守派赤衛隊提出來的，實際上也是造反派對自己的警醒之言。這是革命和生產上的“左”傾機會主義。要想使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既要反對運動中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運動中產生的“左”傾機會主義，妥善處理好革命與生產的關系，將文化大革命不斷推向前進?！陡嫔虾Ｈ腥嗣駮肪褪窃谶@樣的背景下發布的。也正是因為這樣，后來毛澤東在獲悉這個“人民書”以后，才要求《人民日報》予以轉載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經濟主義，已經嚴重干擾了文革的發展，使得群眾專注于眼前的經濟利益，忽視長遠的根本利益。這樣勢必在嚴肅的政治斗爭中迷失自我，不知不覺中轉移了運動的方向。經濟主義的產生，既是來源于群眾，也是由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造成的，從根本上來說則是因為群眾尚處于自發而非自覺階段，缺乏對自身使命的深刻認識所致。不然的話，即便這些黨內走資派有通天的本領，也是難以找到突破口，達到他們分化、腐蝕群眾的目的的。鑒于此，就要在實踐中教育群眾，揭露這股逆流的本質，指出它的危害性，用先進的思想來武裝群眾的頭腦，提高他們在運動中對于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識別力，采取果斷的措施，進行堅決的斗爭，擺脫經濟主義的影響?！毒o急通告》雖然言簡意賅，卻用銳利的語言批駁了經濟主義的危害性。這對于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增強人們的認識能力，保證文化大革命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不論是《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還是《緊急通告》都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這兩個文件是在造反派組織的會議上，經過討論以后由造反派集體署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簽字后發表的。這表明造反派敏銳地發現了上海文革中出現的問題，意識到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會嚴重影響上海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甚至還會對上海文革先前取得的成果造成嚴重破壞。因而這兩個文件不僅反映出上海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和認識水平，還對于上海工人階級的團結及消除內部的分裂主義乃至于以后上海市的文革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月革命拉開序幕——《文匯報》、《解放日報》先后被造反派奪權。

　　前文我們介紹、分析了由造反派領銜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是為了解決上海文革發展中的問題，糾正業已出現的錯誤，防止上海文革發生挫折所采取的行動。兩個文件的發表，為上海文革的進行創造了條件。

　　這個時候，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先后被報社內部的造反派奪權，那么為什么上海的奪權首先發生在這兩個報社呢？中央對這兩個報社造反派的奪權是什么態度呢？這兩個報社的奪權對上海文革的發展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文匯報》、《解放日報》先后被奪權。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上海市的奪權首先發生在《文匯報》、《解放日報》兩個報社，不是沒有原因的?！段膮R報》是一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閱讀對象的報紙，慣于在報紙上展開學術爭鳴和理論研究，經常發表一些有影響力的探索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就是由上?！段膮R報》首次發表，拉開了文革序幕的。文化革命的觀念在《文匯報》社具有重要影響?！督夥湃請蟆冯m然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但是在前不久發生的《解放日報》事件中，報社內部的造反派已經對報社編輯部與上海市委的關系以及在文化革命的表現上產生了不滿，而且在事件發生過程中還采取過具體行動。在《解放日報》事件中，這兩個報社的造反派曾經互相支持，并肩作戰，一塊進行斗爭。他們從內部支持紅革會的行動，與到報社的造反派紅衛兵里應外合，還得到了工總司等工人造反派的聲援。兩個報社的造反派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凝聚力進一步增強，這就為奪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同時，《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還與當時斗爭的形勢密切相關。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后，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的元旦社論，提出要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取得斗、批、改的決定性勝利。[49]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就要動員起來，齊心協力，排除干擾，沖破障礙，一鼓作氣，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因而單純像以前那樣進行的斗爭，就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新要求了。兩個報社的造反派，正是著眼于形勢的新發展，以知識分子的敏銳和先知先覺，才采取果斷措施，進行奪權行動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50]這是一個普遍的政治斗爭規律。上海要進行一月革命，自然也是這樣。鑒于《文匯報》、《解放日報》在上海報刊宣傳媒介中所處的喉舌地位，兩個階級的斗爭特別是面臨奪權這樣決戰的時候，就在意識形態方面掌握輿論的報社首先反映出來。從這里可以看出，兩個報社造反派進行的奪權行動，并不是那個領導人的策劃和指使，也不是所謂的奉旨造反，而是他們基于文革形勢發展所采取的自發行動。從根本上說，這不過是政治斗爭規律的具體表現而已。

　　《文匯報》、《解放日報》兩個報社發生的奪權，并不是偶然的。這與當時兩個報社在文革開始后所受到的影響、斗爭的形勢發展、政治斗爭規律和作為知識分子的敏銳性密切相關。從中可以看到，兩個報社的造反派是在相繼采取措施以后，才奪取了權力的。

　　一月四日，《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奪權后，發布了《告讀者書》?！陡孀x者書》說，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造反有理?！段膮R報》過去犯了嚴重錯誤，現在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最高行動指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辦報思想，走群眾路線，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廣大工農兵群眾辦報，發揚鮮明的無產階級的戰斗風格，將《文匯報》辦成一張革命造反的報紙，全面開展階級斗爭，向一小撮黨內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成斗、批、改的戰斗任務。[51]

　　一月五日，《解放日報》造反派奪權后，以報社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名義發表了《告讀者書》?！陡孀x者書》指出，由于《解放日報》一九六二年以來所犯的錯誤，《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有責任接管《解放日報》的領導權。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今后《解放日報》要成為革命左派的報紙，成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專政工具，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堅強陣地！毛澤東思想是我們辦好《解放日報》的指針。我們要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動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解放日報》成為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52]

　　就這樣，兩個報社的造反派奪了權。他們既沒有向上請示，也不是哪個人的誘導，而是他們從斗爭形勢出發自主做出的決定。這畢竟不是以前進行的示威、炮打和批斗，而是進行的奪權斗爭。這并非是在中央批準后才采取的行動，而是他們基于自主判斷做出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奪權行動到底能不能得到中央的批準，這不僅直接關系到這次奪權行動的成敗，也關系到他們自己及其造反組織的政治命運。因為他們的奪權行動只有在獲得中央的認可和批準以后，才是成功的。

　?、?毛澤東支持《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奪權。

　　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奪權以后，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毛澤東對于兩個報社的奪權表示支持。

　　一月八日，毛澤東召集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開會，[53]對《文匯報》、《解放日報》造反派的奪權明確地加以肯定。他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還說：“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他又說：“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54]

　　談到當前應該注意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要用各種人，左、中、右都要發生聯系。統統搞得那么干干凈凈，我歷來不贊成。毛澤東還批評我們的報紙很死，提出要大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55]

　　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在九日《人民日報》轉載工總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中加以公布。[56]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僅明確支持兩個報社的奪權，還從性質上高度肯定了兩個報社的奪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對于上海、華東乃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從這里可以看到，在全面奪權風暴即將掀起的時候，兩個報社的奪權實際上開了全面奪權的先河，引領著上海、華東和全國的奪權行動。毛澤東是把兩個報社的奪權放在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整個戰略部署中來看待的。

　　兩個報社是搞宣傳輿論工作的。毛澤東在這里又一次強調了要進行革命就必須輿論先行的道理，指出了報社奪權對于文化大革命導向的重要性。他批評過去報紙死得很，要求大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戰斗性，充當文化革命的號角。他還指出，許多事情領導機構管不了，我們大家都管不了，說了多少話下面就是不聽，但是紅衛兵一上來就管住了。這樣就肯定了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毛澤東用“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這個典故，既批評了一些領導干部尸位素餐，站在領導崗位上反對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反復對他們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仍然對文革表現出抗衡的態度，又肯定了報社造反派的奪權行動，給他們進行鼓勁，希望他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醒造反派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要脫離生產鬧革命，還告誡造反派不僅要注意革命力量之間搞好團結，對于中、右也要酌情使用，不要搞清一色。在剛剛進行奪權的時候，毛澤東的這些警醒之言，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遠見的。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造反派并沒有認真對待這些箴言，在運動中處理好相關問題，致使文革的發展遭受挫折。當然這是后話。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僅支持、肯定了《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還指出了這兩個報社的奪權對于全國文革發展的重要意義。這表明兩個報社的奪權是符合文革發展潮流的，對于即將發生的全面奪權風暴也是具有重要導向作用的。

　?、?《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在文革發展中的影響。

　　從前文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已經肯定了兩報奪權對于文革發展的作用，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進一步做出分析。

　　我們注意到，兩報奪權并不是出自于哪一級領導人的策劃或指導，而是由報社造反派自主決定的。他們這樣做，既是由于他們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所煥發出來的造反激情，也是來自于他們對于文革形勢發展所做出的準確判斷。他們不是在別人引導下循規蹈矩地造反，而是在把握了斗爭形勢發展特點以后自主做出的決定。這說明他們當時對于文革形勢的發展還是具有比較敏銳的洞察力的。

　　這次奪權與以前的斗爭形式存在重大不同。以前的斗爭形式表現在靜坐、示威、批斗、炮轟、炮打上，這次他們突破了以前的斗爭形式，采取了奪權的行動。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是在中央沒有明確號召的情況下，根據自主判斷做出的決定。從文革發展歷程來看，這種果敢行動，也是在以前方式不能取得成效的情況下，為了將文革進行下去的不得已選擇。

　　兩報奪權是在上海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時刻發生的。這次奪權是兩報造反派基于對文革形勢發展的先知先覺所主動采取的行動。在上海文革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的時候，總要選擇一個突破口爆發出來。從這一方面來說，兩報奪權的發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奪權在兩報而不是別的地方發生，又與兩報在上海報刊中的地位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中的影響和作用及其內部斗爭密切相關。從這一方面來說，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時候，兩報發生的奪權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是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

　　兩報奪權發生在上海，更有利于推動文革的深入發展。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地區之一，不論是在經濟、地緣還是工人階級集中程度上來說，都是別的地區難以比擬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和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都是發生在上海。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也比較強大。這也就注定了兩報奪權發生以后，就會以極大的輻射力影響到上海、華東和全國的文革發展。

　　從中我們看到，這次奪權行動與以前斗爭形式相比具有重大不同，是報社內部造反派基于對文革形勢發展思考后所采取的自主行動。之所以產生那樣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這個事件發生在全面奪權的關鍵時刻，也是處于上海這種特殊地緣位置的緣故。毛澤東對兩報奪權采取支持、肯定的態度，是因為兩報奪權順應了當時文革形勢發展的需要，開了全面奪權階段的先河。他是從文革發展的大勢上來看待兩報奪權的。從這里可以看到，兩報奪權就是以后全面奪權的預演，以其果敢的行動拉開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序幕。

　?。?）一月革命走向高潮——造反派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

　　兩報奪權拉開了上海市全面奪權的序幕，而后造反派又以召開大會的方式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從而將一月革命推向高潮。那么，造反派是如何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的呢？下面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張春橋、姚文元以調查員身份飛赴上海。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澤東就說：“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57]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北京、上海、天津也是重要的工業化城市，這四個城市和地區的工業無產階級人數最為集中。毛澤東希望重點在四地進行文革，以四地的文革推動全國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化城市，也是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處于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這個時候又發生了影響深遠的安亭事件，建立了具有全市影響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機關干部率先起來造反，成立了機聯站，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走在了斗爭的前列，因而上海的文革就不僅對于華東，而且對于全國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月二日這一天，毛澤東還決定派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去上海，負責向中央反映上海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四日，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58]

　　由于張春橋、姚文元不久前都在上海工作過，與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很熟悉，因而在他們到達上海的前一天，姚文元就給徐景賢打電話，問武康路二號寫作班的地方，現在干什么用？他和張春橋想用這個地方行不行？徐景賢當即在電話中作了肯定的回答，還向姚文元匯報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籌備情況。姚文元對這個問題沒有表態，只是說這件事需要他和張春橋商量一下，就掛斷了電話。

　　接完電話，徐景賢和寫作班哲學組的郭仁杰商量了一下，他們都對姚文元的這個電話感到突然和興奮，研究后一致認為，張春橋和姚文元一定要到上海來了，所以才提出要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的這個地方。[59]其實，他們判斷的不錯，姚文元給他們打這個電話，就是給他們提前打個招呼，讓他們思想上有個準備，防止到時候來個措手不及。

　　從中我們看到，張春橋、姚文元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調查員的身份到達上海的，他們的職責是向中央反映上海文革的真實情況，為中央進行文革決策提供依據。他們到達上海是“出師有名”、奉命而行，是以調查員而非領導者的身份展開行動的。這不僅表明毛澤東對于上海文革的重視，也反映出他對于上海文革寄予很大的希望，矚望著上海文革能夠成為全國文革的排頭兵。

　?、?造反派召開奪權籌備大會。

　　康平路事件以后，造反派就在籌劃召開批判上海市委領導人大會，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為了開好這次大會，造反派還舉行了籌備會議，在交流意見的基礎上，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為大會的召開做好準備。

　　1）機聯站牽頭召開籌備會議。

　　機聯站是以上海市委寫作班為代表、各級機關造反派組成的聯絡站。機聯站的造反派，由于在各級領導機關工作，不僅熟悉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狀況，還具有較高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文化水平，見多識廣，四通八達，因而就由以寫作班為代表的機聯站來牽頭組織這次籌備會議。

　　一月二日晚上，上海市委寫作班牽頭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的籌備會議。由于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在外面處理昆山事件，這次會議就由哲學組郭仁杰主持，機關聯絡站、工總司、紅革會、首都三司、新北大及其他造反組織和軍報記者等四十余人參加了會議，基本上還是市委機關、工人、學生三方面的力量。會上確定分頭發言，寫作班負責起草發言稿。[60]

　　這次大會的全部發言稿，由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吳瑞武負責撰寫；大會的一、二、三號通令，由哲學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協會的幾個人負責撰寫；大會的組織工作，由市委黨校的程綺華抓總。面對這種狀況，徐景賢心里不是滋味：各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只曉得沖沖殺殺，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連一篇發言稿都拿不出來，只能由他們寫作班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開會的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人以及宣讀向毛主席致敬電和全部通令的人員，要由各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來擔任，因為只有這些人能夠拉出工人和學生的隊伍來，而他們這些機關造反派，卻是孤掌難鳴的。這次大會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有一個大聯合的聲勢，因而就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為奪權的成功創造條件。從這方面來說，盡管造反派之間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從大局出發，還是能夠同舟共濟的。后來他們又在市委黨校召開了幾次各群眾組織的協商會，經過爭吵和辯論，最后確定大會在一月六日召開。[61]

　　從中可以看到，籌備會議是以寫作班為代表的機聯站牽頭召開的，造反派工人和紅衛兵能夠拉出隊伍，寫作班為代表的機聯站則擔負起了發言稿的起草和大會組織工作。造反派雖然在斗爭的主要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則存在不同意見。從會議的發言稿主要由寫作班來起草，而由其他造反派頭頭出頭露面來發言看，徐景賢在心理上是不平衡的。盡管如此，由于造反派這個時候在奪權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他們之間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從聯合奪權的大局出發，也是能夠團結起來的。

　　2）上海市委寫作班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大會籌備情況。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康平路事件期間，徐景賢在和張春橋通電話時，就告訴張春橋他們要開一個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當時為慎重計，張春橋對于他們的行動沒有表態。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前，為使徐景賢在思想上有個準備，姚文元還特地在電話中向徐景賢打了招呼。一月四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后，姚文元就給徐景賢打了電話，說他和張春橋已經到達上海，要徐景賢找幾個寫作班核心成員到武康路二號寫作班住地談話，聽取他們關于大會召開問題的匯報，還特別關照他們來上海的事，暫時要保密。

　　下午兩點多種，穿著軍裝、披著軍大衣的張春橋、姚文元來到武康路二號寫作班樓下東廳，熱情地與徐景賢、郭仁杰、程綺華、朱永嘉、吳瑞武、王知常等寫作班人員一一握手。大家圍著長桌子坐下，張春橋首先開了腔：“寫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國的影響都比較大，推動了全國省、市一級的黨政機關干部起來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黨政機關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條，里面也吸收了你們的經驗。毛主席在接見中央文革的成員時，肯定了你們的造反，文元已經給你們傳達過了。所以，今天我們想先見見你們……”

　　張春橋說到這里，略為停頓一下，脫下軍帽放在桌上，慢悠悠地點了一支煙，接著往下說：“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聯絡站就作為我們的工作機構。我們到上海來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后向中央報告，所以我們不想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同時，我們到上海來的消息，暫時也不想公開。你們的工作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不必等我們。”[62]

　　我們看到，張春橋在談話中不僅支持寫作班的造反行動，還指出了他們的造反活動對于文革的重大影響，又向寫作班傳達了毛澤東對于他們造反的肯定態度。這樣就鼓舞了寫作班的斗志、信心和勇氣。張春橋表示，這次他們到上海把寫作班作為他們的工作機構，是和寫作班這些造反派站在一起的。他還毫不諱言，這次他們到上海是做調查研究的，為的是向中央報告上海的真實情況，并不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暫時也不要公開他們的身份，上海造反派要按照他們的計劃繼續進行文化革命。這樣張春橋就將他們這次到上海的任務、職責、權限向寫作班主要成員作了介紹。這種開誠布公的方法，讓寫作班主要成員思想上有了準備。

　　這時，姚文元插話說：“你們講一講最近有些什么動向，那個大會打算什么時候開？”

　　徐景賢當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勢，作了一個概要的匯報，特別提到自從張春橋打來電話，指出赤衛隊已經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提醒他們不要讓別人把勝利果實奪走了以后，聯絡站就集中全力，準備召開“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現在已經準備就緒。接著，徐景賢就把大會的名稱、發起單位、八個發言的題目和發言人的姓名、三個通令的內容等，統統作了匯報。當他談到有一個重點發言準備讓工總司王洪文來講，內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圍攻張春橋的情況時，張春橋聽到這里好奇地問：“這個情況你們怎么知道的？”

　　徐景賢回答：“我們翻閱了市委檔案室里的檔案，這些情況是從當時市委常委會的原始記錄中摘出來的。”

　　張春橋恍然大悟，說：“大會發言稿給我看一下。”

　　徐景賢馬上答應：“草稿已經送到報社排印去了，等清樣出來以后再送給您審查。”

　　徐景賢接著在匯報中談到了寫作班和工總司在大會召開地點上的分歧，還向張春橋、姚文元請示應該怎么辦？他說：“開大會的準備工作經過幾個發起單位的討論，大都取得一致了，我們提出一月六日上午開會，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和市委常委們都要到場接受批斗，根據氣象預報，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們建議大會放在文化廣場室內開，‘工總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廣場露天去開，我們怕效果不好，所以還沒有最后定下來。今天你們兩位來了，關于開會的時間、地點，要向你們請示，請你們決定。”

　　張春橋沉吟了一下，他覺得寫作班和工總司兩個造反派組織既然在會場安排上出現了分歧，那么在工總司成員沒有在場的情況下，不便于這個時候由他們直接做出決定，因而在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見后，才說：“關于大會的開法和內容，我和文元都沒有什么意見，就照你們的安排開。至于會場究竟放在文化廣場還是放在人民廣場，我們打算明天找‘工總司’的人見見面，到時候聽聽他們的意見再定吧！”[63]

　　從中我們看到，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后，不僅與寫作班通了電話，還首先約見他們進行談話，聽取他們的匯報，了解上海文革的進展情況，支持他們召開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他們在談話中將這次到上海的情況和盤托出，把寫作班作為他們在上海的工作機構，表明他們對于寫作班是信任的。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當場同意寫作班在會場安排上的意見，而是表示在征求工總司成員的意見以后再做出決定。這表明張春橋、姚文元在處理造反派分歧的問題上采取了慎重的態度。

　　3）在張春橋、姚文元支持下，寫作班與工總司在籌備大會安排上取得了一致意見。

　　張春橋、姚文元在接見了寫作班成員以后，一月五日下午又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東廳接見了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等十來個負責人。由于事先不知道誰要接見他們，當他們看到張春橋、姚文元走進東廳的時候，王洪文驚奇地說道：“咦，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遇見到你們……”

　　張春橋環視了一下到會的人，微笑著說：“是呀，你們跑到北京來，我們又不好告訴你們：我和文元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見了你們一面，要你們趕快回上?！，F在，我們不是又見面了嗎？”

　　張春橋坐下后，王洪文一一介紹了與會人員。張春橋邊聽匯報，邊在紙上記下幾個字。他說道：“現在赤衛隊垮了，你們這支隊伍的步調是不是一致，關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的工人階級要能夠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見你們的原因。”張春橋點上了一支煙，接著說：“現在對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制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你們看要注意一些什么問題？”[64]

　　從中可以看到，張春橋在談話中對上海工人階級寄予很大的希望。因為這是上海文革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的思想覺悟及其行動關系到上海文革的成敗。張春橋希望上海工人階級既要聯合其他造反派，又不受他們的操縱，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文革舞臺，擔負起進行上海文革的重任。他在談話時講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造反派內部的團結問題，一個要控制要害部門，保證上海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問題。這是兩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否解決好這兩個問題，不僅關系到上海的社會穩定，也是關系到文革能否在上海取得進一步發展。這樣就為上海文革指明了發展方向。

　　張春橋開了一個頭，工總司的與會者紛紛匯報起情況來。這時報社印刷廠送來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發言稿和通令的小樣，徐景賢馬上整理出一式兩份，分別送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面前。張春橋抽出其中的一份發言稿，拿起鉛筆，一邊聽取匯報，一邊就在稿樣上修改起來。

　　張春橋改著稿子，要徐景賢把大會的籌備情況以及開法、打算向大家講一講，還有什么問題需要商量，也一并提出來。徐景賢作了概要介紹以后，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大會的主持人，提議由工總司負責人擔任，請他們考慮；另一個是大會預定在一月六日上午開，天氣預報有雨雪，會場究竟放在人民廣場還是文化廣場，急需定下來，馬上要進行布置，他傾向于放在文化廣場。

　　這個時候工總司的陳阿大站起來提出不同意見：“不行，不行！文化廣場太小，非放在人民廣場開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在那里開！這次大會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會的人要多，氣魄要大！”

　　陳阿大原來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后來在福建前線解放軍部隊里當過炮兵，復員后又到工廠做過翻砂工和鉗工，是正宗的產業工人，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敢說、敢闖、嗓門大，活動能力很強，文革開始后積極參加造反行動。徐景賢說：“是陳阿大同志吧！”這是他第一次和陳阿大打交道，看著陳阿大抓下頭上的羅宋帽，用勁地拍打著自己的胸膛，禁不住笑起來：“人民廣場開會，要幾十萬人參加，這么多人，有把握調來嗎？再說，調來以后，會場內外的音響不好，會影響大會發言的效果。”

　　陳阿大見徐景賢對調動工人參加會議有疑問，于是就拍著胸脯保證說：“調隊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調個十萬、二十萬，小意思，我想調它一百萬人。過去赤衛隊號稱有八十萬，現在我們就調一百萬造反派來，顯顯威風。假使人民廣場進不去，隊伍可以站在廣場四周的馬路上。我馬上通知市內電話局，連夜在全市的主要馬路上拉線，裝上高音喇叭，讓大家直接聽大會的實況廣播。”

　　陳阿大的一番話，說得人們動心了，大家就同意到人民廣場開會。張春橋這時也下了決心，說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見要開得大一點，那就放在人民廣場開吧！會場的秩序一定要維持好，保證不出問題。”接著，又議論了一下大會的主持人，因為王洪文要在會上作重點發言，大家就推舉潘國平主持大會。

　　徐景賢看到大局已定，站起來說：“時間緊迫，我馬上去落實會場！”

　　陳阿大用手摩挲著他的平頂頭，也感到自己剛才發言時的唐突了，這個時候也笑著同徐景賢打招呼：“老徐，我們是不打不成相識??！”

　　徐景賢走出會議室，趕緊找來《支部生活》編輯部派到市委機關聯絡站工作的王承龍，要他馬上組織市委和市人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力量，布置人民廣場的主席臺。

　　王承龍聽說大會放在人民廣場開，勁頭十足，向徐景賢提議說：“明天我們把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等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和所有的常委，統統押到會場，接受批斗。人民廣場的臺很大，還要把各部、委、辦和市委、市人委系統的主要局級干部，統統帶到會場陪斗！”

　　徐景賢問：“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龍說：“沒有問題，現在市委警衛處也成立造反組織了，名稱叫‘紅色警衛員’，所有的市委書記和常委，都可以由警衛處的這個‘紅警’造反隊負責帶去。其他各部、委、辦的陪斗對象，由我們辦公廳造反兵團負責，今天晚上就把他們集中到東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車送去會場。”徐景賢覺得他的主意不錯，表示同意，并說等一下再向張春橋、姚文元報告一下。

　　正當徐景賢忙于部署大會的各項事宜的時候，忽然得到了《文匯報》奪權的報告，而且還看到報紙上赫然刊登著各群眾組織在東湖路共同商定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他覺得事關重大，急匆匆拿著報紙向張春橋、姚文元報告這件事。張春橋、姚文元聽后也覺得這件事來得比較突然，沒有馬上表態。張春橋邊翻報紙邊說：“這件事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呀！”徐景賢說：“我也沒有聽說，連發表各個群眾組織聯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也沒有先打一個招呼。”姚文元向張春橋建議：“這件事需要向中央報告一下。”張春橋點頭表示同意。

　　談到這里，張春橋交給徐景賢一份經他修改過的大會發言稿。他接過一看，原來是他們代王洪文起草的重點發言：《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張春橋在稿樣上用鉛筆改了多處，有的地方還加了幾段。

　　這個發言是根據會議記錄起草的，沒有將當時爭論的一些情況講清楚。張春橋作出的修改，還原了當時爭論的實際情況，指出了爭論的要害所在。不僅如此，張春橋還向徐景賢介紹了當時爭論的具體情況。他說：“你們找到的市委常委會圍攻我的那次會議記錄，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當時，他們一個勁反對我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條，特別是承認‘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動這一條，責問我為什么不事先跟市委打招呼就簽字同意了。曹荻秋還指責我這樣做使市委陷于被動，說什么春橋到了中央文革工作，還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們站在一起。我當場在常委會上就頂了他們，我說：工人運動起來了，你們不要做陳獨秀！陳獨秀當年就是壓制工人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后來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保護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說：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剛才我已經把這些情況補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們再看看吧！”

　　徐景賢聽后高興地說：“我們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清樣來。……另外幾份發言稿和通令，你們兩位還有什么意見？”姚文元說：“我們帶回去再看看，有意見再告訴你。”這時，徐景賢又向他們匯報了大會上的主斗對象和陪斗對象的安排，并且乘機發出了邀請：“明天是否可以請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參加大會，和群眾見見面。”

　　張春橋揮揮手說：“不去嘍，不去嘍！明天你們開吧，我們在家里看電視轉播。”

　　有了張春橋的這句話，徐景賢馬上通知了電視臺，開創了全國用電視實況轉播批斗大會的先例。[65]

　　從以上引用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張春橋又在寫作班住地約見了工總司負責人，當面聽取他們的意見，了解文革的實際情況。他聽取了寫作班和工總司兩個造反派組織負責人的匯報，解決了兩個造反派組織在會場安排上的分歧和矛盾。當時將大會的規模搞得更大些，打出造反派的聲勢，是參與造反的人們的共識。這對上海文革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張春橋、姚文元對此是采取支持態度的。

　　我們也注意到，張春橋、姚文元是以調查員的身份到達上海的，他們的職責和任務就是將上海文革發展的真實情況向中央報告，同時，對于上海文革的發展提出指導性意見，協調造反派之間出現的矛盾和沖突，使他們團結起來進行斗爭。但是，他們對于上海文革的發展卻沒有決策權，原則性的問題必須向中央報告、請示以后才能做出決定。這個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并不公開露面，而是約見造反派代表進行談話，了解上海文革的進展情況，從幕后支持造反派的行動。他們這樣做，除了調查員身份的限制以外，主要還是為了到達上海后先要通過調查研究將上海文革的真實情況搞清楚，而不是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表意見。這表明他們在上海文革的問題上是非常謹慎的。這個時候上海文革仍然按照自身的邏輯繼續發展著，張春橋、姚文元不過是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而已。經過會議討論，上海造反派終于在大會的安排上取得了一致意見。

　　這樣我們看到，上海造反派經過協商、討論和爭辯以后，在張春橋、姚文元支持下，終于解決了他們在大會召開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隨著這些分歧和矛盾的解決，說明批斗大會的籌備任務已經完成了。這就為大會的召開做好了準備。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開奪權大會。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這次大會的召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機聯站、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協商、討論以后才決定下來的。這次大會的名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大會批斗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高級干部幾百人揪到會場陪斗。[66]這次大會的召開，標志著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權。而后在全市迅速掀起了奪權浪潮，上海市各級黨政領導權先后被奪取。

　　1）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

　　這次大會是在上海市人民廣場舉行的。為了擴大影響力，讓全市市民能夠收聽、收看這次批斗大會的實況，上海造反派作了充分準備，除了在市人民廣場設了一個中心會場之外，還在全市設了369個分會場，并通過14個廣播中轉站向全市市民廣播，上海電視臺同時轉播批斗會的實況。[67]

　　一月六日早晨，天氣陰霾。雖然昨晚下了雪，天冷路滑，道路泥濘，但是一列列打著紅旗的造反派隊伍，卻士氣高昂，激情迸發，朝著市中心人民廣場的方向前進。許多滿載著人的卡車，鳴著汽笛，向人民廣場馳去。幾條主要街道上全部新裝上了高音喇叭，里面放著人民廣場直播出來的歌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為了大會能夠安全召開，造反派還在廣場四周設置了幾道糾察線。

　　大會召開前，廣場上旗似海，人如潮，萬頭攢動，水泄不通。這一天是融雪天氣，地下稀濕，無法坐下休息，人們就像插蠟燭似的站在那里，參加會議的人員約有二十多萬人。那些遲來的隊伍沒有機會再擠進會場，就分別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勝路、龍門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廣場為中心，向四周散射，人頭上飄動著各單位的旗幟，一眼望不到邊，場外的人數比場內要多得多。“看來真得有近百萬人呢！”會議組織者、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高興地估量著：“再加上拉線收聽廣播和電視轉播，大會的影響就大了……”（會后，張春橋、姚文元在向中央寫報告時，對參加大會的人數只報了十萬人。）

　　參加陪斗的市委、市人委各部、委、辦以及各局以上的領導干部，總共有一百多人，在昨天晚上就被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人員集中到了東湖招待所，這時候也乘兩部大客車到達了會場，站在了主席臺的后部。有一個辦公廳的女造反派，命令他們站在毛主席的巨幅畫像下面，低頭陪斗。徐景賢注意到，隊伍中有幾個是張春橋、姚文元的老同事，有的是他的老領導，見到這些人以后便掉過頭去，心里想：這些人未必就是走資派，不過群眾運動嘛，讓他們燒一燒也好。

　　大會預備安排八個人發言，期間還要領讀毛主席語錄，呼口號，發布三項通令，宣讀向毛主席的致敬電等，加上《解放日報》的造反派臨時趕來，說他們才奪了報社的大權，要求在大會上宣布一下。從大會的議程來看，沒有三個鐘頭大會是結束不了的。就在這個時候，大會主持人工總司的潘國平卻不見了。昨天夜里他曾經對人說，要“打游擊”找個地方睡上一覺，但是人們卻不知道他睡在哪里？徐景賢只好找到工總司的司令王洪文，要他從工總司中再找一個人來主持大會。王洪文舉薦工總司負責宣傳工作、主編《工人造反報》又參加過大會籌備工作的范佐棟主持大會。

　　全場齊聲誦讀毛主席語錄后，范佐棟宣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正式開始，他一聲高喊：“把陳丕顯、曹荻秋押上來！”只見市委警衛處紅色警衛員造反隊的幾個人，把華東局和市委的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馬天水、王一平、楊西光、王少庸、梁國斌等，從后臺帶出來。每個批斗對象，交給兩名工人造反隊員看管，雖然說是不搞噴氣式，不搞武斗，但仍然是在他們的頭頸上掛上了大紙牌子，懸在胸前，牌子上顛三倒四地寫著他們的名字，還用紅筆在名字上打了幾個大“×”。主席臺上搭了幾張乒乓桌，陳丕顯和曹荻秋被帶上桌子。低頭彎腰，面對著廣場上的群眾。

　　為了保持大會批斗的嚴肅性，大會籌備組事先通知陳丕顯不準穿軍裝，所以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襖，曹荻秋仍然穿著藍卡其上裝，滿頭白發已經很久沒有理了，被強勁的寒風吹得亂蓬蓬的。其他市委書記、候補書記和常委們，都分列在乒乓桌的兩旁，發言中叫到誰的名字、問到誰的事情，就讓他上乒乓桌去“示眾”。

　　在大會發言揭發批判的時候，每當發言人要陳丕顯回答問題，陳丕顯總是頂得很厲害，曹荻秋則用滿口四川話一再說：“前一個時期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應該負責！”這時候主席臺上領呼口號的一男一女就大場呼喊：“陳丕顯必須老實交待！”“曹荻秋必須低頭認罪！”“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

　　在批判會上馬天水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當工交系統的造反派在發言中點到馬天水的時候，他跑上乒乓桌，傴僂著腰，抓住前面那個放得很低的話筒，主動地說：“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請罪，我要交待！”接著他就做起自我檢查來。徐景賢覺得還不是馬天水亮相的時候，就示意范佐棟停止了他的檢查，讓下一個揭發人發言。

　　這天融雪天氣很冷，會場上人們又是站著，時間長了情緒有點松散，徐景賢當即決定刪去了兩個發言，讓工總司的王洪文上臺發言。王洪文穿著一身褪色的黃軍棉襖，戴著一頂圓形的翻毛帽子，向臺下行了一個軍禮，就念起經張春橋修改的那份發言稿來。這份發言稿以上海市委會議的檔案記錄為依據，又經過張春橋的審改，不僅再現了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上對于張春橋圍攻的真實情形，還以點睛之筆針砭了上海市委對于文革發展到工廠的反對態度，揭示了上海市委最終被打倒的深層原因。王洪文在發言中講著一口略帶東北口音的普通話，聲情并茂，氣勢不凡，提出質問，頗具火力，展現了造反派的斗爭精神，收到了比較理想的效果。

　　最后，北京體育學院駐滬聯絡站的一個女紅衛兵上場了，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排球運動員，念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她代表各群眾組織宣讀了大會的三項通令。[68]

　　《第一號通令》說：

　?。ㄒ唬?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ǘ┴煶纱髸請F大會后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并批準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ㄈ┎茌肚飶募慈掌?，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并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號通令》中說到：“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張春橋、姚文元是以調查員身份到上海的，大會結束后，當天（一月六日）姚文元就向中央寫了《情況簡報》，節錄如下：

　　“上海開了10萬人大會，從上午10時到下午3時。有機關、工人、學生代表參加。中心口號：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陳、曹、魏、韓、馬、梁（韓指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馬、梁指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梁國斌）均到會。會后有通電、通令。不承認曹市長、市委書記，曹監督勞動、陳一周內交代自己罪行。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完全垮臺了。”

　　張春橋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廣場群眾大會上說過：“1月6日的大會上就奪了權了。”[69]

　　我們看到，上海造反派是以聯合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方式來奪取市委、市人委領導權的。雖然數九寒天，天氣又不好，但是會場氣氛卻是熱烈的，組織安排上是周密的，造反派齊心協力順利、安全地完成了大會的各項議程，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

　　2）徐景賢在張春橋提醒下向中央報告奪權情況。

　　由于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參加這次大會，大會結束以后，徐景賢想了解他們兩位對于大會的反映，同時也向他們請示大會的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如何發表的問題，因而大會結后的第二天，徐景賢就到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情況。

　　徐景賢進了會客室，看到張春橋、姚文元正坐在沙發上談話，問道：“看了大會的實況轉播沒有？”張春橋說：“看了，我們昨天從頭到尾都看了。大會開得很成功，特別是下面群眾的情緒很好，一直堅持到底。你們把陳丕顯、曹荻秋揪上臺批斗、搞臭，很好。就是開會的時間長了點。”

　　姚文元也說道：“上海的工人階級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濕的，站在那里幾個小時，一動也不動，真有紀律，真有紀律，了不起！”

　　張春橋接著談了幾位被批斗的市委書記的態度：“幾個人當中，陳丕顯態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比較起來，還是馬天水的態度好一點，這和過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們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會議以后，和他打了招呼有關系……”。

　　姚文元側過身來問徐景賢：“你們把魏文伯拉到會上去干什么？他不是已經調到華東局去了嗎？”

　　徐景賢說：“魏文伯過去長期擔任市委書記處書記，機關干部對他意見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時的那些帳，應該清算。”

　　張春橋淡淡一笑，說道：“這個人看來民憤比較大。”

　　接著，徐景賢向他們匯報了市委黨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會的全部發言稿、通令、致敬電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發表，出版一個專輯，印它一百萬份，向全市全國發行。這樣既能擴大大會的影響，又能在實際上把市委黨刊的權奪到手了。徐景賢支持他們的設想，但涉及到點名批判，所以需要請示一下。

　　張春橋沉思了一下，說：“在中央沒有批準在報紙上公開點名以前，我想，批判發言稿在內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報》、《紅衛戰報》上登登，還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文元，你看怎么樣？”

　　姚文元說道：“同意。只要《解放日報》、《文匯報》暫時不點名，就可以。關于在大報上公開點名的問題，我們以后要向中央寫一個請示報告。”[70]

　　從中我們看到，張春橋、姚文元認為一月六日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是成功的，不論群眾情緒還是會場紀律都是好的，會將上海文革進一步推向前進。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這幾位市委書記在會場上的表現，也是與此前上海造反派對他們的反映相符合的。這不僅印證了造反派對于他們所做出的評價，也進一步反映出他們對待文革的真實態度。不難看出，這個時候在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中間已經出現了分化，馬天水開始轉變態度了。這里固然與張春橋等人對他打了招呼有關，也是與馬天水對文革思想認識的轉變分不開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后來在成立新的政權機構的時候，馬天水能夠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結合進革委會了。至于魏文伯離開上海市委到華東局工作了還要被拉出來批斗，也是與群眾對他存在種種意見分不開的。從群眾運動的邏輯來看，這也是難以避免的規律性現象。

　　從中可以看到，在《支部生活》造反派提出將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公開發表后，由于涉及到點名批判，徐景賢沒有擅自作主，而是向張春橋、姚文元請示怎么辦。這表明徐景賢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慎重的，也是遵循組織原則的。張春橋、姚文元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也是謹慎的。因為他們是以調查員的身份到達上海的，對于省部級領導干部在大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在中央批準之前他們是沒有權力作出答復的，因而只能在他們的職權范圍內作出原則性指示。這表明張春橋、姚文元是嚴格按照中央的授權來行事的。

　　談話中，張春橋問徐景賢：“你們的那些大會發言稿，還有通令，有沒有報送中央？”

　　“沒有呀”徐景賢囁嚅著說：“我以為……你和文元同志已經……報告中央了……”。

　　張春橋的臉色馬上變得嚴肅起來：“我們匯報是我們的事。你們開了大會，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們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認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可是，你們又不向中央正式報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準，那你們的大會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開過大會就算了，大會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們兩人包辦，你們要直接報送中央……”。

　　“那好，我馬上回到康平路去辦。”徐景賢緊張的腦門上都沁出了汗珠，問道：“你看……用什么名義報？”

　　“就用你們幾個發起開大會的革命群眾組織的名義報，”張春橋說得非常輕脆，而且具體地傳授了上報文件的方法：“一式印十五份，直接通過機要交通送中央辦公廳，這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可以看到了！”

　　徐景賢急忙趕回市委寫作班，重新印刷了大會的全部發言稿、通令、致敬電等，整理出一式十五套，由他親自裝進大信封，貼上了絕密件的簽條，寫上了送中央辦公廳收啟的字樣，然后打電話叫來了兩個機要交通員，當面布置他們明天一早就乘飛機到北京去，把文件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完了這件事，徐景賢又打電話給張春橋作了匯報，才算舒了一口氣。他心里不斷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沒有想到要向中央報告呢？這次虧得張春橋的提醒，才補報了……。[71]

　　張春橋對徐景賢的提醒是必要的、及時的，批評也是嚴肅的、認真的。他和姚文元作為毛澤東派遣的調查員到上海來，就是要將上海文革發展的真實情況及時寫成報告上報中央。同時，又在職權范圍內給予上海文革以必要的指導。這是他們的職責和任務。從組織程序上來說，上海造反派既然召開了打倒市委的批斗大會，就應該在大會結束后立即以他們的名義將相關材料上報中央，請求中央批準他們的行動。因為沒有中央的批準，造反派的行動就不會取得合法地位，更不會取得成功。后來各地奪權行動風起云涌的時候，毛澤東又重申過這件事。[72]令人遺憾的是，上海造反派特別是大會的組織者徐景賢等人卻忽視了這件事。正是因為這樣，張春橋才對徐景賢等造反派沒有及時將相關材料上報中央給予了嚴肅的批評。徐景賢是在張春橋的提醒、批評下，才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將相關材料上報中央的。這又一次表明作為中央調查員的張春橋雖然支持上海造反派的行動，卻是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展開活動，對于造反派的提醒、批評和幫助，也是按照相關程序來進行的。

　　從中看到，張春橋、姚文元與上海造反派之間保持著密切聯系，在他們的職權范圍之內，既支持、指導造反派的行動，又對他們予以批評和幫助，以便使上海的文革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3）上海掀起奪權浪潮。

　　我們看到，一月四日、五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先后奪權，六日上海造反派又召開大會奪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力。這些奪權行動，特別是一月六日的奪權在上海迅速掀起了全面奪權浪潮。從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的三天內，有49個市級、區縣局級單位被奪權，其中有本單位造反派奪的，也有本單位聯合外單位造反派奪的。[73]這些奪權行動是在一月六日以后發生的，是全面奪權在上海各地的進一步發展。

　　這里我們簡要介紹上海市公安局從奪權到建立保衛委員會的過程。

　　一月五日，上海市公安局機關成立了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這個組織成立后，印過一個宣言，雖限于市局單位，但已有相當規模。一月十一日下午，復旦紅三司紅衛兵在安文江帶領下，打著紅旗到達上海市公安局，要接管公安局的大權。當時在“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的朱永嘉聞訊趕到現場，了解情況以后給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打電話，讓他請示張春橋怎么辦？由于公安局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不能隨意奪權的，但是造反派的行動又是符合文革發展要求的，況且這個時候張春橋還沒有征求公安部領導的意見，因而張春橋在這個問題上是不便于表態的。在這種情況下，朱永嘉只好建議紅三司的安文江和公安局內部的造反派取得聯系，商量一個兩全的接管辦法。這種緩沖的辦法，得到了安文江的贊同。朱永嘉隨后將雙方采取聯合接管的辦法向張春橋秘書何秀文作了報告，又告訴了機關聯絡站。

　　對于群眾組織接管公安局的行動，張春橋征求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意見，取得了他的支持后，一月十三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在錦江飯店接見了公革會的人，聽他們匯報公安局內部文化革命的情況，并說公安工作受蘇聯克格勃的影響，要改變這種狀況。張春橋在談話中認可了他們的行動。也就是在這這一天，中央發布了《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于是十三日下午，張春橋就把工總司、紅三司與炮司及紅革會的人一起找來談話。他說，公安工作要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服務，要保護左派，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維護革命秩序。過去的公安系統已經癱瘓了，不能保衛文化大革命了，因而沖擊一下過去公安工作的舊作風，對他們進行接管是對的。公安工作要與群眾專政相結合，要有工人、學生一起來參加公安工作，因而要成立全市性的文化革命保衛委員會，搞一個宣言，讓各個群眾組織派代表參加。

　　張春橋講話后，一月十九日朱永嘉就幫工總司、紅革會、紅三司、公革會及檢察、司法系統的造反派搞了一個《關于加強上海市公安工作的通告》，這個通告宣布由公革會出頭與各革命造反組織聯合組建上海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簡稱文保會。[74]

　　文保會由工總司等十五個組織組成，王洪文任主任，文保會的職能是“參加接待、調解工廠、企業、學校兩派糾紛，負責全市性的集會，維持全市治安。”三月一日，上海市政法指揮部成立，文保會保留組織名義，停止一切活動，政法指揮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專政機構。[75]

　　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隨著形勢的發展又建立了取代文保會的政法指揮部。鑒于各級公安機關是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而從公安機關的職能及其實際作用出發，不宜由群眾組織擅自奪權，后來中央關于公安部門的奪權有著特別規定。上海市公安局的接管、奪權也是在張春橋征求了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同意以后才批準的。

　　從中我們看到，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取了市委、市人委大權以后，全市迅速掀起了全面奪權浪潮，各級黨委的領導權紛紛被接管、奪權，全市上下進入大規模的奪權風潮中。

　　4）“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的成立。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取市委、市人委大權以后，全市掀起了全面奪權浪潮。原先的各級領導機構紛紛被奪權或者陷于癱瘓之中，嚴重沖擊了上海市的生產、生活秩序。如果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被打破，文化大革命在上海不僅會遇到很大困難甚至難以進行下去。因而在全面奪權開始以后，維護社會經濟發展，保護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上海造反派的肩上。他們聯合起來，齊抓共管，成立機構，同舟共濟，擔負起上海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任。“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起來的。

　　經濟發展，交通先行。交通系統的造反派首先行動起來，鐵路系統的鐵聯與機務段、車輛段、列車段、南翔編組站動員起來，恢復正常的運行秩序，碼頭上恢復正常的裝卸作業。一月七日晚上，海運聯絡站的嚴忠琪提出在海運大樓讓出半個樓面，給交通系統各局聯合辦工，建立交通六局辦公室，核心是王明龍、謝鵬飛，每局各出一人，港務是莊明儀，海運是龔士根，長航是余雪泳，交運是裴興發，鐵路是謝鵬飛，郵電是顧方德，辦公室是華師大歷史系的紅衛兵霍達，同濟的李世楨，交大的汪洋，各局運行狀況的簡表交給寫作組王知常統一匯總，每天一份直送張春橋上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當時先處理好交運問題，生產才能恢復正常。一月八日下午張春橋再次召開座談會討論“三停”問題，批準了七日晚上成立的交運系統聯合指揮部。當天晚上，工總司所屬海港、郵電、長航、交運、海運、鐵路六局造反隊的指揮部聯合成立了六局指揮部，負責恢復全市的交通運輸。六局中鐵路最強，所以六局指揮部都以鐵路為主。召集會議的工總司代表王明龍，成為會議的負責人。六局指揮部后來改名為“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簡稱為火線指揮部。

　　九日，王明龍來武康路二號匯報這件事，要求機關聯絡站提供支持。聽取匯報以后，徐景賢讓朱永嘉作為機關聯絡站的代表隨王明龍去了六局指揮部。六局指揮部在福州路高等法院樓上，吃住條件很差，工作人員一共只有兩個房間。除了六局來的造反隊代表外都是學生，主要是華東師大、上海師院、同濟東方紅和師大附中的紅衛兵，一共有30多人?；鹁€指揮部內部有核心、辦事、宣傳、聯絡四個組，核心組成員是六局的代表各一人，加上王明龍，日常工作由王明龍與謝鵬飛主持。朱永嘉在那里主要做些協調性工作。

　　當時各局的造反派為了恢復交通都在本部門接管了調度工作，在鐵路碼頭幫助恢復交通的是各個學校的紅衛兵。一月九日中午，鐵聯造反派沖進鐵路局調度室宣布接管，派了12名熟悉業務的造反隊員接管了業務。同時在300名同濟東方紅紅衛兵的配合下控制了北站。海港的港務局也是在這個時候被接管的。這樣造反派就接管了海運、郵電、交運等局日常的業務管理工作。由火線指揮部協調各局之間的協作關系，如楊浦電廠缺煤，那兒沒有鐵路的專用線，為了保證電廠用煤，便從望廳調了兩列裝滿煤炭的列車到楊浦站，再用卡車轉運到楊浦電廠，保證楊浦電廠對市區的供電不中斷。[76]

　　奪權以后，造反派自發行動起來，維護上海的生產、生活秩序，保證上海市的革命、生產兩不誤，以實際行動踐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顯示出上海造反派的素養和自覺性。張春橋、姚文元不僅指導、支持了他們的行動，還到鐵路和海港視察過，召開座談會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

　　一月十九日晚上，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了火線指揮部的部分工作人員和參加鐵路、海港工作的紅衛兵代表，聽取了他們的工作匯報。這個時候，交通運輸已基本恢復正常，“三停”問題已解決。張春橋對火線指揮部的工作大加表揚，說這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種新政權的形式，火線指揮部就是經濟蘇維埃，將來可以代替市人委的作用。那一年，春節快到了，市場上煤餅、煤球供應緊張，南市區有一個老太太家的閣樓上，因存積煤球太多而被壓坍下來，這件小事反映了當時市民的心理。市場煤球店賣空了，為此報告到張春橋那里，張批示暫停兩家用煤大廠的供應，保證市場煤球的需要。三天以后，各煤球店的煤球堆積如山，一下子人心穩定，搶購煤球風就此平息。不僅如此，火線指揮部還參加了春節的市場供應、廣交會參展等活動。[77]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是在進行全面奪權的背景下成立的。這表明造成派在奪權以后已經擔負起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導重任。這個指揮機構的成立，對于將造反派組織起來，協調彼此行動，采取措施維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當然，參加這個機構的許多人員沒有專業管理經驗，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失誤，但是瑕不掩瑜，這個機構畢竟是在奪權的情況下，擔負起了維護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重任，因而就成為鞏固上海文革成果、保護上海文革進行的有力保證。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月六日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批斗大會為標志，上海造反派奪取了市委、市人委的大權。隨后，上海造反派將奪權情況上報中央，請求批準。與此同時，上海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浪潮，各級黨政領導權紛紛被奪取或者陷于癱瘓。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造反派自發組織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擔負起了維護上海生產、生活秩序的領導重任，將上海的文革進一步推向前進。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批準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一月四日、五日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造反派奪權后，八日毛澤東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時表明了態度，對于他們的奪權予以了肯定和支持。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奪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力以后，不論是張春橋、姚文元還是上海造反派都將相關報告和材料上報中央，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此又是什么樣的態度呢？因為這次行動能否得到中央的批準，直接關系到奪權的成敗。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毛澤東對于一月六日奪權行動并沒有立即表態，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后才予以肯定的?？磥?，他對于這個問題也在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觀察斗爭的發展狀況，在經過反復思考以后才做出決定。這反映出在上海造反派奪權市委、市人數領導權的表態上，他是非常慎重的。

　　1）轉發上海造反派的兩個文件和中央發出賀電。

　　毛澤東雖然沒有對一月六日奪權馬上表明態度，但是卻對《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迅速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不僅如此，他還對上海造反派聯合署名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兩個文件以及上海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干部紛紛參加文革的報道予以稱贊，于是要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一份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這是因為上海的文革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不僅在運動中執行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還反對業已出現的經濟主義，同時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干部真正動員起來，參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因而給上海造反派發出賀電并在中央報刊上轉發這些材料，不僅可以鼓舞上海造反派的士氣，總結、推廣他們的造反經驗，而且對于推動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具有重要意義。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一月八日毛澤東針對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奪權發表談話，《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和《解放軍報》負責人胡癡依據毛澤東的談話當即寫成《人民日報》一月九日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經毛澤東當場審定后定稿。這個編者按全文如下：

　　“上?！段膮R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月九日，《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加上了這個編者按。同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全體革命職工”因這個編者按中肯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致敬電；《文匯報》、《解放日報》還發表了據毛澤東一月八日談話的綜合報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78]

　　這個綜合報道新華社發了電訊稿。一月十日，江青給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前一篇通訊稿中，提出上海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有四個重要標志：第一，廣大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了。他們沖破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第二，市級黨政機關的革命造反派殺出來了，他們打破了“內外有別”等種種框框，同工人、革命學生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僅隊伍越來越壯大，而且斗爭藝術也越來越趨于成熟。第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全線崩潰，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庇護下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丑惡面目，已開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澤東當天把這兩個電訊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

　　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賀電最后說：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79]

　　上面這些賀電、文件、報道也在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紅旗》雜志上發表。[80]

　　從中我們看到，雖然毛澤東對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取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力沒有立即表態，但是卻主持起草了轉發《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隨后在中央報刊上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和關于上海文革的“綜合報道”，以及中央向上海造反派發出的賀電。這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是贊許的。不過是由于對當時斗爭的形勢還要予以觀察而不便于立即表明態度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賀電是以中央文革小組與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的。這不僅進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也意味著中央文革小組今后在文革中負有更大的責任。中央文革小組是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負責文革的辦事機構，采取這種署名方式，主要的還是由于進入一九六六年冬季以后，中央文革小組受到了黨內和社會上的巨大壓力，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地將矛頭對準了中央文革小組，從而使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難的緣故。

　　從毛澤東提議以中央名義給上海造反派發出賀電，卻沒有對他們一月六日的奪權活動予以明確表態來看，他對上海文革的發展情況還要做出進一步思考。從邏輯上來說，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無疑是符合中央要求的，斗爭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因而中央向他們發出了賀電。既然如此，那么中央為什么不對他們的奪權行動予以明確表態呢？看來，毛澤東還要對上海的斗爭形勢作出進一步觀察，寄望著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覺悟，看看能不能將他爭取過來。這在下文張春橋與徐景賢的談話中反映了出來。

　　2）陳丕顯對中央希望他出來工作采取了拒絕態度。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青、張春橋就做陳丕顯的工作，希望他主動接觸造反派，早日站出來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為了消除陳丕顯的后顧之憂，還表示可以和姚文元一起做他的顧問，陳丕顯卻以生病為由拒絕了。陳丕顯心里是這樣想的，他生病以來，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線頂著，他們對外的表態、做法，都向他匯報過，他們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個時候把別人搞下去，讓他站出來，他是絕不會那樣做的。當陳丕顯的夫人謝志成對江青說，陳丕顯身體確實很不好時，江青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氣憤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那是他柴米醬醋管得太多了。[81]從中我們看到，這個時候陳丕顯對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抱著抗衡的態度，即便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出面做他工作、表示給他當顧問的情況下仍然如此。這樣就不能不對他以后的政治命運產生重要影響。

　　進入十二月份以后，以寫作班為代表的上海市委機關干部開始造反了。十二月十八日機聯站召開造反大會，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常溪萍等上海市委領導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個部局級領導到會場接受批判。這是陳丕顯第一次接受群眾批判。主席臺周圍貼的標語口號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當時陳丕顯是怎么想的呢？他后來回憶說：“他們（指造反派——引者注）對市委是‘炮打’，對曹荻秋是‘揪出’，對我是‘火燒’，是因為雖然他們已經開始對我發難，又還假裝對我留有一點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這個‘區別’，按照他們的旨意站出來。對這點，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們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來還是不站出來，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運和下場都會是一樣的！因此不管如何風吹浪打，我們都要堅定地站在一起，決不能學習劉建勛、潘復生。”[82]

　　劉建勛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是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他們二位在群眾起來造反的時候，積極歡迎群眾向省委造反，主動站在造反派一邊，這在當時省部級一把手中還是比較罕見的。陳丕顯從會場上的標語中覺察到造反派對他們采取了策略性的處理方式，這顯然是為他轉變態度留下了余地，希望他在批斗大會后能夠像劉建勛、潘復生那樣站在造反派群眾一邊。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陳丕顯雖然覺察到了造反派的用意，但是仍然采取了拒絕的態度。

　　毛澤東一月八日對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奪權的談話，通過紅衛兵小報迅速傳播開來。陳丕顯看了以后，又是什么樣的態度呢？

　　陳丕顯后來在回憶錄中談到了自己當時的想法，他說：“我對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滿意，比如把《文匯報》、《解放日報》改組說成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我心里就暗自惦量過，造反派們算是什么階級呢？被奪了權的《解放日報》編委、《文匯報》編委，又算是什么階級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產，這個‘保守派’又是指誰呢？除了我和曹荻秋，這個帳還能算到誰的頭上去呢？死了的‘張屠戶’，又是指誰呢？”[83]

　　從陳丕顯提出的疑問表明，他并不認同毛澤東的談話，對毛澤東把他和曹荻秋稱為保守派也不以為然。這說明他不僅沒有認識到繼續革命中的階級劃分與以前存在重大不同，更沒有領悟到繼續革命的理論真諦，也反映出他對正在進行的文革仍然存在著抗拒的心理。

　　盡管這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陳丕顯還是寄予希望的。不僅張春橋、姚文元來上海之前是如此，就是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開了打倒市委的大會后也是這樣。這在張春橋與徐景賢的談話中反映了出來。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徐景賢到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匯報次日慶祝中央賀電大會的準備工作時，張春橋對徐景賢說：“我已經找陳丕顯談過話了。”

　　徐景賢覺得有些意外，問道：“是在哪里談的？”

　　張春橋說：“把他找到興國路來談的……”看到徐景賢有些不解，張春橋稍作停頓后又說：“去年十二月，主席生日的時候，提出你們寫作班造反時的口號‘火燒陳丕顯’，主席很風趣，他當時還說：‘燒一下可以，不過不要燒焦了！”

　　聽到這里，徐景賢不由得愣了一下，心想：去年姚文元打電話給他，傳達毛主席指示的時候，沒有講這句話嘛。

　　張春橋繼續他的話題：“這次我們來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見，是希望陳丕顯還能出來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談話的時候，對他說：我們在和群眾見面之前，先找你談談。我把中央的意見也告訴了他。陳丕顯聽了以后表示：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出來工作有困難。”

　　這個時候張春橋也說道：“我看，他現在也確實難以出來工作。”[84]

　　不難看出，張春橋找陳丕顯談話，當然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受命而行，向陳丕顯轉達中央希望他出來工作的意見?？磥?，直到這個時候中央也沒有放棄爭取陳丕顯轉變態度的作法，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陳丕顯仍然像以前一樣拒絕了。以前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青、張春橋希望陳丕顯出來工作的時候，陳丕顯以生病為由予以拒絕，這次在張春橋向他轉達中央意見的時候，又以出來工作困難為由予以了拒絕。兩次拒絕中央要他出來工作的意見，表明他的態度和以前一樣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是陳丕顯最后一次選擇工作的機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直接決定著陳丕顯在文革中的政治命運。

　　雖然陳丕顯拒絕了中央要他出來工作的意見，但是在文革蓬勃發展的形勢面前，他還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比如，他曾經簽署了造反派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一月一日，他簽字同意撥給二兵團活動經費15萬元，小轎車、摩托車、自行車一批。一月二日，他躲在華山路招待所，給紅衛兵頭頭開介紹信去無錫。三日找熊中節、夏明芳去華山路招待所要他們建立地下接待站，給群眾組織車輛、物資和經費。四日上午，他打電話給南京的當權派陳揚，介紹自己的經驗，說：“你們要依靠造反派，同他們一起商量問題，我現在就是同造反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十五日，在紅革會總部給紅革會簽了一萬元經費。[85]

　　這反映出陳丕顯在大形勢下，還是采取了一些支持造反派的行動的。從陳丕顯在上海文革中的總體表現來看，這些行動不過是他在上海文革形勢蓬勃發展下的策略性選擇，并不表明他對待文革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否則的話，他為什么對中央希望他出來工作的意見予以拒絕呢？他難道不知道這樣做會對他以后的政治命運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嗎？

　　由此我們進一步分析，毛澤東對于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的奪權迅速表明態度，而對于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權市委、市人委的權力沒有立即表態，不僅是由于他要對上海雙方斗爭的形勢進一步觀察，做出深入的思考，同時也寄望著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態度的轉變，站到造反派一邊來。從這方面來說，毛澤東沒有對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奪權立即作出表態，不過是給陳丕顯留下了思想轉變的時間罷了。張春橋向陳丕顯轉達中央意見，特別是選擇在他和姚文元公開與群眾見面之前與陳丕顯談話，是因為陳丕顯的態度究竟如何，不僅關系到陳丕顯個人的政治命運，也關系到上海新領導班子的組成、以后的斗爭形式、上海文革的走向乃至于對全國文革的影響。但是在陳丕顯態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這種希望最后也就只好化為泡影了。

　　3）上海召開慶祝中央賀電大會。

　　一月十一日，上海造反派收到中央的賀電后，歡欣鼓舞，計劃在人民廣場召開一次盛大的慶祝大會，會后還要進行游行。既然召開這樣的大會，造反派就要在協商中取得一致意見，做好大會的籌備工作。徐景賢向張春橋匯報了大會的各項安排工作后，張春橋表示同意，還說他和姚文元要參加這次大會并講話，和上海的群眾見見面。[86]

　　十一日深夜十一時，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會議在黨校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工總司等四十多個組織的代表。張春橋在會議上傳達了中央賀電，并講了話，他說：“毛主席決定把上海的兩個文件向全國廣播，指示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這是解放17年來從沒有過的大事，集中體現了毛主席對上海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支持。”他還說：“我們工作還不夠，距離毛主席的要求還很遠，據我的觀察，各革命群眾組織的關系還不夠好，有些事做得不妥當，例如有的組織為署名問題、登廣告問題要封新生的《文匯報》、《解放日報》。”接著張春橋建議為籌備第二天歡慶中央賀電的全市大會并進一步加強造反派的團結與協作，建立一個上海各造反組織的聯絡站，以更好地聯合起來，反對經濟主義，進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87]張春橋的提議得到了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還就大會議程在協商中取得了一致意見，為第二天慶祝大會的召開做好了準備。

　　一月十二日，上海召開了“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同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88]下午兩點，全市數十萬群眾在人民廣場隆重舉行了慶祝大會。工廠不當班的工人幾乎都來了，還在十個郊區設置了轉播站，收聽的人數高達數百萬，盛況空前。張春橋、姚文元出現在這次會議上，和廣大革命群眾見了面。他們兩人的公開露面并發表講話，將大會進一步推向高潮。張春橋在會上親自宣讀了中央賀電全文，接著發表了講話。[89]

　　他說：“同志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我非常高興地參加今天的會，并且我們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身體也非常健康，這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對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關心的。大家都還記得：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從對《海瑞罷官》這出反動戲的批判開始的，而這個正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在上海揭開的。上海市委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家伙，他們貪天之功，好像他們在這一方面還有什么功勞，可以拿來當作抵擋革命的擋箭牌，這是非?？蓯u的。”

　　張春橋接下去說：“毛主席最近給我們說過，他說：‘上海很有希望，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干部起來了，各方面都起來了。上海搞好了，就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這是毛主席最近講的，他對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剛才我宣讀的昨天已經向全國廣播了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更加集中地體現了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的關懷。這是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對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這個賀電也是對于一切反對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擊……”。[90]

　　姚文元在講話中則是批評陳丕顯、曹荻秋過去把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的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貪天之功為己有，現在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創造的成績算在自己名下，真是厚顏無恥。接著姚文元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動再次證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現在革命造反派應該挺身而出，把無產階級的各項領導權奪回來，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91]

　　張春橋、姚文元講完話后，王洪文上臺，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92]

　　我們注意到，不論是張春橋還是姚文元在講話中都批判了上海市委內部的一小撮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分子貪天之功為己有，這到底符合不符合實際情況呢？

　　這個問題在分析以后才能得出答案。公正地說，進行京劇革命和批判《海瑞罷官》雖然不是上海市委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在進行過程中上海市委還是給予了不少支持和幫助的。這是應該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以來，特別是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安亭事件發生以后，上海市委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走向了文革的反面?！陡嫔虾Ｈ腥嗣駮泛汀毒o急通告》雖然是陳丕顯簽署的，但是這兩個文件卻是由造反派牽頭并且署名搞出來的，陳丕顯是在造反派搞出這兩個文件后例行公事、簽字畫押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參與了這個事件，在其中并沒有起到主導性作用。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陳丕顯及其主持的上海市委即便參加了其中的一些工作，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對于文革則是表現出淡漠、抗衡的態度。不論是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還是陳丕顯在中央反復勸說下也不愿意出來工作，就是這種態度的集中體現。雖然他們在文化革命過程中確實干了一些具體工作，但是對于他們的定性，不是看他們是否做了一些具體工作而是根據他們對待文革的根本態度做出的。他們在上海文革中所做的這些具體工作，不足以改變依據他們對待文革根本態度所形成的定性，因而不能因為他們做了一些具體工作就否定依據定性對他們進行的批判。至于是不是貪天之功為己有，陳丕顯對這次大會的事后回憶就為此作出了證明。他后來回憶道：

　　“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領導都被揪到臺上批斗。

　　那天的人民廣場，大約有幾十萬人，聲勢浩大，鑼鼓喧天。群眾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號?？粗?lsquo;熱烈慶賀中央來電’這條標語，我心中不由啞然失笑：中央來電是祝賀《急告全市人民書》（后來在中央轉發這個文件時改名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引者注）、《緊急通告》的；可是，作為這兩個文件出臺參與者、簽發者的我，卻被造反派揪在批斗臺上。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93]

　　看來，陳丕顯認為中央來電是祝賀這兩個文件發表的，而他作為文件的參與者、簽發者，不但無功反而有過，卻和市委、市人委各級領導干部被揪出來批斗，這是不公平的，自己也是冤枉的。其實，批斗這些領導干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對待文化大革命所表現出來的淡漠、抗衡乃至壓制態度，這次批斗不過是借慶祝賀電的機會例行公事罷了。陳丕顯雖然參與、簽署了這兩個文件，但是他的作為不足以改變因他對于文革根本態度所形成的定性。陳丕顯也不想一想，為什么在中央反復勸說之下，他仍然對于出來工作表示拒絕呢？即使在這次慶祝大會召開前，張春橋代表中央又一次找他談話的時候也是如此，這又能怪誰呢？

　　即便如此，陳丕顯的信息還是靈通的。召開這次批斗大會的前一兩天，就有許多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將消息透露給他和他的家人，說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會有大動作，要他做好準備。因而十二日早晨，他起床后就把胡子刮得干干凈凈，為了免受武斗，又穿上了一身新軍裝，還向妻子兒女作了告別。到了會場后，造反派要他換下軍裝，陳丕顯予以拒絕，僵持之下最后采取了一個折衷的方法，陳丕顯仍然穿著軍裝，但要取下領章、帽微。不過事實證明陳丕顯還是多慮了，這次批斗大會既沒讓他們戴高帽子、彎腰，又沒有讓掛黑板，只是讓他們低頭站著。

　　站在批斗臺上的陳丕顯，心中想到：“畢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臺上，我顯得比較坦然?？墒?，面對臺下幾十萬狂熱的人群，面對自己嘔心瀝血工作了十幾年的這座城市，要說不難過、不痛心那是假的！難道群眾就是這樣給我們判了‘死刑’嗎？中央就是這樣給我們下結論了嗎？這是一個有著八百萬人口的全國第一大工商業城市，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這么大一個攤子，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對此就一點不考慮，撒手讓它進入瘋狂的無政府狀態了嗎？”[94]

　　從中看到，面對會場的批斗，他仍然表現出迷茫、不解和抗衡的態度，不僅沒有認識到進行文革的必要性，而且還對正在進行的文革表現出“難過”和“痛心”。如果我們從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宏觀歷史視野來看，形式上他似乎是在為上海的發展和穩定著想，實質上則是將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置之于腦后了?？杀氖?，他與許多領導干部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這次大會上，在張春橋提議下，造反派決定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這是上海造反派建立的統一組織，呈現出大聯合的趨勢。成立這個聯絡總站，是為了化解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協調彼此之間的行動，團結起來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將上海文革進行到底所采取的組織措施。這次大會的召開，不僅鼓舞了革命群眾的斗志，中央賀電的傳達和張春橋、姚文元的亮相，更進一步堅定了上海造反派進行文革的信心。這樣張春橋、姚文元以調查員的身份公開登上上海文革舞臺，指導著上海文革的深入發展。

　　4）中央批準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

　　雖然中央給上海造反派發了賀電，上海也召開了慶祝中央賀電的大會，但是在中央沒有批準他們一月六日奪權以前，他們的奪權仍然是不合法的。因而一月六日奪權能不能獲得中央批準，就成為他們奪權是否成功的關鍵。

　　當時，由于毛澤東沒有對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表態，因而即便在中央領導層中也有人對上海的奪權行動發出了疑問。陳伯達沒有請示毛澤東，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慶祝中央給上海賀電的十萬人大會上說，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組織只能監督，不能奪權。陳伯達講的是福建話，人們聽不懂，由王力給他在旁邊當翻譯。當時來自上海的王洪文等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聽陳伯達這樣講，還作了檢討。

　　當天下午剛散會，毛澤東就知道了，認為陳伯達的表態是錯誤的，馬上開會批評陳伯達，支持上海的奪權行動。毛澤東說，上海造反派組織來奪上海市委的權，怎么能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呢？是他們（上海市委）采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式，群眾把他們的權奪了，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95]

　　通過批評陳伯達的錯誤講話，實際上毛澤東已經表明了對于上海一月六日奪權的態度。但是，要批準上海奪權，從組織程序上來說，還是要在中央核心領導層會議上予以通過。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的干部十幾年來有些人變質了。”“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的力量發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萬，再加上學生，就是主力。”“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群眾選舉新的干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但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一個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96]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會議上不僅講了奪權的原因，還肯定了上海奪權的行動，認為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奪權后可以選舉新干部。群眾起來奪權以后，業務還是由原來的人來搞，群眾對他們起監督作用。這樣既有利于保證工農業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和正常進行，防止出現大的動蕩，也為文革的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了上海市的奪權。張春橋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在上海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此予以了說明，他說：“1月16日，主席批準奪舊市委、舊人委的權。”[97]毛澤東批準上海一月六日奪權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系列文章，向全國宣揚上海的奪權經驗，指出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澤東審閱后發表的。同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98]該文用墨體字刊出毛澤東所說的：“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篇評論員文章還寫道：“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的這一革命行動，標志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志著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99]

　　“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針和采取的革命行動，給全國樹立了榜樣，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新經驗。

　　他們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導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的斗爭。這是現階段我國階級斗爭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集中表現。”

　　“現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上海市各革命群眾組織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階級同其他革命群眾、革命干部聯合起來，在一個市的范圍內，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奪權的斗爭。這是在新形勢下所采取的又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措施將推動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一個新的飛躍。”[100]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社論說：“從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里，從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把被他們篡奪了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勇敢地承擔起來的戰斗任務。”[101]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在毛澤東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中說：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斗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鐘敲響了！讓我們高舉起雙手，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斗爭的一個偉大開端。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系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幾個月的反復和曲折，一場場驚濤駭浪的階級斗爭暴風雨，深刻教育了革命造反派。他們越來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別的，只是因為印把子沒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最于這樣欺負人，就是因為他們還有權！革命群眾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展開奪權斗爭，就必須大聯合。沒有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就只是一句空話。”文章最后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02]

　　我們看到，一月十六日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終于批準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奪權。從一月六日至十六日這十天時間，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一方面在觀察上海市文革形勢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也在期待著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個人的態度轉化。在陳丕顯拒絕出來工作而上海的文革形勢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上海造反派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同時從文革發展的方向和大局出發，批準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奪權。

　　中央批準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奪權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因為上海造反派進行的奪權是在文革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發生的，不僅是符合這個階段文革的發展方向，也是要完成這個階段文革的任務。中央之所以沒有在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奪權后立即予以批準，還是從慎重出發，要對上海文革的發展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以后再做出決定，當然也在期待著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思想的轉變。沒有立即批準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奪權行動，主要還是處于策略考慮，其實從文革形勢發展的大局上來說，對奪權的批準不過是個時間早遲的問題。

　　從中我們看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上海奪權的表態是經過了一個過程的。先是支持、肯定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的奪權，而后在中央報刊上轉發《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并向上海造反派發出了賀電，最后一月十六日才批準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奪權。由此反映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沒有情緒化的表態，而是在廣泛調查和反復思考以后才做出的決定。這說明中央對于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是慎重的、冷靜的、理性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上海奪權做出肯定以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中央報刊也適時發表文章，以上海的奪權為背景，向全國宣揚文革進入了全面奪權的新階段。各地聞風而起，掀起了全面奪權風暴。

　?。?）上海造反派內部進行的奪權與反奪權斗爭。

　　雖然一月十六日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批準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但是在建立上海市臨時權力機構的過程中，造反派內部紅衛兵、工人和機關干部之間的矛盾卻趨于激化，圍繞奪權與反奪權進行了此起彼伏的激烈斗爭，致使臨時權力機構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難。在斗爭中，上海造反派的主體力量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導下，團結起來，排除干擾，以大局為重，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最終建立了上海市臨時權力機構。

　?、?工八司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的第一次奪權。

　　一月中旬，有一個自稱工八司（即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工人組織，拉攏幾個小組織，乘著幾輛卡車，直接闖進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們把除了檔案室和機要室以外的地方，統統占領起來，貼出大布告宣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徐景賢聽說后迅速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張春橋、姚文元并不贊同這種未同其他造反派組織協商就擅自奪權的行為，因而要徐景賢打電話通知工八司等組織馬上撤出。徐景賢將電話打到康平路機要室，從電話中聽到奪權者與接線員正在進行激烈的爭吵，找到工八司的負責人，嚴肅地告訴他們：“你們沒有和上海的主要組織協商，是沒有資格接管市委的，要馬上撤出來！”

　　這個負責人提出抗議：“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徐景賢警告說：“這不是我的意見，是中央文革首長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見，你們如果不執行的話，一切后果由你們自己負責！”說完就掛上了電話。

　　這批奪權者在徐景賢措詞強硬的警告下，又看到張春橋、姚文元也不支持他們的奪權行動，貼了幾張大標語后便灰溜溜地撤走了。[103]

　　從中可以看到，這次奪權行動尚未真正實行便流產了。這些造反派組織畢竟力量小、名氣也不大，因而在徐景賢傳達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意見，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以后，才不得不撤走的。這反映出當時造反派組織對于權力的欲望還是比較強烈的。

　?、?二兵團和上三司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的第二次奪權。

　　二兵團，就是北上返滬二兵團，曾經在耿金章帶領下參加了安亭事件。當王洪文與張春橋達成“五點協議”率領到京上訪的工人回到上海的時候，耿金章卻帶領部分工人單獨徒步北上，張春橋后來在蘇州又與他們簽署了第二個“五點協議”。這樣耿金章帶領工人回到上海后，便樹起了北上返滬二兵團的旗號。耿金章是共產黨員，從部隊復員后到上海紙漿廠當工人。雖然二兵團掛靠在工總司名下，卻具有較大的獨立性，比如在簽署《緊急通告》的時候，雖然工總司已經在前面署名了，耿金章還要以二兵團的名義單獨署名，否則的話就要砸掉刊登這個文件的報社。

　　上三司（即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負責人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趙全國。一九六六年底，他曾經把華東六省一市的省、市委書記弄到上海，準備以上三司為主在虹口體育場召開一次華東地區的批斗大會。周恩來聽說后，在電話里嚴肅地批評了他，并表示不能同意召開這樣的大會，趙全國才被迫偃旗息鼓了。

　　二兵團和上三司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的這次奪權發生在一月十五日凌晨三點半，他們在趙全國、耿金章帶領下，調動了一批工人和學生隊伍進駐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力。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等十一個組織的支持。為了使這次奪權合法化，他們用工總司二兵團和上三司等組織的名義，向毛主席和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匯報他們已經奪了上海市委的權，請求中央承認；同時，還在電報中提名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提名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請求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

　　這次奪權主要是在二兵團和上三司領導下進行的，一個是工人造反派，一個是造反派紅衛兵。如何處理這次奪權行動，不僅關系到上海奪權行動能否得以順利進行，還關系到造反派隊伍是走向統一還是分裂。因而張春橋、姚文元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非常慎重的。這次奪權行動主要是在二兵團和上三司的領導下進行的，這兩個造反派組織中的二兵團是工人組織，當時力量比較強大，因而就要先做好他們的工作，只要二兵團的工作做通了，上三司也就孤立了，這樣他們進行的奪權活動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張春橋、姚文元決定邀耿金章、徐景賢到興國路招待所住地談話。徐景賢領導的機聯站沒有參加這次行動，讓他參加談話是為了讓耿金章知道機聯站等造反派組織是不贊成他們這次奪權的，以便促使耿金章思想上能夠及早轉過彎來。

　　張春橋、姚文元坐在面朝門口的沙發上，徐景賢和耿金章坐在他們的對面。

　　張春橋問道：“老耿呀，你們二兵團這次調了多少人進康平路呢？”

　　耿金章回答：“里面的幾百人都是我調去的，他們‘上三司’根本沒有幾個人，其他參加奪權的組織更是擺擺樣子的！”

　　張春橋又問：“這么說，二兵團是這次奪權的主力了？”

　　耿金章喝著茶水，大大咧咧地說：“是呀，沒有我們‘二兵團’，他們誰也奪不成！”

　　姚文元插嘴問道：“你們奪權以后給毛主席、黨中央發了一個電報，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說：“知道。電報我沒有看過，但是‘二兵團’的聯絡員給我說過這件事。”

　　張春橋這時才轉入正題：“今天找你來，就是要談這個問題。你們和‘上三司’等奪權，只是少數幾個組織干的，別的組織都沒有參加，要是承認你們的話，會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時期，別的組織的奪權，我們都沒有承認。最近，我和文元準備召開上海各個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你們也可以參加，大家共同來討論上海奪權以后政權機構的形式問題。所以，希望‘二兵團’能夠從康平路退出來。”

　　耿金章聽到這里，抽著煙，默不作聲。

　　張春橋接下去說：“但是，有一件事應當告訴你們，就是你們發到中央去的電報，提名張春橋擔任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毛主席已經看到了。毛主席還有指示。”

　　耿金章和徐景賢一聽毛主席有指示，馬上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靜聽。

　　張春橋緩慢地一字一句地傳達：“毛主席說，他贊成由群眾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領導人的這種方式。毛主席還要我來負責提出市委委員的名單。”

　　張春橋繼續平靜地說道：“因為這是毛主席看了你們的電報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慮不好對你們封鎖，所以決定找你們來傳達一下，讓你們知道。但是，因為毛主席沒有對你們幾個組織的奪權表態，所以不便把‘上三司’等其他組織統統找來，就找你耿金章作為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員的問題，現在看來時機還沒有成熟，需要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接著，張春橋談起耿金章的身世來，提到耿金章父母去世得早，是他姐姐領大的，與窮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看到耿金章對此感到不解，張春橋笑著說：“你的檔案材料我都看過。你們‘工總司’幾個人的材料我全看過。過去市委不是說你們‘工總司’的頭頭都是一些‘社會渣滓’嗎？我對你們這些‘社會渣滓’，總應該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也嘿嘿地笑了起來。他聽罷毛主席指示的傳達，當場就爽快地表態說：“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團’的隊伍撤出康平路，還要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于什么時候開聯席會議，我就等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談話結束后，夜已經深了，張春橋還特地關照讓廚師做了一大鍋肉絲湯面，耿金章和隨從們吃了個精光，然后乘了轎車風風火火地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二兵團的隊伍就撤離了康平路，二兵團一旦撤出市委機關，上三司就孤立了，趙全國策劃的第一次奪權流產了。[104]

　　我們看到，對于二兵團和上三司進行的這次奪權，張春橋、姚文元并沒有采取激烈的手段，而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在談話中既入情入理，又講究策略，通過思想工作的方式，釜底抽薪，先將二兵團負責人耿金章爭取過來。失去了二兵團的支持，這次奪權行動也就失敗了。這樣張春橋、姚文元就成功化解了這次奪權造成的危機。

　?、?上三次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的第三次奪權。

　　張春橋、姚文元找耿金章談話后，耿金章還把張春橋傳達給他的信息，告知了紅衛兵組織上三司的頭頭趙全國。這下子趙全國不服氣了：你張春橋和姚文元當市委書記還是我主張向中央打電報提名的呢，可是現在居然把我撇開了。

　　趙全國組織了一個五人代表團飛北京告狀。到了北京，聽說《人民日報》將要發表支持奪權的社論，就認為上三司在上海奪權的大方向沒有錯，北京既然沒有人理睬他們，就又飛回上海，聯絡了一些造反組織，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午，第二次進駐康平路市委機關，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趙全國第二次進駐康平路之日，正值張春橋、姚文元忙著和各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討論上海聯合奪權后的組織形式之時。這天晚上，趙全國從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直接打電話給徐景賢，發出最后通牒，要徐景賢轉告張春橋、姚文元，馬上到康平路云接見群眾。張春橋、姚文元沒有理會他。

　　當天晚上，各個造反派組織在余慶路招待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成立聯絡總站的問題。大家提出希望來一個大聯合奪權，不希望關系破裂，要徐景賢再次打電話給趙全國，邀請他來參加會議。誰知道趙全國一口回絕，反過來通知大家集中到康平路他那里去開會，說市委的權是他們上三司為主奪下來的。大家一聽趙全國的態度就火了，工總司的潘國平正在主持會議，氣得跳起來說，趙全國破壞上海的聯合奪權，去年他要召開華東六省一市的造反大會，還偽造周總理的指示，走，我們一起把他抓起來。在他的號召下，幾十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一擁而上，分乘兩輛大客車，直奔康平路，沖進上三司設在市委大院的指揮部。潘國平找到趙全國，爭執了幾句，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擁，當場把趙全國扭送到公安局了。上三司的又一次奪權就此結束了。[105]

　　我們看到，上三司召集若干造反派組織又一次進駐康平路市委大院奪權，甚至在大家邀請的情況下也拒絕參加造反派聯席會議，還主張以上三司為主召開造反派聯席會議，這樣就站在了上海造反派的對立面了。上三司雖然在上海文革過程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不論是從造反派組織的力量對比上，還是對上海文革的發展貢獻上，上三司都是與工總司、紅革會這些造反派組織沒法比的。特別是在一月六日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以后，更需要上海造反派組織團結起來，成立聯合權力機構的時候，上三司的行為無疑造成了上海造反派的分裂。因而遭此結局也就是咎由自取了。

　?、?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第四次奪權。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上海最大的一個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即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組織了十幾支紅衛兵隊伍，一個晚上同時出動，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人委機關，以及上海十個區的區委、區人委共二十三個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宣告他們已經把上海的大權統統搞到手了。接著，紅革會又占領了上海展覽館內的一幢房屋作為指揮部，并通知上海警備區派解放軍保護他們這些左派。其他造反派組織聽說他們單獨行動奪印后，都很氣憤，摩拳擦掌，批評指責，造反派內部的矛盾迅速激化。

　　紅革會是當時上海最大的、最有影響的一個造反派學生組織，在《解放日報》事件中聲名鵲起，與工總司并肩戰斗過，還支持過機聯站的造反活動，但是某些負責人卻自恃造反有功，驕氣很盛，聽不進不同意見。它的領導核心，主要是由復旦大學的學生組成的。對于這樣一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應該如何處理他們的奪印事件呢？這是擺在張春橋、姚文元面前的一個難題。

　　紅革會奪權后，也知道單憑他們這一派是掌不起權的。為了使他們的奪權合法化，當天晚上，復旦大學紅革會負責人馬立新給徐景賢打電話，說紅革會愿意和工總司、農司（籌）以及機聯站一起聯合奪權、掌權，希望他馬上前去會商，簽署奪權聲明。同時，馬立新也給工總司、農司（籌）打了類似的電話。

　　徐景賢放下電話后，立即到張春橋、姚文元住地緊急請示，張春橋、姚文元對徐景賢談了處理這個事件的方針、政策及其斗爭策略。這個時候上海警備區應紅革會請求，經張春橋同意后，還向展覽館紅革會臨時指揮部增派了許多解放軍巡邏哨。派出巡邏哨，不僅是為了對紅革會提供保護，安撫他們的情緒，也是為了防止他們手中的大印流出，免生意外。

　　徐景賢深夜走進紅革會臨時指揮部時，見到滿滿坐了一屋子人，有的人已經躺在旁邊的雙人疊床上睡著了，工總司的潘國平、農司（籌）的夏桂伯已被他們請來了。夏桂伯是浦東農村的一個大隊長，因為打出造反旗幟比較早，成為農民造反組織籌備組的負責人。

　　紅革會的一把手馬立新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山東人，還是寫作班哲學組郭仁杰的學生，與徐景賢打過多次交道，這時走過來說：“我們奪大印事先沒有和你們打招呼，因為怕知道這次行動的人多了可能會走漏風聲，所以我們單獨采取了這次革命行動。但是，我們‘紅革會’不想一家掌權，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發布一個奪權聲明。我們這四個組織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響的，只要我們四家的步調一致，那么，上海的黨、政、財、文大權，就由我們掌定了！”

　　徐景賢聽后，覺得不能直接拒絕，那樣的話，就會將關系搞僵，不好做他們的工作了，于是只好采取迂回戰術，對他們講道：“紅革會”想搞聯合奪權的想法是可取的，奪權以后當然要掌大印，可是奪印并不就等于奪權，關鍵在于掌權者說的話有沒有人聽，發號施令有沒有人執行。這就涉及到聯合奪權究竟是“小聯合”好還是“大聯合”好的問題。我們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幾個，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賀電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駐滬紅衛兵組織，平時經常在一起聯合開會采取共同行動的，總共已經有三十二個組織，至于其他各種名義的組織，還有好幾百個。如果我們四個組織奪了權，把別的組織都撇在一邊，就有可能出現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嚴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紅革會”總部的常委們要慎重考慮奪權的方式，我的具體建議是：由四個組織出面，召開全市各造反派組織的聯席會議，共商奪權大計。徐景賢的這番話，是剛才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工總司的負責人潘國平在徐景賢來之前本來已經松口，表示可以考慮紅革會的設想，聽徐景賢這么一說，也就緘口不言了。紅革會有的負責人又提出由四個組織聯合發布一個聲明，肯定這次奪權是一次革命行動，這些印章由紅革會負責保管，上海各造反派達成協議后，再移交給聯合掌權組織。這個時候潘國平又不同意了，他覺得這些大印應該由工總司保管，因為工人階級應當掌握主要領導權。于是徐景賢以這些印章長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為由，向他們提出了警告。

　　會議直開到凌晨三點左右，也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來。農司（籌）的夏桂伯，本來是作為農民的造反代表拉來做點綴的，這個時候直打瞌睡，潘國平干脆倒在床上睡起了覺，徐景賢趁機到隔壁一間辦公室里給姚文元打電話，匯報談話情況和各方態度。姚文元這個時候還在等待徐景賢的消息，聽了匯報和張春橋商量后對徐景賢說，先要潘國平聽電話。姚文元在電話中告訴潘國平：工總司決不能在四方奪權的聲明上簽字，一定要說服紅革會與其他造反派組織一起搞大聯合奪權，并說這是春橋和他兩個人的意思，希望小潘照辦。潘國平在電話里允諾下來。

　　接著，姚文元又要紅革會的一把手馬立新接電話。姚文元說：上海的很多造反派對紅革會的這次奪權有意見，準備要造輿論“炮轟紅革會”。春橋和他認為，在上海奪權斗爭的關鍵時刻，造反派決不能打“內戰”，現在春橋和他已經說服了那些組織，停止“炮轟”；同時，希望紅革會也要顧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聯合奪權。為了讓紅革會體面下臺，思想上轉好彎子，姚文元在電話中說：張春橋和他準備親自召集各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商討上海各造反組織如何聯合奪權，還要討論新的政權機構的形式和組成等問題，他們在會上將要專門講一講紅革會奪權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動表示愿意和其他組織聯合奪權和共同掌權，紅革會的風格值得肯定。姚文元告訴他：為了不影響上海市和十個區的日常工作，希望紅革會今天（天已經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給上海警備區，由部隊出面交回各單位。最后，姚文元又讓徐景賢聽電話，把這些底都交給了他。

　　聽完電話，四方會談繼續進行，潘國平明確表態要搞大聯合奪權，不簽四方聲明，徐景賢馬上表示支持，農司（籌）的夏桂伯隨聲附合，紅革會的負責人感到大勢已去，馬立新嘟囔著說：“算了，就按春橋、文元的意見辦吧！”會議結束后，警備區的負責人就來取圖章了。[106]

　　我們看到，紅革會作為一個在上海有著較大影響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未與其他造反派協商就擅自搶走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和各區縣的大印，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上海奪權能否順利進行，還關系到造反派隊伍的穩定，搞不好的話，還會造成造反派的分裂。面對這種情況，張春橋、姚文元從大局出發，為了維護造反派隊伍的統一，防止發生分裂，保證奪權活動的正常進行，制定了處理問題的方針、政策及其斗爭策略，終于以妥善、和緩的方式解決了紅革會奪權造成的危機問題。

　?、?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以炮打張春橋的方式進行第五次奪權。

　　紅革會的奪權行動，不僅沒有獲得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而且還使他們企圖與若干造反派聯合掌權的設想化為泡影，這就引起了紅革會的不滿。同時，紅革會與紅三司、上三司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在張春橋、姚文元剛到上海的時候，紅革會就向張春橋、姚文元告了紅三司、上三司的狀，當時雙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并非根本性質的分歧，因而張春橋、姚文元從造反派之間的團結出發，沒有對他們的話表示支持，也引起了他們的不滿。這個時候紅革會與紅三司、上三司在復旦大學勞模——保守派蔡祖泉轉向造反派的問題上，也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的文革政策為指導，報經毛澤東同意后，認為對于蔡祖泉這些原來的保守派，只要態度轉變了，就應該對他們表示歡迎。這是文革大局發展的需要，也是造反派隊伍壯大的要求，這也引起了這些造反派組織的不滿。[107]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將斗爭的矛頭對準了張春橋，以炮打張春橋的名義開始了奪權行動。

　　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既然要炮打張春橋，那么從哪里下手呢？由于上海市委寫作班是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機構，平時與張春橋聯系密切，因而他們決定先從寫作班下手，把寫作班作為炮打張春橋的突破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綁架了徐景賢、朱永嘉和王知常等人。

　　在工總司二兵團刷出了要求張春橋、姚文元當市委第一、二書記的標語后，復旦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孫悟空則刷出了相反的標語。一月二十四日，這個組織將炮打張春橋的巨幅標語“誰欺騙毛主席就打倒誰！警惕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堅決反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貼到南京東路、西藏中路和淮海中路一帶。次日，又貼出《一問張春橋》、《為什么？——20問張春橋》等大字報。[108]不僅如此，這個組織的負責人還到市委機關聯絡站找徐景賢進行辯論。徐景賢問他們為什么要刷出那樣的標語？孫悟空的負責人不顧張春橋與上海市委其他成員在安亭事件以來重大問題上的不同，以張春橋曾經是上海市委成員為借口，對徐景賢說道：我們造反的目標是打倒上海市委，張春橋是上海市委書記，難道他就沒有問題嗎？我們認為現在市委內部的階級陣線還不清楚，因而反對張春橋等人當新市委的領導。

　　紅革會由于以前奪了全市大印的時候沒有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對二兵團提名張春橋、姚文元擔任市委領導也存在不同意見，又聽說炮司（即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孫悟空等造反組織正在收集材料，準備炮打張春橋、姚文元，于是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綁架徐景賢，從徐的身上打開缺口，收集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材料，以此作為火力偵察，看看張、姚有什么反應。

　　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點多鐘，復旦大學紅革會的十多名紅衛兵，到市委黨校三樓會議室，連拉帶拖，強行綁架了徐景賢，寫作班的王知常抱住徐景賢不讓他走，結果紅革會的紅衛兵就連徐景賢、王知常一塊賽進停在后門的吉普車開走了。徐景賢乘人不備，撕掉了身上的記錄本和電話簿。

　　紅革會的紅衛兵本來與徐景賢很熟，以前都是并肩戰斗的造反派戰友，這個時候意見不同卻反目成仇。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雙方在復旦大學進行了一次唇槍舌劍般的交鋒。

　　紅革會的負責人馬立新穿著綠色軍大衣，這個時候用濃重的山東話開了腔：“徐景賢！我們紅革會總部今天對你采取了革命行動，現在你要老實回答我們的問題！”

　　徐景賢冷冷一笑：“你們憑什么？”

　　這時紅革會另一個姓勞的成員說：“你是當權派，我們紅衛兵就是有權審訊你!”

　　“我算什么當權派！”

　　“你是市委寫作班的支部書記，你要管歷史組、哲學組、文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這么多筆桿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組的成員，你這個丁學雷怎么不是當權派？”

　　“你為什么不提我現在是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負責人呢？就在幾天以前，你們還口口聲聲稱我為戰友……”

　　紅革會成員七嘴八舌地說：“你們是全民造反！”“市委寫作班是假造反！”“你們市委機關干部造反，我們信不過！”

　　“那好，我們市委寫作班開造反大會，你們‘紅革會’為什么要把文化廣場的會場讓給我們？在這次大會上，你們為什么要到會祝賀！大會開過以后，你們的《紅衛戰報》為什么要和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合編《大會?？?？還有，你們說我們是假造反，那么為什么上個星期你們還要拉我們和‘工總司’一起聯合奪權？”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義，陳丕顯、曹荻秋被打倒了，張春橋也當過市委書記處書記，抓過思想文化工作，難道就沒有問題嗎？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們認為：上海的階級陣線還不清楚，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張春橋、姚文元現在不能當市委書記和市長，他們都領導過市委寫作班，他們和你都應當接受造反派的審查！”馬立新終于把他們的意圖亮了出來。

　　這時紅革會勤務組的謝葆晨拄著拐杖，指著徐景賢說：“你徐景賢在市委工作了十幾年，你最了解張春橋和姚文元，你是張、姚的‘材料袋’?，F在在上海，張春橋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賢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應當站出來揭發張春橋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老實交待！”“‘徐老三’應當馬上反戈一擊！”這些紅衛兵又紛紛嚷道。

　　徐景賢明白了他們的意圖，于是反守為攻：“你們綁架了我，把我當成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材料袋’，想要從我身上打開缺口，‘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可是打錯了算盤！不錯，我了解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也知道他們的不少情況：他們組織和寫作了《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揭開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們又通過《評‘三家村’》這篇文章，端出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委。你們都知道，這些斗爭都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他們這次來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來的。難道中央文革也可以‘炮打’嗎？你們自稱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紅衛兵，可是你們卻干出了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勸你們趕快懸崖勒馬！”

　　他們聽了徐景賢的話，面面相覷。其中有一個紅衛兵提出了新的質疑：“張春橋和姚文元如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為什么要鎮壓革命的學生運動？”

　　徐景賢驚訝地問：“你這話從何說起？”

　　那個紅衛兵回答：“剛才張春橋和姚文元派了軍隊要到我們學校里來搜查，我們已經在市委黨校和上海警備師的政委展開了大辯論。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張春橋、姚文元派出持搶的解放軍，搶上還上了刺刀，把槍口對準紅衛兵小將，強行要進入我們學校，這不是鎮壓學校運動是什么？”

　　徐景賢這才明白過來：“哦，你們這是什么邏輯？我們都學習過毛主席親自批準發布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假如你們不太健忘的話，就在幾天以前，‘紅革會’總部奪了全市的大印，你們不是也請求上海警備區派軍隊保護過你們的嗎？今天，你們突然襲擊，綁架了一個上海造反組織的負責人，而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派出戰士來尋找我，完全合理合法，這能叫做‘鎮壓學生運動’嗎？”

　　“‘徐老三’你別囂張！”“你這個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張嘴！”這些紅衛兵氣得嗷嗷叫，有人還把面前的折椅踢翻了。

　　徐景賢一聽解放軍都來找他了，膽子更壯起來，于是索性提出要求：“我既然來了，愿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強烈抗議，抗議‘紅革會’總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無故綁架一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你們要當面向我道歉！第二，剛才在市委黨校，你們綁架我的時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車以前還毆打我的頭部，我到現在還覺得頭暈頭痛，我強烈要求去醫院驗傷，并且要你們交出打人兇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訴！”

　　這些紅衛兵交頭接耳了一陣后，馬立新說：“我們不跟他多啰嗦，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討論，大家到總部去！”于是他們呼嘯而去。[109]

　　幾乎在綁架徐景賢的同時，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復旦大學紅革會兩個紅衛兵也以了解情況的名義，將正在生病吐血的朱永嘉騙到復旦大學軟禁了起來。[110]這樣朱永嘉也被紅革會的紅衛兵控制起來了。

　　再說徐景賢被綁架以后，市委寫作班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了張春橋、姚文元。他們一聽這個情況感到非常嚴重，于是馬上通知上海警備區派人尋找徐景賢，保證他的安全；另一方面，張春橋要市委寫作班和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電報，將這個情況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請示應該怎么辦。

　　警備區接到通報后，迅速派出了警備師的四個摩托化排到處尋找徐景賢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親眼看到徐景賢人身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隊撤回。紅革會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指責張春橋、姚文元派軍隊鎮壓學生運動。整整一個下半夜，紅革會的一些人在市委黨校，圍住上海警備師的政委徐海濤，和他展開大辯論，要他交出幕后指揮者。為了緩和與紅革會的矛盾，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約見紅革全的負責人談話，在上海展覽館談了六個小時，紅革會代表圍攻張春橋和姚文元，談話沒有取得進展。

　　被綁架在復旦大學的徐景賢從門口往外望去，見有人正在校園的圍墻上刷大字標語：“張春橋、姚文元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誰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當時紅革會已經通知各大專院校的基層組織，上街刷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大字報，滿街貼滿了這樣的炮打標語。工總司和其他的造反派組織，反對紅革會的做法，正在準備組織反擊；王洪文和耿金章本來已經拉出隊伍，要在南市區一帶打派仗，聽說了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各自把隊伍撤回來，決定聯合起來對付紅革會。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紅革會勤務組的謝葆晨拄著拐杖，把徐景賢轉移到窗戶上裝著柵欄的二層學生宿舍里。這個時候市委寫作班哲學組的郭仁杰來了。他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師，和復旦大學紅衛兵都很熟悉，那天紅革會的人借口討論上海形勢來綁架徐景賢還是郭仁杰給引見的。因而郭仁杰一見到徐景賢就說：老徐，我對不起你，我陪你一塊來蹲禁閉。徐景賢說：你怎么會到這來？郭仁杰說：那天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馬上報告了興國路，今天打聽到你的下落，我就趕來了。我和復旦的人比較熟悉，留在這里，假如有人要對你下手的話，我也奉陪到底。

　　一月二十九日晚飯后，紅革會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了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通過掛在電線桿上的高音喇叭將大會實況傳遍校園，會議主持人宣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現在開始！”接著，各派紅衛兵的代表爭前恐后地上臺發言。

　　復旦紅革會大隊部的代表首先介紹了對徐景賢采取革命行動的經過以及張春橋、姚文元鎮壓學生運動的情況，聲稱這次火力偵察取得了成功，達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復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會上分析形勢說：上海的階級陣線還不清楚，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抓徐老三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要把炮口對準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提議：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一個有十萬紅衛兵參加的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把徐老三拉到大會上去斗；開完大會，全市紅衛兵舉行炮打大游行，到張春橋、姚文元住的地方去示威！

　　聽到這里，徐景賢、郭仁杰感到事態嚴重，為了及時將這個信息傳出去，避免流血沖突的發生，于是他們一起說服了看管他們的那個學生，找到一處公用電話，撥通了興國路招待所的號碼，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匯報完以后，徐景賢向張春橋請示應該怎么辦？張春橋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要徐景賢他們還返回原處，免得驚動紅革會負責人，還要他們無論發生什么情況，都要頂住，并告訴他們堅信中央一定會正確處理這個事件的。[111]

　　前文我們已經說了張春橋要機聯站和市委辦公廳的造反兵團給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電報，那么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是如何表態的呢？

　　從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到，中央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來電報，進行了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反對紅革會一些負責人的錯誤行為。后來有人說，這個電報是張春橋自己起草后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來的，并沒有事實依據。關于這件事，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王力后來有一個回憶，他說：“這事情發生了以后，毛主席親自抓這件事，不斷地要掌握上海的動態。本來毛主席要我同張春橋直接聯系，另外他還有其他渠道。這時他坐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隨時掌握上海動態。他親自決定，采取什么措施，發什么樣的電報。電報調子是他定的，不能說口授，也差不多?，F在有人說中央文革小組給張春橋的電報草稿是張春橋本人起草的，是張春橋偽造的，不知有什么根據。”“這電報不是張春橋起草的，是北京傳去的。”“給上海的電報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定的調子，當面對我講的，我記下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組討論通過，江青送給毛主席，告訴主席這是王力根據主席意思起草的。”[112]

　　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發到上海以后，張春橋批示：“印八開，20萬份”，發到全市。[113]北京紅衛兵駐滬聯絡站聞風行動，一月三十日凌晨，他們就將廣播車開到了復旦大學門口，向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宣傳中央文革小組發來的電報：

　　我們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和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斗團駐滬聯絡站的聯合廣播車，現在開始廣播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

　　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們并轉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ㄒ唬偷┘t衛兵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ǘ偷┑哪承┤?，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并向他們道歉。

　?。ㄈ┤嗣窠夥跑姴扇”Ｗo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垩喝嗣窠夥跑姷膸熣蛥⒅\，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ㄋ模└魅罕娊M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采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綁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ㄎ澹┫Ｍ麖偷┖蜕虾５耐瑢W們，幫助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應當由制造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縱者負責。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ㄕ埬銈兞⒓从〕蓚鲉?，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

　　廣播剛完，復旦大學扣押徐景賢、郭仁杰宿舍的門就被人踢開了，有人高喊著緊急集合，于是宿舍內的紅衛兵一陣風地跑了出來。徐景賢看看手表，正是一月三十日清晨五點鐘。[114]隨后，紅革會召開會議決定停止舉行炮打張春橋的大會和游行，撕掉他們張貼的攻擊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釋放他們綁架的徐景賢、郭仁杰和朱永嘉等人，還由勤務組謝葆晨帶人到機聯站向他們道歉。張春橋主張要把紅革會戰士與少數頭頭區分開來，歡迎紅革會戰士起來造反，還說這場斗爭關系到上海運動的大方向。一月三十日上午，朱永嘉也獲得了自由。徐景賢還到復旦大學保健科的病房內去看望朱永嘉，向他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特急電報的內容，勸他好好養病。第二天傍晚，姚文元見到了朱永嘉，詢問了他的身體情況后說，紅革會那么殘忍不講人道，你生病吐血在床，還把你拖到復旦去，太不講道理了。朱永嘉說，事情過去了，就算了。[115]

　　這樣以中央文革特急電報的宣布、被紅革會扣押的徐景賢、朱永嘉等人獲得自由為標志，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的行動失敗了。從雙方的斗爭來看，當時張春橋、姚文元推動造反派大聯合的努力是正確的，紅革會的行動則是極“左”思潮的反映。即便紅革會等造反派組織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作法存在不解，也可以通過私下交談的方式予以解決，如果暫時取得不了一致意見，也可以保留意見，以待將來進一步解決，而不能動不動就采取炮打的方式，干擾新的臨時性政權機構的成立。這樣做不僅會造成造反派內部的分裂，還會影響上海文革的正常進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二兵團等造反派組織進行第六次奪權。

　　在工總司內部，北上返滬二兵團的耿金章是和王洪文、潘國平相對抗的力量。批斗陳丕顯的時候，耿金章就另有打算。他指使手下人將陳丕顯搶到手后藏了起來。為了防止陳丕顯被別的造反派搶走，他還將陳丕顯轉移了一個又一個地方。表面上看，他對陳丕顯還是尊敬的，總是陳書記、陳政委地叫著，要求手下人善待陳丕顯，照顧好他的生活，保證他的安全。他還對陳丕顯說，我們支持你、擁護你，也希望你站出來支持我們二兵團。陳丕顯后來也說，這個時候他確實少受了一些折磨，了解了造反派內部的一些情況，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耿金章或許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工廠基層干部。當然，耿金章這樣籠絡陳丕顯，還是為了取得陳丕顯的信任和支持，以便在成立新政權時將陳丕顯以革命干部的名義結合進去，增加他與王洪文等人抗衡的資本。[116]

　　耿金章率領的二兵團屬于工總司的屬下，因而是以工總司而不是二兵團參加新政權籌備會議的。耿金章發覺沒有讓他參加籌備上海人民公社的會議，便在二月二日傍晚在市委黨校召集本市和外地沒有參加籌建人民公社的36個組織的頭頭開會，決定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準備與上海人民公社唱對臺戲，同時也致電中央。張春橋、姚文元獲悉耿金章在黨校的動向后，便在三日與四日凌晨兩次找耿金章談話，說服耿金章取消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

　　同時，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召集籌委會議，建議把人民公社38個發起單位改成組成單位，這樣可使其他群眾組織逐步加入人民公社，避免形成兩大派的對立。并提出發起單位不登報、不署名，召開成立大會時，非發起單位的代表也可以上主席臺，這樣耿金章也可以上主席臺了，避免了工人兩大派之間的沖突。在大局穩定以后，鑒于耿金章屢次鬧獨立性及其他一些作為，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在報經張春橋同意后，讓楊浦分局對耿金章進行隔離審查。但是耿金章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處理“三停”問題、起草《緊急通告》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畢竟是作出了貢獻的，后來還是給他在市革委會安排了一個委員的職務。[117]

　　我們看到，耿金章又在籌建上海臨時政權機構的過程中，雖然又一次發起了奪權，但是在張春橋、姚文元的說服下，為二兵團的耿金章留下了位置以后，才取消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這樣就為上海新政權機構的建立掃除了障礙。這反映出奪權以后，在建立上海臨時政權機構的過程中，造反派組織都希望在新政權里為自己謀求一個位置，才致使他們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甚至為此爭斗起來，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奪權斗爭。

　?、?對上海造反派奪權與反奪權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研究我們看到，上海造反派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集中發生在一月中旬到二月初，具體說來是在中央向上海造反派發出賀電以后到上海新的臨時權力機構成立這一段時間內，造反派內部圍繞新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先后進行了六次斗爭。這些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在中央以及中央調查員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造反派組織的共同努力下，終于以比較和緩的方式得以平息了。

　　這個時候造反派進行的奪權和反奪權的斗爭，實際上就是造反派組織圍繞新政權內部權力分配進行的斗爭。當時參加奪權的造反派都想在新政權內部為個人及其組織謀取一個更好的位置，這個目的一旦得不到滿足，就要發起新的奪權斗爭。這樣就使剛剛穩定的形勢又進一步陷于混亂，致使文革的進行遇到很大困難。

　　從上海造反派的組成中我們看到，既有外地造反派，又有本地造反派。在上海本地造反派中，既有紅衛兵、工人，又有機關干部和農民；在紅衛兵中有紅革會、紅三司、上三司、炮司、孫悟空等大大小小的組織，工人中又有工總司、二兵團等工人組織，機關干部中有以市委寫作班為代表的機聯站，農民中又有農司（籌），還有形形色色的爭取個人利益的經濟主義組織，等等。這些組織之間及其內部由于種種原因存在著復雜的矛盾，一旦這些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被激化而又沒有恰當的方式予以解決，就會形成奪權的溫床。奪權與反奪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出來的。

　　一般來說，從奪權斗爭的歷程上來看，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在奪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權以前，從上海文革形勢和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這個時候進行的奪權是正義的行動，是文革發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但是，在造反派奪取權力以后，因為自己所在的造反派組織及其個人的利益沒有得當滿足而進行的奪權，不僅呈現出濃厚的本位主義色彩，也是極“左”思潮的表現，這個時候進行的奪權則是非正義的行動。不論是對于奪權的發起者還是跟隨著、擁護者來說，都是這樣。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個是認識問題，一個是利益問題，許多時候這兩個問題是攪合在一起的。在奪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力以后，這些造反派中的許多人沒有認識到在建立新的臨時性政權的過程中，斗爭手段已經由奪權變為成立、建設、保護新的臨時性政權了。這個時候造反派之間即便出現一些分歧和矛盾，從文革的大局發出，也要采取協商、討論的方法來解決，暫時取得不了一致意見，還可以保留意見，以待以后解決，而不宜像以前那樣采取奪權的激烈行動。造反派中的不少人在這方面是存在認識誤區的。

　　坦率地說，在構建新的臨時性政權機構的時候，造反派組織在新政權機構中的位置應當得到合理照顧，特別是在文革發展過程中立下功勞的造反派組織。但是，當時的造反派組織多如牛毛，造反派組織不可能都進入新成立的政權機構，在名額的分配上也不盡相同，這樣就形成了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斗爭。應該說，這個時候造反派組織在新政權機構中為本組織爭取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做既要量力而行，又要適可而止，在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時候，要遵循這樣的原則，本組織利益要服從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而不能一旦本組織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像以前那樣采取造反的形式發起奪權斗爭。

　　由于認識不同和為本組織利益作祟的原因，釀成了造反派內部的分歧和斗爭，在權力的爭奪上此起彼伏，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局面。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就要求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及其成員，不僅要有較高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還要從自發走向自覺，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來處理問題，而不能拋開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去滿足本組織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當時許多造反派不僅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也沒有為此采取積極的行動。這是令人惋惜的。

　　上海的奪權與反奪權斗爭，暴露了造反派內部存在著嚴重的本位主義和極“左”思潮，他們沒有認識到奪權前后在斗爭的目標、手段上具有重大不同。造反派在奪權以后，就由過去破壞舊政權轉移到建設新政權的軌道上來，這個時候再因認識不同和本組織利益沒有得到滿足進行奪權斗爭，就會由文革的積極參與者變成文革的破壞者。有這種行為的造反派，如果在教育、開導之下仍然一意孤行而不懸崖勒馬的話，最終會在歷史的轉彎處被文革的列車甩了出去。不少造反派組織及其負責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栽了跟頭的，還有人栽了跟頭后仍不覺悟，不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認為自己是受“委屈”了、“上當受騙”了。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這就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深思，這些造反派參加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趁著文革的機會乘機奪權，為本人或小團體“撈一筆”，謀求一個比較好的位置，還是為了在中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才進行的造反行動。如何是后者，又何必計較個人或小組織的名利得失呢？這說明即便對積極參加文革的造反派也要適時整風，進行世界觀的改造，不論是紅衛兵、工人、農民還是機關干部都是這樣。既要深刻認識到奪權前后的不同及其斗爭目標、手段的變化，也要嚴厲審視、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這是奪權后對造反派的重大考驗。

　　從上海奪權與反奪權斗爭的歷程中可以看到，新的奪權斗爭發生后，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導下，又有上海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配合，采取正確的斗爭方式，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一次又一次地將激烈的斗爭予以平息。為此，張春橋、姚文元也成為有些造反派組織的攻擊對象，遭到了他們的炮打，最終是在中央的引導下才化險為夷的。

　　上海進行的奪權與反奪權斗爭，并由此引發的造反派之間的矛盾與對抗，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嚴重影響了文革的發展。這種狀況不僅在上海存在，以后我們還會發現各地幾乎普遍存在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一方面反映出造反派自身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對文革的健康發展造成隱憂。能否解決好這個問題，不僅對于增強造反派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同時也對文革的順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上海人民公社到革命委員會。

　　經過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后，建立上海臨時政權機構的條件逐步成熟，于是在張春橋、姚文元指導下，上海主要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召開籌備會，商議如何建立新的政權機構。在新的臨時性政權機構成立過程中，造反派之間又發生了分歧和爭論，在張春橋、姚文元的主導下，這些分歧和矛盾最終在協商和討論中予以化解，新的臨時性政權機構建立起來了。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一月六日雖然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會，而后為了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又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總站，但是只有建立起綜合性的臨時政權機構，才能擔負起上海市的領導重任。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步嘗試，雖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失敗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則是長存的，精神是不朽的。巴黎公社的斗爭拉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118]這樣毛澤東就將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比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也就是北京公社。從巴黎公社到北京公社，通過類比不僅指出了北京公社與巴黎公社的相似性，而且也肯定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文革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隨后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指出：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人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后提名，反復討論后選舉，隨時可以改選、撤換。[119]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機構。

　　鑒于巴黎公社在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地位，因而不論是毛澤東的講話還是中央的文件中，都多次將文化大革命與巴黎公社的原則進行類比，并且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踐行巴黎公社原則的實際行動。因而一月十九日，在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負責人會議上，決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則來建立新的權力機構，并將這個機構定名為新上海公社。后經張春橋與陳伯達、王力商定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120]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建立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就要召開大會，為此需要起草一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這個任務就主要地落到了上海市委寫作班的頭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聯合奪權的步伐加快了，幾個主要的組織在市委黨校成立了奪權宣言的起草小組。初稿起草出來以后，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張春橋、姚文元聽了徐景賢關于宣言起草工作的匯報以后，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組的設想，讓徐景賢將起草宣言的初稿統改以后，交給他們兩個定稿。徐景賢將統改后的稿子定名為《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大家一致贊成，草稿就這樣草成并付排了。[121]

　　從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起草宣言的時候，一些群眾組織的頭頭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在余慶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權的籌備工作，有幾個負責人擅自決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員會，連夜向張春橋、姚文元報喜，致使張春橋、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號召開各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張春橋一到場，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把你們緊急請來，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們急著要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急著馬上就開成立大會，這種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們當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個新的政權機構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這個權力機構里，光有你們這些群眾組織的代表還不行，還應當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墒巧虾Ｊ幸患壍母刹慷歼€沒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算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們的機構里還要有軍隊的代表，駐滬的陸、海、空三軍究竟派誰來參加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呢？他們三軍的領導機關總還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著說：“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這樣的大事，我們還要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報告呢！再說，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成立大會，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張春橋說：“是呀，我們還應當發表一個像樣的宣言，現在宣言的初稿已經寫出來了，可是我和文元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們想要仔細推敲修改一下，請你們也要認真看過，我們再在全體委員會上討論通過，向全國發布。還有，成立大會上各方面的代表要發言，我們也要講講話，這些都需要時間準備。所以，我建議成立大會是不是推遲幾天。”

　　這時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來說：“上海人民公社開成立大會的事，我們已經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見大會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眾的情緒會受到影響。”其他的人也主張盡量早開，最后張春橋拍板：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122]

　　面對造反派組織急于成立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張春橋是冷靜的、慎重的。他認為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在造反派內部也要達成一致意見，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的成立應該促進造反派內部的團結而不是相反。張春橋執行中央的決定，以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進行大聯合奪權，建立一個三結合的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

　　于是，王洪文帶人開進南京路市體委大樓，具體籌備大會的組織工作。徐景賢和起草小組一起，爭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負責審改各界代表的發言。二月四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把經過他們修改的宣言退還給徐景賢，題目改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們還要徐景賢在宣言后面署上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個造反派組織的名稱，送給《文匯報》排印，以便晚上開籌備會議。但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份奪權宣言的署名問題上，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徐景賢在征得張春橋、姚文元同意后，將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簽名以及本地和外地駐滬聯絡站的較有影響的三十二個群眾組織的名稱，署在奪權宣言的后面，作為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然后把宣言全文送到《文匯報》社去排印。

　　文稿一到報社，消息馬上傳了出去，三十二個組織里有的對排名的次序不滿意，首先就鬧起來，要把自己這個組織的名稱排在前面。風聲傳到社會上以后，其它造反派組織也想擠進來，在新政權中占有一席之地。還有一個以復員、轉業軍人組成的造反派組織，自稱打倒上海市委有功，要與工總司平起平坐，不讓他們在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報社，沖及籌備會議的會場?！段膮R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老朱，打電話給徐景賢反映了這個緊急情況。

　　徐景賢接到電話后，感到很棘手，馬上向張春橋、姚文元作了匯報。他們商量后又向中央請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點鐘，他們突然通知徐景賢：馬上把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集中轉送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開籌備會議，對外不要宣布開會的地點。為保密起見，正在市體委大樓籌備會議的王洪文、王承龍將各組織負責人送上大客車，轉移幾個地方后，才到達展覽館。徐景賢還單獨通知了上海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

　　深夜十一點鐘，徐景賢陪著張春橋、姚文元趕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新華社上海分社、上海電視臺的記者都出動了。張春橋還通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陸、海、空三軍的首長，他們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臺座位上。

　　張春橋主持會議，唱罷《東方紅》，他讓工作人員給到會的人員每人發一份宣言，然后讓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女紅衛兵全文朗讀《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

　　讀罷宣言，張春橋讓徐景賢介紹宣言的起草經過。到會的人對宣言一致鼓掌表示擁護。但是，當討論到宣言后面的署名問題時，會場上卻哄鬧起來。這個時候其他造反派聽說這里開會以后，也紛紛趕到展覽館門口要求參加大會。會場內有的組織負責人主張堅決抵制臨時要求來參加會議的人，有的則是在為他們說情，要求把他們放進來。

　　看到這種混亂的情景，徐景賢一把抓過桌子上的話筒，生氣地說：“大家別鬧！我們成立上海奪權以后的權力機構，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又不是擠公共汽車，誰擠進來就算數，這像話嗎？再說，這幾天全市一下子冒出來六百多個組織，都涌到大會籌備組來，宣稱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級組織，你們能承認他們嗎？如果現在讓大門口的這些人進來參加會議，那么，其他組織都會大鬧，誰來負責？”

　　張春橋卻并不發火，他在話筒前慢悠悠地開了腔：“同志們哪，現在可不是造反派鬧分裂、打內戰的時候??！今天在座的這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確實在上海的奪權斗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們是即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當之無愧的成員，我們要共同來掌管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墒?，大家應當考慮到：上海有一千萬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以外，都應該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員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有我們這三十幾個組織組成，那么勢必要把很多群眾都排除在外，這樣，有相當的一批人會不高興，也會影響到我們新的權力機構的權威性。告訴大家一件事，就在我們來開會以前，‘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已經找了另外的三十幾個組織，在其他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準備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這樣我們上海的群眾隊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剛剛跟耿金章他們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讓他們參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來，他們才答應不再另外成立第二政權機構。所以，我們的團結面一定要越廣泛越好。”

　　張春橋說到這里，稍稍停頓了一下，點起一支煙，徐緩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說：“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們提出了一個方案，請大家考慮行不行？……”

　　大家聽說張春橋、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諦聽：

　　“我們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作為我們奪權以后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座的三十二個群眾組織，都是上海人民公社臨委會的當然委員，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各組織可以自己推選代表參加臨委會，也有權力撤換和罷免自己的代表。當然，這個權力機構應當是‘三結合’的，除了群眾組織的代表，還要有軍隊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參加，我們已經向中央作了報告：駐滬三軍的負責人作為軍隊的代表，我和文元作為革命干部的代表，參加上海的三結合權力機構，已經得到了中央的批準。”

　　會場里熱烈的鼓起掌來，張春橋看到火候已到，就把話鋒一轉，繼續講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為這樣，我們建議：今天到會的三十二個組織，不作為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而是作為發起單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個組織的名稱統統寫上去了，只消署上一個統一的權力機構的名稱——‘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這樣，既代表了軍隊、革命干部和我們這些發起單位的群眾組織，又避免了因為署名引起的許多麻煩。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組織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話，都可以提出申請，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臨委會統一審查批準。這樣的處理方式，如果大家贊成的話，今天晚上散會以后，請大家到外面去宣傳，凡是想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組織和單位，歡迎他們明天都到人民廣場去參加成立大會，這樣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組織安定下來。大家看這個辦法是否可行？”

　　徐景賢心里想：張春橋真不愧是處理復雜問題的能手，這一來可以把許多問題都擺平了，所以就帶頭叫喊起來：“贊成！”其他的人也紛紛表示同意，全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于是全體人員一致通過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項議程是確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由張春橋、姚文元作主要講話，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駐滬三軍、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農民、徐景賢代表機關干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陳敢峰代表紅衛兵，在成立大會上發言。

　　籌備會議到此圓滿結束，姚文元興奮地站起來，用手指連敲著桌面，大聲地說：“現在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點鐘了，應該說是今天……今天下午兩點，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123]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萬人爭先恐后地來到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各個組織都打出自己的旗幟表示擁護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張春橋、姚文元、駐滬三軍的領導人和三十二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登上主席臺，天空中出動兩架飛機撒下了五彩繽紛的傳單……。

　　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致詞：“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場勝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姚文元在會上發表演說：“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124]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說：“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的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就要百分之百地奪，……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定要把一切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市、區、縣各級黨政機關以及工廠、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商店、學校、街道等等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完全、徹底、干凈、全部地奪過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還說：“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并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張春橋、姚文元分別任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正副主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駐滬陸、海、空三軍發言表示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堅決支持。[125]

　　會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游行。游行隊伍到了外灘，便進入了原來是匯豐銀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廈。大廈門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木牌被摘了下來，用重磅數錘砸碎，丟在火堆里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奪權以后新的機構正式開始運行。[126]

　　當天發布了《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第一號通令》，主要內容如下：

　　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自1966年5月16日以來由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簽署的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從即日起，宣布一律作廢（轉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文件除外）。

　　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全市各級、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權，凡是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都必須實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寸權必奪，毫不退讓，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部隊必須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保護革命組織和革命群眾。

　　公安局、法院、檢察院、電臺、報社等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都受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統一領導和監督。全市各革命造反組織，都有義務支持保證他們進行正常工作，不得隨意沖擊。

　　各單位必須擁護和執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各項通令，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兩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關于“抓革命，促生產”和“節約鬧革命”的偉大號召。

　　必須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地、富、反、壞、右分子，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于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辦。

　　凡要求加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工作的各革命造反組織，應提出申請，由臨時委員會集體審議批準。[127]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雜志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以后發表的，[128]對上海的一月風暴進行了充分肯定。社論指出：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的戰略任務，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代理人的決戰。

　　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革命群眾把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立即堅決支持，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號召人民解放軍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

　　毛主席的這個偉大的號召，立即得到了廣大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熱烈響應。無產階級革命派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隊伍，對一些地方、一些部門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盤踞的堡壘，正在一個一個地奪取，一個一個地鞏固。“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卷全國。[129]

　　從以上資料中可以看到，上海將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是有淵源的。這是因為巴黎公社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史上的地位、毛澤東和中央對于巴黎公社作出的指示以及巴黎公社的原則與文化大革命一致性的緣故。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成立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的時候，造反派之間又出現了分歧和矛盾。面對這種情況，張春橋從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出發，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輕而易舉地化解了造反派之間的矛盾與糾紛，使得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能夠如期舉行。這反映出張春橋在處理文革矛盾和糾紛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但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將上海臨時性權力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應當首先向毛澤東和中央報告以后再實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是在沒有報告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就付諸實施的。這也就不難理解隨后為什么毛澤東在北京壓下了上海關于人民公社成立的報道了。

　?、?人民公社改名為革命委員會的原因。

　　二月六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員就進入外灘大廈辦公了。雖然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報刊天天在宣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但是一連三、四天卻不見新華社、《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報道。這個時候社會上出現了流言：“因為上海沒有實行‘三結合’，所以中央不批準。”“毛主席不同意張春橋、姚文元當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導人，所以不發消息。”……。徐景賢聽說后，對這些話嗤之以鼻，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搞不清楚，于是就問張春橋、姚文元：“黑龍江省奪權以后，成立了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很快發了消息，還配了祝賀的社論，新華總社又轉發給全國報紙刊登，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們沒有發？”張春橋、姚文元也沒有回答他。

　　又過了幾天，上海街頭出現了《一問上海人民公社》、《二問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報，張春橋、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張春橋、姚文元把徐景賢單獨找到興國路招待所，告訴他：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匯報關于上海奪權和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的事。張春橋再三叮囑：這個行動只讓你一個人知道，千萬不要外傳，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測；上海有什么情況，可以隨時打電話到北京告訴他們。[130]

　　我們看到，張春橋、姚文元要到北京去匯報上海奪權和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了，其實也是想了解中央報刊不轉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報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后，毛澤東二月中旬先后與他們進行了三次談話。我們先看二月十二日進行的談話。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談到上海一月奪權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說：人民公社這樣大事，你們不拿出來，不討論，別的大事，也不討論。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指沒有讓《人民日報》轉載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登載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澤東年譜》六卷編者著），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沖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巴黎公社如果勝利，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公社。蘇聯名為蘇維埃，后來內容也變了。實質是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黨委，暫時抓不起來，過些時候，群眾會需要。不管怎么樣，總要有一個核心組織，光是紅衛兵、工會、造反司令部不行。學校還是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工廠叫革命委員會。上海公社還是改過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131]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批評了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在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樣的大事上沒有請示、匯報。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報道是被他壓下，沒有在《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上發表的。這是因為如果中央報刊一登，各地都叫公社，這樣就會發生國號、政體的改變問題，還涉及到外國重新承認的問題。

　　為了使他們便于接受，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列舉了巴黎公社和蘇維埃的事例，旨在說明關鍵還不是叫什么名稱，而是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因而毛澤東建議新的政權機構叫革命委員會。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談話中又對工人、學生掌權進行了分析，說把他們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從這里可以看到工人、學生的造反行動對于推動文革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工人、學生由于自身原因在治國理政方面又存在不足。這就要正確處理和界定他們在文革發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們在臨時權力機構中的地位。他在這里還提出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這只有在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以后，才能整黨、建黨，在革委會內部成立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起到核心領導作用。雖然這個時候一時還難以完全實行，但是毛澤東已經前瞻式的看到了這個問題，提前作了布局。建立革命委員會，就是要在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實行革命群眾、革命干部、軍隊代表的三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個有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后來，分管工業的馬天水、分管農業的王少庸就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結合進上海革命委員會的。

　　十二日談話以后，至十八日毛澤東又先后兩次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上海的工作，總的來說是很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時才幾千人，現在100多萬了，這說明上海工人組織得很快。這次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是我們發動的。要想奪權，就必須找一個大聯合的最好形式——這就是三結合的形式。青年人做了貢獻，但是馬上讓他們接省、市委書記的班還不行。“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動的。上海人民公社應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以后不要提“打倒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還是提“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F在不要掛牌子、戴高帽子。張春橋二十四、二十五日在上海傳達了毛澤東談話的部分內容。[132]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談話中肯定了上海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提出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同時，還批判了以“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面目出現的極“左”思潮，要求以后不要提“打倒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口號了，不要采取掛牌子、戴高帽子這些變相武斗的形式。這表明毛澤東不僅指出文革中存在的極“左”錯誤，而且要采取措施來糾正這些極“左”的錯誤，縮小打擊面，禁止武斗，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以使文化大革命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從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是毛澤東壓下了中央報刊關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報道，原因是因為這涉及到國號、政體以及外國重新承認等問題。毛澤東提出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為使革命委員會具有權威，就要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由革命群眾、革命干部和軍隊代表組成。這樣毛澤東就不僅對建立新的臨時性權力機構的名稱、組成以及保持權威性等問題做出了部署和安排，還為全面奪權后新的權力機構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先后進行了三次談話以后，張春橋、姚文元既弄清了中央報刊沒有發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原因，又對新成立的臨時性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方針政策有了透徹的了解，于是準備回上海去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厣虾Ｇ跋?，張春橋給徐景賢打電話說：“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問題都解決了，你先組織幾個人起草一份關于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我們回來以后開全體委員會議要用……”。

　　徐景賢趕緊照辦，決議草稿剛起草好，張春橋、姚文元就回來了，當天就把徐景賢找到興國路招待所。張春橋將他和姚文元在北京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以及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作了介紹，說我們到北京當天，主席就接見了我們。主席對上海奪權表示支持，但是對于我們奪權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件事有意見。

　　徐景賢聽后便著急地說：“現在怎么辦呢？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姚文元這個時候也說：“這件事不能怪群眾、怪你們，主要是我和春橋考慮欠周到、欠妥當。”

　　張春橋微微一笑，往下說：“二月十二號那天，我們已經向主席當面作了檢討。主席考慮的真細致，連改什么名稱都代我們想好了，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主席還說，一時改不過來，可以過一段時間，你們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慮，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體的改名活動怎么進行，我不是要你組織起草一個關于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嗎？”

　　徐景賢說：“已經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帶來了。”

　　張春橋說：“那好，這個決議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署名，在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通過一下，同時由我在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說明，這樣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動。我們設想的這個方案也向主席作了報告，得到了主席的批準。”

　　“那么關于改名的問題新華總社和《人民日報》發不發消息？”徐景賢還是擔心全國的報刊不登上海成立權力機構的事。

　　張春橋笑道：“我們已經和新華總社打過招呼了，開過大會、通過決議以后，由上海分社寫一則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舉行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一致通過《關于當前上海形勢和任務的決議》’，由新華總社轉發全國，根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這不等于向全國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并且開始行使職權了嗎？”

　　“對！對！這樣好！”徐景賢恍然大悟，擊掌贊賞。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文化廣場召開了萬人大會，大會由姚文元主持，張春橋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徐景賢宣讀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議，與會者一致舉手通過。會后，一輛彩車馳到外灘，掛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進了博物館。

　　《人民日報》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會的報道，報道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其他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新華總社還向全國發了電訊。[133]

　　上海人民公社更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改過來的。在全面奪權以后，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就成為各地奪權后的首要任務。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而不能搞“清一色”，“清一色”本身就是派性在作怪。單獨依靠革命群眾，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是難以建設穩定的有權威性的領導機構的。為了使新成立的革委會有權威性，毛澤東主張在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是毛澤東主張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關鍵所在。

　?。?）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上海的一月革命。

　　前文我們介紹了一月革命的基本概況，對一月革命過程中造反派發起的奪權以及造反派內部進行的奪權和反奪權斗爭作了簡單的回顧，現在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對一月革命再作出進一步分析。

　?、?一月革命發生在上海的原因。

　　一月革命為什么發生在上海，而不是別的什么地方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一月革命發生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表現在毛澤東將上海作為文革的重點地區，上海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也是文化革命較早發生的地區，以及上海的地緣戰略位置所決定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澤東說：“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134]這表明毛澤東希望在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過程中，也就是在全面奪權階段，以這四個地區為重點，通過這四個地區的文革來推動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上海就是進行全面奪權的四個重點地區之一。既然上海成為進行全面奪權的重點地區，那么為了及時了解上海的文革情況，對上海文革予以必要的指導，使上海文革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毛澤東派出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調查員的身份到達上海來從事這項工作。這樣就建立了上海與中央直接聯系的通道，為一月革命創造了重要條件。毛澤東這樣做，不僅是因為上海是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四個重點地區之一，也是由上海的特殊情況和地位所決定的。

　　上海具有一月革命發生的經濟、階級基礎。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時候，紅衛兵起到了先鋒的作用，但是在文革進入全面奪權以后，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臺，承擔起了將文革推向前進的歷史重任。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澤東在談話中就指出了這個問題。[135]在工農群眾中，雖然從人數上來說，農民階級遠遠大于工人階級，但是工人階級卻是處于領導階級地位，體現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前進方向，因而人數雖然比農民階級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因而文革發展到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就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的作用。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現代工業最發達，也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二百萬上海工人階級就是上海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主力軍。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一月六日奪權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走在了全國工人造反派的前列。這是上海發生一月革命的階級基礎。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說：“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136]

　　一月革命發生在上海，還是與上海一直在文化革命中的先鋒作用分不開的。在柯慶施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時候，就曾經倡導“大寫十三年”，批判“有鬼無害”論，支持京劇革命，促成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的寫作，即便在陳丕顯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前期也是這樣。[137]文革正是在上?！段膮R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才拉開序幕的。從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執行中央文化革命的方針，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文革全面發動起來特別是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后，陳丕顯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走到了文革的反面。其實，毛澤東還是希望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能夠轉變態度的，即便一月六日造反派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會以后也是這樣，但是卻遭到了陳丕顯的拒絕。[138]上海以前走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提供了進行一月革命的歷史條件，但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后，陳丕顯主持的上海市委卻走向了文革的反面，又為進行一月革命創造了前提。這構成了上海發生一月革命的重要背景。

　　一月革命發生在上海，又是與上海的地緣戰略位置具有重要關系的。上海處于長江的入?？?，又是東部沿海的中間位置，是華東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殊的地緣位置，便利的交通設施，又對全國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輻射和推動作用。這就為上海文革向周邊的擴展提供了地緣條件。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在獲悉上?！段膮R報》、《解放日報》造反派奪權后，要說出“這件大事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的話了。[13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月革命發生在上海是具有必然性的。這個必然性表現在上海是全面奪權階段的重點地區，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以前又走在文化革命的前列，同時還處于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上。這些因素為一月革命在上海的爆發提供了必要條件。在全面奪權前后，上海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臺，在一系列事件中既走在了全國工人階級的前列，又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陳丕顯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則是對此采取消極、抗衡的態度。這樣進行一月革命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了。

　?、?一月革命的經驗教訓。

　　一月革命的奪權活動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獲得了中央的承認，取得了成功，但是從一月革命的歷程上來說，也是既有成功的經驗也存在沉痛的教訓，其中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在各地奪權活動中也出現過，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經驗值得推廣，教訓必須汲取，否則的話，即使奪取了政權，也會給文革成果的鞏固和發展造成隱憂，甚至是毀滅性災難。

　　工人階級在一月革命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從上海文革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以學生為主體的外地和當地紅衛兵以先鋒的姿態出現在文革舞臺上，革命的知識分子起來了，革命的機關干部后來也成立機聯站進行造反了，這些造反力量的出現進一步壯大了造反派的力量，將上海的文革推向前進。但是，真正在上海文革舞臺上起到主力軍作用的還是上海的工人階級。上海的造反派工人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千多人發展到第二年一月上旬的一百多萬人。[140]工總司的成立、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和一月六日召開的奪權大會，以及隨后成立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上海工人階級都在其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沒有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臺，沒有工人階級在斗爭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取得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再一次說明了文革發展到工廠、農村，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臺不僅是文革發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人階級以領導階級的身份發揮主人公作用的使命和選擇。

　　兩派工人的形成造成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削弱與分裂。上海工人階級在文革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保守派赤衛隊和造反派工總司，兩派工人進行了激烈的斗爭。赤衛隊是保護上海市委的，工總司是向上海市委進行造反的。兩派工人的形成實際上是兩條文革路線在上海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反映。工人階級隊伍中兩派形成的原因雖然是復雜的，但是其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缺乏清醒的階級意識，沒有洞察文革的真諦，尚未進入到自覺斗爭階段所造成的。這里面既有保守派工人，也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工人。兩派工人的形成，也是與上海市委具有密切關系的。上海市委對于兩派工人的態度是不同的，支持赤衛隊，反對工總司。工人階級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武裝，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僅僅進行自發的斗爭，還伴隨著濃厚的經濟斗爭色彩，這樣就會極易被人利用，成為他們火中取栗的政治工具。這就要求斗爭中的工人階級，要從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拋棄派別偏見，既要正視兩派工人存在的重要分歧，更要認識到兩派工人階級利益的一致性，團結起來，共同奮斗，防止工人階級由國家主人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在這個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又有什么樣的個人利益和分歧不能得到克服呢？因而造反派不是跟保守派打派仗，而是對他們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將他們作為階級兄弟來看待，及時將他們爭取過來，站到造反派的隊伍中，共同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在一月革命前后，上海造反派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就是他們在斗爭中爭取保守派工作的重要成果。

　　造反派的分裂釀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奪權斗爭。造反派是由紅衛兵、工人、農民、機關干部、知識分子這些階級和群體組成的，在每個階級和群體里面又有著不同的造反派組織，相互之間及其內部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在全面奪權以前，這些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雖然存在，但是不占主導地位；在全面奪權以后，這些造反派圍繞本派在新政權機構中的地位和結合哪些領導干部等問題產生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已經占據主導地位。這樣就在上海一月革命及其隨后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奪權斗爭。即使在革委會建立以后，工總司王洪文與機聯站徐景賢之間的矛盾不僅仍然存在還逐步走向激化，比如這個時候出現的王小七挑戰徐老三、工總司半周年成立紀念等等問題。[141]雖然這些問題以比較和緩的方式得到解決，沒有出現大的動蕩，但是卻反映出不少造反派缺乏堅定的階級意識、階級自覺性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往往被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團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沖昏頭腦，講排場，比闊氣，爭地位，耍威風，流露出流氓無產者的風氣。這些問題的出現表明，對造反派也要整風，進行階級、路線教育，及時將屢教不改者清理出造反派隊伍，否則的話，這些人上行下效，拉幫結派，就會對文革成果的鞏固和發展造成嚴重破壞。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論是“十六條”還是毛澤東的指示、談話和中央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在上海一月革命的過程中還是發生了武斗。武斗不僅出現于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也在批斗上海市委、市人委領導干部的時候以掛牌子、游街、跪在無軌電車車頂上的形式表現了出來。[142]進行武斗，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造成形勢的惡化，敗壞文革的聲譽，給反對、詆毀文革的人提供口實。造反派斗爭的方向雖然是對的，但是采取武斗的方式則是錯誤的。因為這違背了文革的原則。文革的發展要求造反派搞好文斗，講清道理，使人們在斗爭中認識到進行文革的必要性，批判黨內走資派的正義性，改造人們的世界觀，而不是靠武斗把人壓服。這是對造反派的嚴峻考驗。其實，這不僅是一個斗爭方式問題，也是造反派思想認識水平和階級自覺性的反映。這就要求造反派在斗爭中要提高自身水平，通過文斗使廣大群眾受到教育，提高他們抵御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能力。

　　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就是既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左”傾機會主義。一般說來，在奪權以前主要反對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奪權以后主要反對的是“左”傾機會主義。這是因為在奪權以前，奪權是主要任務，這個時候容易出現對奪權的動搖和反對，因而要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奪權以后，在建立新政權的過程中如何對待原先領導干部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容易出現過火的行為，因而這個時候就要進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還要注意的是，在全面奪權過程中，全盤肯定一切是右傾機會主義，全般否定一切則是“左”傾機會主義。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時指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動的。[143]這是向“左”傾機會主義者敲響了警鐘。在兩派斗爭中，一般來說，保守派犯的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造反派犯的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兩者并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這就要求我們從思想上要高度注意，在實踐中要準確把握，防止它們擾亂革命的陣線。因而在一月革命中，既要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又要進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還要認識到“左”和右在不同時期所處地位的不同，在兩條戰線的斗爭中將文革推向前進。

　　從對一月革命的分析和總結中可以看到，在一月革命過程中，工人階級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工人階級內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爭，造反派內部之間的斗爭，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及開展兩條戰線的斗爭。這構成了上海一月革命經驗教訓的基本內涵。上海的一月革命走在了全國奪權的前列，斗爭中出現的經驗教訓后來也在其它地方不同程度地發生過，因而上海一月革命的經驗教訓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具有普遍性的。

　?、?一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一月革命的發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既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又要從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線索梳理中來進行，才有可能揭示一月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乃至于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

　　意義之一，一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我們知道，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在上層建筑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理論的具體實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最終通過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以前整風、社教、“四清”的方式來進行，說到底還是因為這些方式不能解決上層建筑領域社會矛盾的緣故。這樣在上層建筑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探索中，最終找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全面奪權也不是預先就設計好的，而是從文革的全面發動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過程中，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高中級領導干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采取抗衡、反對態度后的不得已選擇。[144]一月革命是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的強大動力，是全面奪權的具體表現，因而一月革命就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是理論見之于實踐，將文革實踐推向深入的具體行動。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革實踐正是通過一月革命才做到了歷史的統一，在上層建筑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由此我們說，一月革命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革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意義之二，一月革命是擺脫歷史興衰周期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有效途徑。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談到歷史興衰周期率的時候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策，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45]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表現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在斗爭中識別干部、考驗干部、審查干部、罷免干部，奪權不過是人民群眾踐行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高形式。在民主與專政的關系上，無產階級專政是實行無產階級民主的根本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后盾，就難以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同樣，無產階級專政又是建立在無產階級民主之上的，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的專政，就會脫離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走向資產階級專政。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嚴格監督，人民群眾不能有效行使民主權利，黨員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必然會為所欲為，由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這種嚴格監督和有效行使民主權利，只有在一月革命進行奪權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這個時候失去國家機器保護的黨內走資派已經成為紙老虎，當人民群眾向他們奪權的時候，就再也難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鎮壓群眾了。因而人民群眾通過一月革命的方式，才能夠踐行無產階級大民主，從黨內走資派手中奪權，清除隱藏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間的走資派，純潔黨員領導干部隊伍，達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意義之三，一月革命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實質性保證。我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處于當家做主的地位。雖然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在憲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確規定，但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如何才能夠保障人民群眾實質上而不是形式上行使民主權利，仍然是一個有待于解決的嚴峻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不論是反右派斗爭還是反右傾斗爭，也不論是整風、“三反五反”還是“四清”運動，都出現了許多違背社會主義民主、打擊報復、將斗爭矛頭指向一般群眾的問題。隨著這些運動的深入發展，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依靠各級黨委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運動，已經難以解決出現的這些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發生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仍然出現了工作組問題。雖然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卻遭到從中央到地方許多領導干部的抵制和抗衡，人民群眾的造反活動受到重重限制，難以行使正當民主權利。這是因為潛藏著在黨員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仍然掌握著權力的緣故。[146]這個時候要想將文革進行下去，就必須剝奪走資派的權力，這就要進行奪權。因為只有奪去這些人的權力，人民群眾才能行使民主權利，真正實現當家做主，保證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不變，舍此是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的。

　　意義之四，一月革命在文革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們知道，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的重要標志，文革發展到全面奪權是不得已的選擇。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因而一月革命就是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的造反運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面臨的首要任務。試想，如果丟掉了政權，經濟又怎么能夠發展成功呢？即使經濟發展成功，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那不過是為資產階級創造利潤罷了。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就要在理論的發展上、制度的構建上以及實踐的探索上找到一種方式，來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月革命實際上濃縮了文化大革命的要義，是通過批斗走資派、奪權的方式來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而一月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有極為特殊的地位，是文革走向高潮的重要標志。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嘗試，拉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文化大革命則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探索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大問題。不論是巴黎公社還是十月革命，解決的是如何奪權政權的問題，而文化大革命解決的則是怎樣鞏固政權的問題。無產階級不僅要奪取政權，更要鞏固政權，只有這樣才能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建設社會主義，確保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因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在國際共產義運動史上是一脈相承同時又與時俱進的里程碑。正是因為這樣，作為文革走向高潮重要標志的一月革命，不僅在文化大革命同時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總之，一月革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無產階級奪權政權以后，如何鞏固這個政權、保持政權的性質不變，如何避免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以及領導干部腐化墮落，背叛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是擺在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面前的首要課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但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且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奪權的斗爭。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空前壯舉。一月革命就是上海造反派進行奪權的造反行動，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全面奪權階段的風向標，因而也就以其鮮明的貢獻在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發出璀璨的光輝。

　　以上我們對一月革命從發生在上海的原因、經驗教訓和意義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總結。一月革命是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發生的標志性事件，不僅對上海也對全國文革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上海一月革命中發生的問題，在隨后各地進行全面奪權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因而上海一月革命就成為我們分析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發展的一個標本性事件，通過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對于我們把握全面奪權階段的文革是具有重意義的。

　　2、各地發生的全面奪權風暴。

　　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上海一月革命引發全面奪權風暴。不論是中央、國務院的許多部門還是各地的領導權紛紛被奪取，這場全面奪權風暴迅速傳遍神州大地。隨著全面奪權風暴波及到各地，諸多矛盾也不斷激化起來，文革整個形勢進入前所未有的激蕩之中。

　?。?）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發生的奪權行動。

　　這里說的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發生的奪權行動，是指發生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等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的的奪權。這些中央和國家機關中的一些部門即使在文革前就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和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比如，中央農村工作部（后被撤銷）鼓吹“三自一包”，中聯部宣揚“三和一少”，統戰部“不講階級斗爭”、“向資產階級投降”，文化部成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1]衛生部成為“城市衛生部”、“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國家計委成為“獨立王國”，中宣部變成了“閻王殿”，[2]等等。當然，也有比較好的部委（比如石油部、冶金工業部等部學習解放軍的辦法，建立政治機構，大搞思想政治工作，受到毛澤東的表彰。[3]），但是總體上來說這些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問題。這些問題就要依靠文化大革命來進行解決。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至二、三月份，中央（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等中央機構）所屬的各部委大部分也都奪了權。[4]這些部門發生的奪權行動，有的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有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具體采取什么方式，還是要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來決定的。比如宣傳部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除了陶鑄的部長職務。為了精簡機構，提高機構的效率，中央直屬機關的各部統一改為組，比如中宣部就改為宣傳組，由王力任組長。[5]

　　中央、國務院的各部門，是中央、國務院的職能部門，負責管理中央、國務院分派的具體工作。這個時候一旦轉入奪權，往往會陷入混亂，難以履行既定的職責，致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因而當著奪權導致的混亂影響到大局穩定的時候，不論是毛澤東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都要采取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當時的設想是，奪權只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各部門的業務仍然由原來的人來搞。這樣既將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又能夠保證日常工作的進行。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談到“接管”（即奪權）時說：“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也就是說，造反派可以奪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是業務工作的領導權，那些“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6]

　　根據這一精神，周恩來在講話和座談中多次向造反派重申了這個觀點。一月十八日，周恩來在左派學生、機關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勢座談會上指出：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7]

　　一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接見二機部造反派代表時對該部副部長們說：奪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對生產、財政等只能行使監督權。你們要好好工作，不要松懈。又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對領導干部不要揪來揪去。[8]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重申：你們奪權只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于業務主要是監督權。不能把“長”字號的都排斥，要留一些“長”字號的，保證業務暢通。否則，你們就會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長隨便揪走，這不是我們提倡的辦法。[9]

　　一月二十六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奪權，首先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當權派，要分清性質，區別對待。不能把當權派都看成是資產階級當權派。[10]

　　從中看到，周恩來針對中央和國務院部委在奪權行動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要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進行監督，以此來保證日常工作的進行。針對造反派在奪權行動中存在打倒一切的傾向，要沖擊一切當權派，周恩來耐心地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要他們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告訴他們領導干部并非都是走資派，在運動中要對領導干部區別對待，妥善處理這些問題。

　　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中還發生了反復奪權的問題，這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一月三十日，針對中央廣播事業局奪權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央廣播電臺的革命同志奪了權，很好。聽說現在又要分裂，內部爭吵。還有廣播學院革命派奪了權又分化。要勸他們團結，以大局為重。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小團體主義。管他反對不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也要善于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贊成。[11]從中央廣播事業局奪權中存在的問題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存在著以“我”為中心、小團體主義的傾向。毛澤東主張通過思想政治工作，要他們加強團結，以大局為重，正確對待并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鞏固好奪權成果，搞好中央機關的文化大革命。

　　國務院直屬職能部門奪權以后，要搞好本單位的業務工作，特別是一開春就要抓好農業生產問題，周恩來找這些機關、單位的造反派談話，布置好相關工作。二月十一日，周恩來接見農業部、農墾部、水產部、氣象局、農辦等奪權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說：今天找你們來談，就是要求打好春耕生產第一炮。農業生產季節性很強，過了季節就完了，要全力抓，各單位抓生產的班子要好好研究。農口要準備搞一個對全國的呼吁書，號召抓革命、促生產。[12]

　　在奪權過程中，一般來說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業務權還是由原來的人去做。這樣來保證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正常進行。但是，一旦業務權被奪，或者部委的領導干部被長期批斗嚴重影響了日常工作的開展，周恩來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干預了。

　　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當場下令逮捕拒絕不執行命令、操縱造反派叫黨委“靠邊站”、搶奪財政部業務權的杜向光（時任財政部副部長）。說：我在幾次座談會上都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財政部是代表中央執行財權的。我要提醒你們，你們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沒有經過中央承認的奪權都不算數，要一個一個地審查。財政部、商業部的黨組要恢復，黨組還要行使職權，還是先念、吳波（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姚依林（時任商業部部長）負責，其他取消黨組的部委必須恢復，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又說：你們對姚依林的通緝令要取消，必須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交出來。你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領導干部，一斗十幾天不放，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這樣的搞法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干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里就很難過，很痛心?，F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13]

　　從這里可以看到，造反派對這些部門的領導干部是進行了武斗的。周恩來這個時候講出這樣的話也是不難理解的，一月二十二日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因為遭到造反派毒打，在被批斗后自殺身亡。周恩來得到張霖之的死訊后，異常激動地對造反派質問：“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無法無天了。”[14]

　　張霖之在被造反派批斗后自殺身亡了，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這里面既有批斗組織者造反派的責任，也有張霖之個人的責任。張霖之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被毛澤東點名的走資派，[15]遭受批判也在情理之中。這里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當著與會高級領導干部的面，在劉少奇質問下，毛澤東究竟為什么說張霖之是走資派，這涉及到批判張霖之的合理性、正義性問題，但是恰恰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現在公開的史料卻對此遮遮掩掩，閃爍其詞，不言其詳，將真相掩蓋在歷史的塵煙中。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張霖之雖然在批斗中遭受了皮肉之苦，但他不是被打死而是在批斗后自殺身亡的。他雖然在戰爭年代有功，在戰場上不愧是沖鋒陷陣的好漢，卻沒有能夠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在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當在運動中遭受沖擊的時候，以自殺來了結殘生。這是令人惋惜的。試想，如果他是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在群眾運動面前，即便遭到武斗，遇到不公正對待，又有什么怨言可發呢？這個時候就應該思考為什么自己會激起那樣的民憤？個人又存在什么樣的錯誤和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又怎么會走上自殺的絕路呢？

　　周恩來這個時期在講話中對造反派反復說，哪些權不能奪，奪權要經過中央批準，否則的話不算數。這是為了將中央和國務院部門的奪權行動納入有序軌道，以保證中央和國務院部門能夠處理相關事務。

　　二月十八日凌晨，周恩來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干部，指出：奪權發生了偏差，我們要糾正。奪權只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中央的權、黨的領導權不能奪，政府的財經、公安、外交、國防大權不能奪，全部監督也不行。[16]

　　二月十八日，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機部造反派奪了黨委領導權時說：你們簡直沒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部黨委靠邊站。允許你們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只是監督。重申：“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宣傳等大權屬于中央，你們不能奪。”又說：國防工業部長、司局長除中央已宣布停職反省的外，你們一個也不能扣留。否則，你們就要犯錯誤。“沒經中央批準，你們宣布罷官是不算數的。”[17]

　　二月二十日下午，周恩來在介紹山西奪權情況的會議上，指出：自一月號召奪權以來，不管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起來“奪權”，這樣，全黨全國還成什么樣子？怎么解釋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占統治地位？這不等于把我們黨十七年的偉大革命和建設成就都抹煞了嗎？不能這樣，邏輯上也站不住腳嘛！

　　當談到中央國家機關奪權時，他說：不是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還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權掌多了，要加以限制?，F在有人要奪中央的大權，外交大權也要奪，財政大權也要奪，還要奪軍事大權。這些部門的權力屬中央，誰也不能奪！不僅各部委黨委、黨組領導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級干部也不能統統“靠邊站”，整個業務系統還是要由這兩層領導來抓上。[18]

　　從這里可以看到，并不是中央和國務院部委的權力都是不加限制地隨便可以奪取的，哪些部門的權力可以奪，哪些部門的權力不能奪，在這方面還是有所限制的。即便對于領導干部也要區別對待，不管大小領導干部統統“靠邊站”是不對的。這樣勢必會造成打擊面過大，犯“左”的錯誤，影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周恩來及時指出并糾正了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使中央和國務院部門的奪權行動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而不致于陷于混亂，走入歧途。

　　三月一日，周恩來召開工交口各部部長和造反派代表會議，聽取各部業務工作情況匯報。說：我向主席談了中央各部奪權情況，認為各部的業務權還是監督為好，主席同意了。對造反派說：現在不許亂揪人了，國務院要你們保證不得隨意揪斗干部。要揪，打電話告訴我，我派聯絡員把人要回來。打、砸、搶、抄、揪這股風一定要剎住。又說：現在，業務工作已經耽誤了。各部要恢復正常秩序，部級、司局級干部要恢復工作。[19]

　　三月十七日，周恩來接見國防科委、國防工辦所屬各部黨組成員和造反派，說：奪權和批判要分開，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以來，國防生產受到了影響。對領導干部排個隊，給他們檢查的機會，但不要搞人人過關，不許揪來揪去，否則，就是排斥一切，懷疑一切，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0]

　　三月十八日，周恩來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商量軍管問題后，致信毛澤東、林彪：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長宣布準備實行軍管。信中還就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軍管問題提出意見。毛澤東閱批：退總理照辦。[21]

　　三月二十一日晚，周恩來接見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黨組成員，說：請大家來，是要迅速解決鐵道、交通、郵電三個部的工作問題。對三部要實行全面軍管，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第二季度的生產要搞好。[22]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來接見水電、煤炭、冶金、物資、林業、計委、紡織等二十一個部委的黨組成員和造反派代表，說：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的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缺乏經驗?，F在已進入第二階段，經驗多了，對干部不要揪來揪去。你們可以約好時間批判他們，批判完了讓他們回去，他們還要抓業務。[23]

　　周恩來不斷召開各部門的造反派代表開會，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夠做好本部門的工作。對于特別混亂的部門，從大局出發，為了保護這些部門能夠行使職權，只好實行軍管，通過軍管來使這些部門在職能行使中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轉。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中央和國務院直屬部門也進入到奪權行動中。這是因為只有通過奪權才能清除這些領導機關中的走資派，使這些機關中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群眾性的造反運動是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證。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些直屬部門是中央和國務院的職能部門，領導著全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而這些部門的奪權又直接影響到全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狀況，對這些部門的奪權就要非常慎重。周恩來從大局出發，直接管控著這些部門的奪權行動。他在毛澤東領導下，指出只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業務權，同時在奪權行動中所做的具體規定，就是為了保證相關部門日常工作的進行。他還對造反派的激進行為進行了限制，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旦有些部門因為奪權導致的混亂出現難以履行職能的時候，就果斷對這些部門實施軍管，保證了相關部門職能的有效行使。這樣就既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部門中進行了奪權，又保證了其職能的必要行使，從而使得這些部門在奪權進行中完成其所負責的業務工作。

　?。?）各地進行的奪權行動。

　　下面我們研究各地發生的奪權行動。由于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北京六個省市奪權以后，很快建立起了革命委員會，成為全國第一批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省市，下文還要對它們進行介紹，因而我們在這里就略去了這六個省市的奪權行動。下面我們以大區為單位，對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的奪權行動進行概要介紹，并作出簡要分析，以便使大家對于各地的奪權行動有一個宏觀的認識。

　?、?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三個省，由于下文我們還要介紹黑龍江，因而這里我們這里只介紹吉林、遼寧的奪權行動。

　　1）吉林省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央和東北局報告說：“當前主要問題，是省委已經癱瘓，無力擔負繁重、緊迫的斗爭任務。書記處同志，在省委工作的十人，因犯有嚴重錯誤而停止工作的二人，因病不能工作的三人，其余五人經常在群眾組織中，無法堅持工作；五名常委，因犯有錯誤停止工作的一人，其余四人，一般也只有一個人能堅決工作。由于省委領導長期分散，不能形成集體，因而對運動中的問題，不能研究，對中央的指示無力貫徹執行。”一月十八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東北局報告：吉林省市統戰系統、吉林師大等五個群眾組織決定，立即接管省委統戰部，一切權力、一切文書檔案歸造反派，查封檔案，封存印鑒。同一天，長春市紅衛兵總部（簡稱二總部）等六十二個單位的群眾組織聯合召開長春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猛烈開火大會，提出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奪權斗爭。晚九時，長春市二總部與省委機關的造反派進行了聯合奪權，成立了接管委員會，查封了省委機關各部門，發出六條通令。與此同時，吉林省人委、長春市委、市人委也都被接管。接著其他市、地、縣相繼被接管。

　　但吉林省奪權后不久，很快就出現了造反派的分裂。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組織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和光機八一五等于二月初宣布退出二總部，另行組織了長春公社。吉林省駐軍支持二總部的奪權，認為長春公社是“分裂主義的產物”，“大方向錯了”，不予承認。到二月下旬，長春市形成兩大派四個組織（紅革會與二總部為一派，也稱為紅二派；長春公社與東方紅公社為一派，稱為公社派），兩派矛盾日益尖銳，后來形成長期武斗的局面。[24]

　　從中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中共吉林省委已經癱瘓了。從吉林省委的報告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一方面是來自于運動的沖擊，一方面還是由于這些書記、常委對于文革的消極、抗衡態度所致。吉林的造反派在奪權以后，又發生了分裂，兩派四個組織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當地駐軍在支左過程中采取的措施又進一步使雙方的矛盾復雜化，因而造反派之間形成了長期武斗的局面，一時難以建立起一個有權威的領導班子。

　　2）遼寧省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遼寧大學八三一群眾組織與一部分相同觀點的工人造反組織成立了八三一沈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個群眾造反組織發起成立的遼寧省革命造反奪權指揮部于凌晨三時宣布接管遼寧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權力。奪權指揮部在奪權后立即給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致敬信，并發表聲明：省委、省人委今后一切日常工作，由奪權指揮部負責。除亮相的領導干部（即表示支持造反派并得到諒解的干部）以外，其余干部一律停止工作，檢查交待問題。至此，遼寧省委、省人委及其直屬各部門便全部停止活動。遼寧省的奪權并不成功，在各群眾組織之間矛盾重重，互不相讓。二月十六日，遼寧省暨沈陽市二十多萬群眾，代表全省七十四個群眾組織在沈陽市人民廣場舉行集會，宣告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成立。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宣言》和《緊急呼吁書》。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遼寧省軍區第三政治委員楊棄、原中共沈陽市委書記莫文祥等在大會上講了話，表示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五月十日，一些觀點相同的群眾組織在沈陽南站站前廣場召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站）成立誓師大會。遼革站還組織了三十萬人參加的聲討和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東北的代理人大會。遼寧省軍區第三政委楊棄、副司令員凌少農參加了大會。至此，遼寧省形成了八三一、遼聯、遼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25]

　　遼寧本來是毛澤東在全面奪權階段進行文革的四個重點省市之一，這個時候遼寧省的造反派也奪取了遼寧的黨政大權，但是卻沒有團結起來進行聯合奪權，而是在奪權過程中形成了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東北局、當地駐軍和沈陽市的領導是支持他們中的某個派別進行奪權的。這個時候的造反派能不能以大局為重，團結、統一起來，結束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成為遼寧奪權能否成功的關鍵。

　　東北三省的奪權，黑龍江首先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了革委會，吉林、遼寧的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都出現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之間的復雜矛盾。因而黑龍江的奪權就在東三省奪權過程中起到了龍頭作用，并進一步推了東北地區奪權行動的發展。

　?、?華北地區。

　　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內蒙古自治區五個省市自治區，北京、山西的奪權行動下面我們還要進行介紹，因而現在我們就先介紹河北、天津、內蒙古三個省市自治區的奪權行動。

　　1）河北省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四月，河北省會由天津遷回保定。伴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這次河北省會的搬遷倉促匆忙，一切都因陋就簡，如同戰爭時期機關疏散的情況一樣。省會搬遷到保定后，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機關由天津市遷往保定市辦公，省直各廳、部、委、辦、局，除少數單位遷往保定外，多數單位分散到天津至保定、保定至石家莊一線的各個市、縣。十一月后，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地的紅衛兵猛烈沖擊省委機關，批判省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省委第一書記柳子厚分別于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七日、三十日和十二月四日共四次在造反派召開的批判大會上作檢討。一月五日，天津和保定的紅衛兵造反派查封了《河北日報》。十二日，造反派組織主辦的《河北日報》出版。十三日，河北人民廣播電臺停止自辦節目，除播送天氣預報外，全部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一月二十三日，在保定的各派紅衛兵同各造反派組織發起奪權運動，一天之內，省委、省人委、保定地委、保定專署、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會的三級黨政領導機關全部被奪權。同一天，唐山地、市委被奪權。二月一日，石家莊地、市及各直屬部門和單位統統被奪權，所有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狀態。省、市、地領導人多次遭到大會批斗。[26]

　　我們看到，河北省會從天津遷回保定后，造反派于一月下旬奪了河北省的黨政大權，隨后各地、市的黨政大權也先后被奪取，各級領導人遭到大會批斗。雖然造反派奪取了權力，但是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卻沒有能夠及時建立起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造反派之間及其與領導干部和當地駐軍存在的尖銳復雜的矛盾造成的。當然，這個問題還需要史料的進一步印證。

　　2）天津市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決定：天津市由河北省轄市改為中央直轄市，解學恭任市委第一書記，閻達開任市委第二書記。上海造反派的《緊急通告》發表后，天津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紛紛開始奪權。從一月七日到月底，《天津日報》社、天津人民廣播電臺、天津電視臺、市電信局、市公安局、市計委、新華書店等單位，相繼被造反派奪權，但全市性的奪權并未發生。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市三結合的奪權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由群眾組織、解放軍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組成的領導班子，也稱奪權領導小組）成立，解學恭任組長，蕭思明任副組長。三月五日，天津市召開大專院校紅代會會議。天津奪權領導小組準備召開各方協商會議，商定革委會及其常委會名單，并預定于三月十二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周恩來于三月九日將天津即將成立革委會的情況報告毛澤東。三月十日，周恩來打電話給解學恭，要他考慮先開大學、中學、工人、農民、機關革命派代表會議，然后再開全市革命組織協商會議和群眾大會，宣布成立革委會的程序。毛澤東也在周恩來九日的報告上批示：“以推遲到三月下旬成立，照總理十日意見辦理為宜。”

　　三月十五日，天津市奪權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通知，天津市工人、農民、大學紅衛兵、中學紅衛兵、干部五個代表會議籌備小組成立。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天津市先后召開了市貧下中農、市級機關干部、大專院校紅衛兵、中等學校紅衛兵和職工等五個系統的代表會議（即五代會），分別選出參加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會議的代表317名。因為五代會是倉促召開的，一些有不同意見的組織沒有被吸收進去，因此在天津造反派中間產生了許多矛盾和分歧。三月二十四日，解學恭等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和北京軍區報送《關于天津奪權問題的請示》，希望中央批準天津早日成立革委會。四月七日、九日、十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天津代表團。鑒于天津造反派內部分歧較大，短時間內難以統一，中央在接見后明確對天津問題的處理方針：“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擴大革命派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還需要做一段工作。”[27]

　　從中看到，天津是新成立的中央直轄市，天津造反派在斗爭中先奪了不少中層領導機構的權，對天津市的黨政大權卻沒有奪取。天津是在中央指導下成立三結合的奪權籌備小組，在召開工、農、紅衛兵、學生、干部、職工等代表會議后，再召開全市革命組織協商會議和群眾大會，醞釀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的批示是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完成革委會的成立程序，但是事與愿違，在執行過程中卻沒有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反而在造反派之間造成了許多矛盾和分歧，致使造反派內部分歧較大，這樣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一時建立不起來了。

　　3）內蒙古的奪權行動。

　　內蒙古自治區在一月革命中的奪權活動，是圍繞著《內蒙古日報》展開的。一月十一日，《內蒙古日報》社內部的群眾組織東方紅戰斗隊（簡稱東方紅）突然查封并接管了報社，奪了報社黨、政、財、文各項大權，停止了《內蒙古日報》的出版，代之以《東方紅電訊》。

　　當時內蒙古已成立了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兵）、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無產者）、呼和浩特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簡稱呼三司）等全區性組織。工農兵、無產者與呼三司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工農兵、無產者指責后者為大雜燴，而造反精神更強的呼三司則將前二者視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東方紅的對立派組織紅衛軍總部（無產者派的）在《內蒙古日報》社進行了又一次奪權。一月二十三日，無產者出版了黑體字作報頭的《內蒙古日報》（新1號）。東方紅串連呼三司醞釀再次反奪權。這期間，報社發生多次武斗事件。掌權的紅衛軍總部一派跑到內蒙古軍區，要求軍區支持。軍區自一九六六年五月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以來，揭發批判了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烏蘭夫，以后又揪斗了軍區第一副政委吳濤和軍區副司令員孔飛、副政委廷懋、副參謀長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鮑蔭扎布。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全軍區停止工作、靠邊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多達235人。當時主持軍區工作的是軍區黨委副書記、副司令員蕭應棠。經請示中央軍委后，軍區領導決定派一個連到報社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隊支持了報社紅衛軍總部，引起了對立派呼三司的憤怒。

　　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數千人包圍了內蒙古軍區南大門并在那里靜坐示威。剛剛發布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明令禁止沖擊軍事領導機關，所以軍區有恃無恐，并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為防止意外事變，軍區又在南大門修筑了臨時工事，在樓項上架起了機槍，槍口直對南大門外。

　　二月五日，呼三司圍困軍區已達七天。正午十分，內蒙古師范學院四年級學生韓桐手持話筒，正在向軍區喊話。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怒不可遏，對著喊話的韓桐舉槍扣動槍機，韓桐應聲倒下。子彈從韓桐左邊第五根肋骨打入，肺動脈被擊穿，經搶救無效身亡。

　　槍擊事件迅速上報中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立即在二月六日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特急電報，要求內蒙古軍區立即停止沖突，不要擴大事態；同時要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內蒙古軍區、呼三司和紅衛軍總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來京，商談解決內蒙古問題。當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許多領導人已被造反派抓走批斗，從書記處書記中推出王鐸、李樹德以及李質、張魯、郭以青五人及四方代表共二十人，分乘兩架專機直飛北京。

　　二月十日，周恩來與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內蒙古四方代表，周恩來詳細詢問了打死韓桐的經過，當即命令內務部調查事件原委。內務部部長曾山立即帶領技術人員飛抵呼和浩特。經過詳細調查，查清了柳青開槍打死韓桐的全部過程。柳青后來遭到拘押，一九六九年內蒙古全面軍管后，柳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后改判為無期徒刑。一九八○年，服刑十三年的柳青獲得釋放。[28]

　　從中看到，內蒙古的奪權行動是圍繞《內蒙古日報》展開的，造反派圍繞《內蒙古日報》進行了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內蒙古在奪權過程中形成了三個區級的群眾組織，三者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斗爭。軍區支左人員沒有認識到當時派性斗爭的復雜性，貿然支持當時在報社反奪權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紅衛軍，而不是化解雙方的矛盾，促進雙方的團結，結果引發了呼三司的不滿，導致了呼三司在軍區門口的靜坐事件。軍區相關人員又沒有冷靜處理這個事件，而是擅自開槍，結果釀成了流血事件。內蒙古問題的復雜化乃至流血事件的發生，是由于群眾組織內部的爭斗以及軍隊支左人員違背政策、情緒化處置所致，其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

　　華北地區除去山西和北京以外，河北、天津、內蒙古在奪權過程中造反派之間出現了不少矛盾和問題，軍隊支左人員也沒有處理好這些問題，結果在內蒙古問題上發生了流血事件。這三個省市自治區沒有及時成立革委會，還是因為內部造反派、軍隊支左人員與領導干部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解決造成的。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包括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七個省市。上海一月革命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我們前文已經對此作了介紹，山東全面奪權以后很快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我們下面還要進行介紹，因而現在我們就對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個省的奪權行動予以簡要介紹和分析。

　　1）江蘇的奪權行動。

　　南京一三事件后，江蘇省最大的保守派組織南京市工礦企業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等組織被壓垮，受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等造反組織說武斗是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策劃赤衛隊挑起來的，揪斗了省市黨政負責人，沖擊了黨政機關。一月九日，南京地區造反派接管了《新華日報》、江蘇省人民廣播電臺、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并召開十萬人大會，控訴省市委的罪行。一月十六日，由造反派控制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一切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回來”。此后，南京地區造反派聯絡總站、南京八二七、南京地區批判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絡總站等組織先后召開揭發控訴江蘇省委罪行大會、打倒江蘇省委、砸爛書記處大會，批斗江蘇省委、南京市委負責人等，為奪權制造輿論。省委負責人江渭清、彭沖、許家屯等被揪斗并戴高帽子示眾。

　　造反派在如何奪權、由誰掌權的問題上充滿了分歧和爭斗。

　　一月十七日，南京地區造反派聯絡總站開會決定成立江蘇南京地區革命造反聯合會籌委會（簡稱籌委會），由文風來等九人組成常委會，負責各造反派組織的統一行動。

　　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等組織密謀在一月二十二日清晨行動，奪取江蘇省委、省人委、南京市委、市人委的大權，后因內部意見不一致而未能付諸實施。

　　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三百余人在中蘇友好館電影館開會，省紅總為首的一派與以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奪權方案達成共識。一月二十五日，省紅總等造反組織決定搶在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一派前進行奪權。省紅總等二十五個造反派組織及三個外地造反派駐寧聯絡站負責人開會決定成立奪權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南京師范學院。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奪權指揮部調動一萬多人，沖入江蘇省、南京市機關，并將省、市主要負責人集中在南京師范學院，宣布奪取了江蘇省、南京市的黨政大權。一月二十七日，奪權委員會在南大召開會議，決定除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四枚印章外，其余印章交各部門造反派掌管。一月二十八日，奪權委員會在南京《新華日報》上發表《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聲明》，公布了三個通告和一個通令，宣布一切權力歸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一二六奪權得到了江蘇省軍區和南京軍區的支持。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于二月五日在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籌委會會議上說：“一二六奪權，我們當時就討論了，要堅決支持。后來提出，印要解放軍保管。我們想，如果把印交給我們保管，就等于一二六奪權不算數了，這樣解放軍就成了一個中間人物，所以我當時就堅決不同意。我們堅決支持的。”

　　由于奪權是在十分倉促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江蘇省的范圍內并沒有聯合起大多數造反派。參加奪權并掌握大權的以省紅總為代表的造反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沒有參加一二六奪權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東方紅等造反派組織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不承認奪權行動，認為一二六奪權是搶權，“好個屁”。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為好派和屁派。

　　省紅總將對立派稱為新老保，并以“誰反對一二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的帽子壓制對方。一些反對一二六奪權的南京造反派到北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他們在北京的大街上書寫了許多大標語：“一二六奪權是混蛋奪權！”“江蘇一二六奪權是一小撮個人野心家的靈魂的大暴露！”“堅決砸爛江蘇省奪權委員會！”省紅總在《新華日報》上連續數天用整版的篇幅，在“一二六奪權就是好”的通欄大標題下刊登擁護一二六奪權的稿件。江蘇省人民廣播電臺也反復播送“一二六奪權就是好”的報道和廣播評論。在兩大派爭執不下的情況下，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江蘇實行軍事管制。[29]

　　從江蘇省的奪權行動中可以看到，造反派沒有實行大聯合奪權，而是有些造反派參加了奪權，有些造反派卻沒有參加奪權。這樣在奪權行動中造反派分裂了，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稱為好派，沒有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稱為屁派。造反派之間的矛盾是在奪權過程中趨于激化的。由于南京軍區、江蘇省軍區無視造反派在奪權上的分歧和矛盾就盲目支持一二六奪權，致使本來已經產生的矛盾進一步復雜化。中央是在造反派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革委會一時建立不起來的情況下，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才不得不實行軍管的。

　　2）浙江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永生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在杭州成立。當天，省聯總聯合本省及北京、哈爾濱等外省市駐杭聯絡站的二十二個造反組織查封《浙江日報》社，奪了編委會的權，由省聯總主編，改出《新華電訊》，并發表了《我們為什么要封掉<浙江日報>——告全省人民書》。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省聯總等組織正式宣布奪取《浙江日報》社的領導權，形式上恢復《浙江日報》。與此同時，《杭州日報》社的造反派在省聯總等組織支持下，接管了《杭州日報》社。一月五日，省聯總為首的造反組織召開斗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冰大會，提出：打倒陳冰（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火燒江華（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李豐平（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浙江省委被迫撤銷陳冰、于冠西（時任《浙江日報》總編輯）的職務。一月七日，他們又在省體育場召開批判、揭發、斗爭陳偉達（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大會。一月十一日，省聯總等二十五個組織依照上海的形式，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批評省委“大搞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用‘糖衣炮彈’向革命造反派進攻。”一月十四日，省聯總所屬浙江大學紅色造反聯絡站等數十個造反組織以揪“殺人兇手”（省軍區領導人的親屬）為名，組織幾千人沖擊省軍區。一月十六日，省聯總和所屬三十多個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宣布：凡是省、市一級的奪權，須經省聯總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單位的奪權，須經省聯總所屬有關組織同意。一月十八日，省聯總又同省級機關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機總）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宣布直接對省委辦公廳、省人委辦公廳、省委宣傳部、省婦聯等部門的奪權，對省府大院其他部門則由本單位造反派監督管理或奪權。同時，省聯總向全省派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動員并幫助各地造反派奪權。

　　一月下旬，省聯總等造反派與浙江省軍區的矛盾逐漸激化。二十五日，造反派強行占據省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企圖卻持省軍區主要領導人。事后，他們又組成控告團，赴京告狀。二十六日，省軍區指戰員在游行時與造反派發生沖突。二十七日，《浙江日報》發表社論《省軍區一小撮人想干什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把造反派連續沖擊省軍區的責任歸咎于省委和省軍區領導人，責成省委和省軍區有關人員作出深刻檢討。三十一日，中央指派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中共中央辦公廳丁鈞到杭州處理該事件。

　　浙江省的奪權并不被中央認可。二月九日，周恩來就浙江省軍區是否參加省聯總批判江華大會一事批示：會議可以參加，但不講話，不表態。

　　二月下旬，由于周恩來、譚震林等人幾次講話指出“毛主席要保江華”，造反派內部在對待江華問題上出現分歧。當省聯總決定十二日召開揭批江華大會時，十一日夜，周恩來派專機責成造反派將江華送往北京。省聯總仍于十二日召開數萬人參加的批斗浙江頭號走資派江華大會，但被浙江大學紅暴會等一批人沖散。會后，以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翁森鶴為首的一批人組織成立了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與省聯總相對立。此后，兩派發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浙江省實行軍事管制。[30]

　　從浙江的奪權行動中可以看到，省聯總在奪權行動中一家獨大，壟斷了浙江省的奪權事宜。這表現在全省各地發生的奪權行動都要經過它的同意才能算數。這樣就難免與其它造反派產生矛盾。在奪權行動中，省聯總與浙江省軍區的矛盾趨于激化。雖然中央批評了浙江省軍區，但是省聯總的奪權也沒有被中央所認可。在如何對待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態度上，省聯總與中央是存在分歧的。江華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干部，毛澤東也說過對江華還是要保，但是省聯總卻揪住江華不放，一味地批斗江華。這樣即使在造反派內部也產生了矛盾，浙大紅暴會等一批人沖散批判江華的大會就是這種矛盾的表現。同時，這個時候也出現了與省聯總相對立的浙江紅暴。中央是在浙江形勢難以穩定的情況下才決定實行軍管的。

　　3）福建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廈門市第八中學、華僑中學、廈門大學以及南下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封閉了中共福建省委大樓，并發表封閉公告。十一月四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在省體育場召開的群眾組織和紅衛兵大會上作第一次初步檢查。十一月十七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指出縣以上（不包括縣）大、中院校黨委會應立即停止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撤銷院校黨委文革辦。各院校應按“十六條”的規定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組、文革委員會和文革代表大會，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各院校黨委會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負責日常行政工作，組織學習毛著和過黨的生活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省革命委員會等十個群眾組織聯合發出《告全省人民書》，號召群眾起來造省委的反，提出要反對經濟主義、工聯主義等，并要求“除必要的生產、文化革命、辦公經費外，各機關團體流動資金一律暫時凍結。”

　　一月中旬以后，福州市一一二三行動指揮部和八二九組織的部分成員，挾持葉飛、梁靈光、許亞、鄭重等省、市領導，到福州魁岐召開打倒葉飛、鄭重聯合會。一月二十二日，福州市效六十多個群眾組織共二千多人在中共福建省委駐地舉行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會上通過了《給毛主席致敬電》和《告全省農民書》，大會倡議建立福州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從此全省農村相繼成立造反組織。

　　福州軍區在奪權行動中沒有積極支持造反派，因此引發造反派的不滿，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連續發生了造反派沖擊軍區的事件。此后，福州軍區借《軍委八條命令》之威，在福建造反派中抓了一批“反革命”。一月三十一日，福州軍區發布《福建前線部隊公告》，警告造反派說：“為了維護最高統帥命令的尊嚴，對軍隊內部極少數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違法分子，實行了紀律處理。外部如有借此進行造謠誣蔑，或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繼續沖擊軍事機構，丑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者，我們一定按照最高統帥命令，堅決采取必要的措施。”二月六日，中央軍委轉發了《福建前線部隊公告》。

　　為解決福州軍區和造反派的矛盾，中央召集造反派代表王云集、陳文德、莊志鵬等十二人進京，參加福建問題座談會。三月三十一日，周恩來總理接見福建赴京全體代表，指出一月二十六日沖擊軍區是錯誤的，但對犯錯誤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是一月二十六日沖擊福州軍區和和二月七日沖擊《福建日報》社有牽連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釋放。

　　四月三十日，中央就福建問題提出十點意見，指出沖擊軍區和報社事件不能作為劃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也不能作為革命與保守的分水嶺，不予追究，但沖擊軍區是不對的；一切因此被捕的，應立即釋放；一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組織的，應立即平反；要求各革命群眾組織實行大聯合。中央同時宣布，福建先實行軍管，并責成軍管機構按中央精神，處理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件。[31]

　　從中我們看到，福建的造反派發展到農村，農村也建立了造反派組織。造反派在奪權中與福州軍區的矛盾趨于激化。造反派沖擊了福州軍區，福州軍區則逮捕了造反派，還將他們中的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最后在中央的干預下，在京召開了福州軍區和造反派座談會，解決雙方存在的矛盾問題。一方面要求福州軍區釋放造反派，給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組織的造反派予以平反，恢復名譽，同時也批評造反派沖擊軍區的行為，強調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鑒于福建形勢的不穩定，中央決定對福建實行軍管。

　　4）安徽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為首，聯合安徽省暨合肥市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軍區的支持下進占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機關，宣布奪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權。當天中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奪權聯合總指揮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并召開奪權大會。大會發布了《奪權通告》和《罷官通令》，宣布：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起，正式奪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權；宣布罷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葆華、李任之、桂蓬、楊效椿、趙凱的官。

　　一二六奪權后，由于對奪權的意見分歧，合肥地區造反派組織分裂為互相對立的兩大派，一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一派認為好個屁，后來人們將兩大派分別稱為好派（G派）和屁派（P派）。兩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釀成武斗。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安徽問題的決定》，指出：根據兩個月實踐檢驗，安徽一二六奪權沒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沒有把矛頭指向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沒有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對一二六奪權不予承認和肯定，決定立即成立以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錢鈞為首的安徽省軍事管制委員會。[32]

　　從中可以看到，安徽省造反派雖然奪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但是由于在奪權過程中出現嚴重分歧，形成了好派（G派）和屁派（P派）兩大派。這與江蘇兩派的形成簡直如出一轍。兩派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釀成了武斗。兩派是圍繞一二六奪權形成的。兩派的產生及其武斗，不僅說明中央反復強調的大聯合奪權的重要性，也反映出造反派及其負責人是唯我獨行還是注意團結兄弟造反派共同進行斗爭。這是對他們的嚴峻考驗。沒有民主作風，沒有大局觀念，眼中只有小團體利益，又如何能夠當好接班人呢？中央是在安徽造反派沒有實現大聯合奪權的情況下，從維護安徽社會穩定出發，才決定對安徽進行軍管的。

　　5）江西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南昌地區三十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萬炮齊轟司令部，烈火猛燒省、市委”。十三日，《江西日報》社造反團宣布接管《江西日報》，奪了報社的權。十六日，《江西日報》發表社論《權，只能由造反派來奪》。十四日，省直機關造反派在省人民廣播電臺奪權。十七日，南昌地區三十二個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十七日，江西省省直機關部分廳局級干部成立造反隊，二十一日，發表《徹底摧毀省委內的黑堡壘》的宣言，號召省直機關領導干部起來造反。二十四日，南昌市造反組織奪了南昌市的黨政大權。二十六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奪了江西省的黨政大權。

　　造反派奪權后的一大舉動就是否定八一南昌起義。二月四日，造反派在人民廣場舉行大會，“造八一建軍節的反”，宣布徹底砸爛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二月五日，《江西日報》發表題為《徹底摧毀八一建軍節》社論。[33]

　　從江西奪權行動中可以看到，江西造反派先奪報社和廣播電臺的權，而后成立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江西省委機關干部特別是一批廳局級領導干部也起來造反了。造反派在行動中奪取了江西省的黨政大權。當然，斗爭中也出現了曲折，否則的話，奪權后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為什么沒有在江西建立起來呢？我們現在尚未找到這方面的斗爭史料，因而只好暫時空缺。至于造反派奪權后要否定八一南昌起義，就是一種“左”傾盲動情緒。后來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一錯誤作法。[34]

　　從華東地區的奪權可以看到，上海、山東在奪權后很快建立起了革命委員會，而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則沒有建立起革命委員會。這些省的造反派在斗爭中出現了分裂，而且有的省的造反派與軍區的矛盾逐漸激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不得不對這些省進行軍管的。

　?、?中南地區。

　　中南地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五個省自治區，這五個省區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省自治區的革委會沒有及時建立起來，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以后才得以成立，反映出這五個省自治區斗爭形勢的復雜性。

　　1）河南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省委文化革命小組各辦公室主任會議，商討群眾組織奪權和省委對策。會議決定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邊倒”。一月十七日，鄭州大學、河南醫學院、鄭州工學院、河南農學院、鄭州糧食學院和河南中醫學院六所大學的造反派組成炮轟省委聯絡站，搶占省委辦公大樓，同省委機關造反派結合在一起，造省委的反，搜集省委負責人的材料。一月二十一日，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開會決定，六所院校的革命造反派接管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一月二十二日，鄭州大學等六所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又進駐省委機關。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委、省人委被奪權。[35]

　　從河南造反派奪權的情況可以看到，在奪權過程中，是社會上的造反派和省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里應外合進行奪權的，省委是支持造反派奪權的。但是由于造反派內部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河南省革命委員會遲遲建立不起來。關于其內部斗爭的具體情況，尚有待于史料的進一步披露。

　　2）湖北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封閉《湖北日報》。十二月十八日，北京南下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進占漢口紅旗大樓，封閉了《武漢晚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毛澤東思想戰斗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頭頭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等利用其控制的造反組織刊物《工人戰報》進行奪權的輿論宣傳，宣揚“要造黑省委的反”，“造反就是奪權”，并關押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一月十四日，《湖北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稱：“《湖北日報》的新生標志著革命造反派全面奪權的開始。”一月十九日，工總等四十一個造反組織聯合在《湖北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宣布“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責令省、市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極少數頑固堅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家伙”，“必須立即從地下黑窩里爬出來，立即回到原工作地點，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監督、批判和斗爭。”到一月二十一日，省科委、省公安廳、省廣播電臺、武漢市公安局、電信局、教育局、總工會、銀行系統、市廣播電臺等幾十個部門和工廠企業被奪權。一月二十六日，湖北省各造反組織在武昌洪山禮堂召開奪權大會，把湖北省委黨、政領導人張體學等押到會場，宣布奪取湖北省領導權。但造反組織之間在權力分配等問題上意見分歧，一月二十七日，工總等五個組織宣布一二六奪權無效。[36]

　　我們看到，武漢造反派雖然奪權了湖北省領導權，但是在權力的分配等問題上還是出現了意見分歧。這樣圍繞一二六奪權就在造反派之間產生了矛盾和斗爭，事實上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材料中沒有提到的是，這個時候武漢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沒有支持造反派，卻支持了保守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從而使武漢的形勢急劇惡化，最終釀成了七二○事件。當然，這是后話。

　　3）湖南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長沙地區造反組織召開批判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大會，省委領導人上臺檢討。十四日，以搜查黑材料為名，長沙地區造反組織強行沖擊、搜查、封閉省委和省人委機關辦公大樓，繼而又沖擊、查封《湖南日報》、《長沙日報》社和省公安廳、省人民法院。對省委辦公樓的查封持續十余日之久，省委許多領導人或被揪去批判斗爭，或被迫離開機關躲避。由此開始，省委處于不能正常工作狀態。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各派群眾組織開始奪權?！逗先請蟆飞鐑炔咳罕娊M織宣布奪取報社領導權，聲明該報從此脫離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也不再是省委的機關報。報社內部奪權又招來外部奪權或反奪權。湖南大學一部分群眾組織抬走人民委員會存有印鑒的保險柜，聲稱奪了省人委的權。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兩大派群眾組織長沙市高等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和湘江風雷分別召開批判中共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被掛牌批斗游街，并被群眾組織控制起來失去自由。張平化后來被省軍區找到離長沙去北京，中共湖南省委完全癱瘓。二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批示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要“采取專政措施”，此后，湘江風雷遭到嚴厲鎮壓。二月二十七日，湖南省軍區主持召開全省三級干部會議，宣布由軍區會同地方成立省生產領導小組，負責全省工農業生產事宜。[37]

　　從中看到，湖南造反派在奪權行動中查封省委機關、報社及其直屬機構，當時省委機關實際上已經陷于癱瘓狀態。造反派忙著搶走裝有省人委大印的保險柜，以此作為奪權的標志。不難看出，當時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混亂的局面。湖南省軍區在支左過程中，報經中央文革小組、中央碰頭會批準后，鎮壓了湖南造反派湘江風雷，犯了嚴重錯誤。后來，經毛澤東嚴厲批評后，才改正了錯誤，為湘江風雷恢復了名譽，承認它是革命群眾組織。[38]

　　4）廣東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晚，廣州中山大學紅旗公社等組織開會，決定奪省委的權。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廣東省造反派在省委黨校禮堂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會后，造反派將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張云等省委領導人帶往中山大學。二十二日上午，中山大學紅旗公社的造反派向趙紫陽宣讀了一個《奪權通令》，要求他交出廣東省委、省委辦公廳和文化革命辦公室的三顆大印。趙紫陽當即給省委書記林李明寫了個條子：“林李明同志：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奪權，這是革命行動。請把省委、辦公廳、文化革命辦公室三個印交給他們。”林李明在接到趙紫陽的條子后，又打電話請示中央辦公廳，未獲得答復。林李明也被帶到中山大學。趙紫陽等人經過研究，決定一邊請示中央，一邊交印。在場的幾個省委書記都簽字表示同意交印。趙紫陽說：“交印嘛，就是奪權的象征。”造反派向趙紫陽等省委領導人交待：奪權后書記處仍要在造反派的監督下繼續工作，不許消極怠工，不許躺倒不干。二十二日下午，召開了有造反派代表參加的省委書記處會議，書記處書記除曾志外（在北京）都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起草一個《中共廣東省委告全省黨員、干部、人民書》。當晚，又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省委各部委、各系統負責人和造反派代表參加了會議。省委要求各部委、廳局支持這次奪權，機關工作、接待工作要正常進行，不能癱瘓。以后，省委書記處會議和常委會議都要有造反派組成的監督小組參加，所有的決定都要經監督小組同意才能生效。省委領導人都必須參加勞動和向造反派匯報思想情況。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廣東省革命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委）。

　　對廣東省這樣向造反派交印讓權的行為，周恩來感到十分惱火。二月二十七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云南擬也先行軍管。毛澤東閱批：“同意這樣做。”

　　廣東省的奪權是倉促進行的，造反派的聯合極不充分，奪權后不久即產生了對奪權兩種不同的態度：省革聯的人說奪權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駐穗聯絡站在內的反對派則把這次奪權說成是假奪權，是趙紫陽的“假讓權，真反撲”，說省革聯墮落成為“趙紫陽的御用工具”。二月十九日，廣東五萬多反對省革聯的造反派召開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強烈聲討省革聯的“假奪權”，揚言要把省革聯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二月二十一日，廣州軍區聯合辦公室宣布省革聯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二月二十二日，廣東四十多個群眾組織成立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省聯總籌委會）。至此，廣東出現互相對立的、跨行業的兩大派群眾組織。[39]

　　從中可以看到，在洶涌澎湃的造反運動面前，趙紫陽任第一書記的廣東省委面對奪權作出了投機性的決定，即主動向造反派進行交權，以此作為他們支持造反派的證據，企圖避免或者減少造反派對他們的沖擊。試想，如果他們真正支持造反派的話，為什么不執行中央的大聯合奪權呢？此前他們對待造反派的態度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因而他們的這種行為不僅引起了周恩來的不滿，也在造反派內部引發了分歧，認為這是“假讓權，真反撲”。這樣圍繞奪權問題逐漸演變成廣東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形勢一時穩定不下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報經毛澤東批準后，才對廣東進行軍管的。

　　5）廣西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廣西自治區直屬機關造反總部、廣西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簡稱廣西工總）、廣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建司）、廣西汽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汽司）、廣西紅衛兵造反總部（簡稱廣西紅總）、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簡稱南寧八三一）、自治區直屬機關造反聯絡站等廣西各主要群眾造反派組織聯合組成廣西革命造反大軍。當晚，自治區黨委書記處在南寧召開西園會議，傳達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指示：區、市黨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軍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軍封管《廣西日報》的行動，二要支持造反大軍奪權。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權！》的社論。當晚，首都三司駐南寧聯絡站召集南寧各群眾組織頭頭開會，策劃奪權。會議決定并成立以廣西工總為主體的有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參加的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當天，廣西工總、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和廣西藝總等二十多個造反組織，在南寧市組織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自治區黨政領導人有伍晉南（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鐘楓（自治區人委副主席）、尚持（區黨委組織部長）、陸地（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等二十三名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一月二十三日，廣西工總、紅總、南寧八三一、廣西八一八紅衛兵總部、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等造反組織的頭頭率領二十六個造反組織的奪權隊伍，于凌晨三時進入自治區黨委，奪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權。相繼被奪權的單位還有區人委、區公安廳、高級法院等。之后，各地、市、縣層層都搞起了奪權，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產隊和街道居民委員會也被奪權。一月二十四日晚，廣西造反大軍奪權行動委員會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奪權祝捷再戰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146個單位的四萬多人。廣西軍區的代表在大會上講話，表示“堅持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40]

　　從廣西的奪權中可以看到，廣西造反派組成了革命造反大軍，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要求區、市黨委支持造反派奪權。這顯然又是一個投機性的決定。廣西造反派組成的革命造反大軍奪取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黨政大權及其下屬機構直至基層的權力。他們的奪權行動得到了廣西軍區的支持。但還是由于在奪權過程中產生的分歧以及其它矛盾問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一時難以建立起來。

　　中南五省區的奪權行動，雖然河南、廣東、廣西省區黨委是支持造反派奪權的，但是在他們內部還是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的。這五省區的奪權行動不盡相同，但是從它們都難以迅速成立革命委員會來看，這五省區不論是造反派內部還是省區委以及支左部隊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比較尖銳的。革命委員會只有在解決這些分歧和矛盾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起來。

　?、?西南區。

　　西南地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西藏四個省自治區。貴州在奪權以后很快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其它三個省區則是經過了個一個較長的時間才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因為這三個省區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更為嚴重的緣故。

　　1）云南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原來已經聯合的造反派又發生分裂。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由昆明工學院八二三戰斗兵團、云南大學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等一百多個組織聯合組成的大聯委（全稱為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內部矛盾沖突不斷，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學炮兵團為主的六十二個組織從大聯委中分裂出來，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簡稱新云南）。此后經過不斷分化組合，正式形成云南省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以新云南為主，成立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簡稱炮派；一派以大聯委為主，成立八二三戰斗兵團，簡稱八派。當奪權風暴刮到云南時，兩大派便各自為政，爭相奪權。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屬造反派組織兵分兩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奪了省人委及其所屬廳局的權，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機關宣布奪了省、市委的權。當晚八時，昆明大聯委又召開十萬人的大奪權誓師大會，會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機關，再次宣布奪了省委的權。在奪權活動中，雙方發生對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聯委派搶走。奪權之后，兩大派發生了激烈的大辯論。奪權之風很快遍布全省各地。二月十日，中共中央電召云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興、趙健民、郭超、薛韜等及兩大派代表赴京商討云南局勢，希望能夠推動云南省的三結合。三月，中共中央決定對云南省實行軍事管制。[41]

　　我們看到，云南造反派在全面奪權前就已經矛盾重重，在全面奪權過程中迅速分化成兩大派，他們圍繞奪取云南省的黨政大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全面奪權階段兩派不是聯合起來進行奪權，而是各自為政，在奪權過程中他們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不得不電召云南省委領導和兩大派代表赴京商討云南局勢。在成立三結合 的革委會前，從云南政局穩定出發，中央才決定對云南進行軍管的。

　　2）四川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斗團等七個組織主持，在成都召開了二十五萬人參加的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作了檢查。大會進行中，紅成川大支隊高呼口號，沖擊主席臺，致使會議中斷。此后不久，紅成川大支隊宣布退出紅成，成立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斗團（簡稱八二六），成都地區的造反派開始分裂為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

　　十一月十八日，李井泉經陶鑄批準離開成都前往上海治病，不久被造反派從上海揪回成都。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于十二月返回成都后，被扣留在成都東效。十二月下旬，四川省委書記許夢俠、杜心源被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省委書記楊超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扣留；省委書記趙蒼璧被省公安廳造反派看管。四川省委自此完全癱瘓。十二月四日，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發生大規模武斗，數十人被打傷。十二月十七日，造反派查封并占據了《四川日報》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廣播電臺被造反派奪權并占據。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奪權。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慶大學八一五為首的四十多個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奪取了重慶市委、市人委和市級黨政機關的一切權力。同日，重慶市造反派在外地來渝串連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謂重慶市的?；仕能?mdash;—毛澤東思想工人戰斗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赤衛軍、毛澤東思想文藝軍。駐重慶的五十四軍明確表示堅決支持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的革命行動。二月八日，四十六個造反組織聯合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宣稱：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節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成立，負責行使重慶市的黨、政、財、文大權。重慶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任革聯會主任。由于造反派在權力分配中意見分歧，后逐漸分化為擁護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42]

　　我們看到，四川造反派早在全面奪權前就已經分裂為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重慶造反派雖然奪取了重慶市的黨、政、財、文大權，而且還獲得了重慶警備司令部的支持，但是卻因觀點不合又分裂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四川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間發生了尖銳復雜的斗爭，這就使得大聯合的奪權遇到很大困難。這種狀況無疑造成了四川形勢的進一步動蕩，嚴重影響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3）西藏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晚，《西藏日報》社紅色新聞造反團宣布奪了該報社的權。隨后，新華社西藏分社、廣播電臺、中共拉薩臨時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區的各部、委、廳、局也相繼發生奪權。全自治區的奪權發生在二月五日，拉薩市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同時宣布奪權，并發生沖突。區黨委內亂成一團，工作陷入癱瘓。二月九日，北京紅衛兵和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成員沖進西藏軍區，要揪斗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中共中央已于一月下旬同意張國華到北京治病，任命周仁山為區黨委代理第一書記），并要求軍區支持他們搞的二五奪權，造反派高呼打倒張國華的口號，在軍區大院內滯留十多個小時。

　　二月十日，中央軍委決定：西藏軍區領導機關和軍區生產部的文化大革命暫時停止下來，轉入正常的戰備工作。西藏所有軍墾農場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二月十二日，中央軍委復電西藏軍區指出，張國華是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的，盡管他在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個好同志。軍區領導人把電報內容告知北京紅衛兵和拉薩造反派，但他們寧可相信來自北京的小道消息（張國華參加了二月兵變）而不相信中央軍委的電報，還是要揪斗張國華。二月二十四日，又由中央文革小組打電報給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等組織，說明中央軍委的電報是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擁護這個電報所說的內容。[43]

　　從中可以看到，二月五日西藏兩大派群眾組織同時宣布奪取西藏黨政大權，并由此引發兩派沖突，造成了混亂的局面。其中一派群眾組織沖入西藏軍區，要揪斗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張國華是土生土長的井岡山人，參加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從一個小號手成長為高級領導干部，經受了長期革命斗爭的嚴峻考慮。當年是他率領十八軍排除萬難解放西藏的。鑒于此，中央、中央軍委研究后認為張國華雖然有缺點、錯誤，但是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基本上是一個好同志，因而要保護他。[44]雖然中央、中央軍委在電報中向造反派表明了中央對張國華的態度。但是有的造反派還是揪住張國華不放，致使中央文革小組不得不拍來了二次電報對他們進行說服工作。鑒于西藏處于邊疆地區，從戰備需要出發，中央軍委才暫時停止了西藏軍區的文革，軍墾農場以搞正面教育為主，不搞“四大”。由于西藏地區處于西南邊疆，形勢復雜，因而西藏成了最后建立革委會的省級自治區之一。

　　西南四省除貴州以外，其它三個省區的文化大革命在進行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或者是造反派的分裂，或者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斗爭，當地駐軍與造反派之間也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這樣三個省區的革委會一時就難以建立起來，中央對于形勢比較嚴峻的云南省也就不得不采取軍管的措施了。

　?、?西北地區。

　　西北地區包括陜西、寧夏、甘肅、青海、新疆五個省自治區，也許是因為處于中國西北及邊疆地區，這些省區沒有一個在全面奪權以后，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其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還是最后建立革委會的省級行政區。

　　1）陜西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區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統一指揮部召開會議，研究奪權問題。確定由陜西師大、陜西工業大學、西安石油學院、西安外國語學院的造反組織和紅造司等奪西北局的權；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學院的造反組織和西安地區炮打司令部戰斗隊等奪省委的權；西安解放軍電訊工程學院、西北工業大學的造反組織奪西安市公安局的權。之后又吸收工聯、農總會等造反組織參加，成立了各級接管小組。從此，西北局、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各區縣、各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也相繼被奪權。陜西省的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分裂，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以后即形成的，以西安交大為首的東派，和以西軍電、西工業為首的西派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奪權后未能成立臨時權力機構。

　　二月二十三日，西安軍分區黨委暫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職能。三月二日，經蘭州軍區批準，由陜西省軍區、蘭州軍區空軍、二十一軍共同組成西安地區駐軍支援左派統一指揮部（簡稱支左指揮部），對西安鐵路局、陜西省廣播事業管理局、廣播電臺、西安廣播電臺、《陜西日報》社、《西安晚報》社、東方紅廣播站實行軍事管制。三月十二日，西安駐軍支左指揮部決定，由二十一軍派出五十七名干部和一個連隊，分別進駐省、市委辦公廳、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業局等二十一個部門“抓革命、促生產”，并決定由二十一軍副軍長蘇錦章、參謀長馬友里、西安軍分區司令員劉文華等和原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蕭純、副省長惠世恭等分別建立陜西省、西安市工業領導小組。不久又成立了陜北省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這些組織措施在維持社會、生產和工作秩序方面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45]

　　我們看到，在全面奪權前陜西造反派就已經形成了東、西兩大派。雖然在全面奪權階段造反派能夠聯合行動奪取了西北局、陜西省及其下屬機構和西安市的大權，但是在奪權以后造反派內部原有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因而難以建立起統一的臨時性權力機構。當地駐軍對陜西省的部分單位進行了軍管，在支左的同時還協助地方搞好工農業生產。這對于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當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寧夏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寧夏日報》發表銀川地區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等二十二個群眾組織的《緊急通知》，聲稱要“堅決開展全面的奪權斗爭”，并于當天組成了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寧夏大學學生安建國任聯委會主任。一月二十六日，寧夏軍區黨委根據中央關于人民解放軍要支持左派的決定，表態支持聯委會。一月二十七日，聯委會奪了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的黨、政、財、文大權。同時，還接管了銀川市的黨、政、財、文大權。聯委會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寧夏日報》發布《奪權公告》宣布：“一切領導權，由本聯合委員會接管，委員會下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生產建設委員會。”二月十一日，寧夏軍區發表聲明，撤銷了對聯委會和一二七奪權的支持。寧夏軍區還對造反派已奪了權的《寧夏日報》社和區公安廳等單位實行了軍事管制，取締了一些造反派組織。此后，參加一二七奪權的造反派組織發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銀川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簡稱籌備處）成立。三月十二日，寧夏軍區表態支持籌備處。三月十八日，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簡稱總指揮部）成立。寧夏開始形成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局面。[46]

　　從中可以看到，寧夏造反派在寧夏軍區支持下奪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銀川市的黨、政、財、文大權，但是后來寧夏軍區卻撤銷了對于造反派的奪權支持，還對已經奪權的報社和公安廳進行軍管，又取締了一些造反派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組織產生了分裂，釀成了兩大派對立的局面。這反映出軍隊支持與否和造反派組織分化 的能動關系。

　　3）甘肅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肅省造反派聯合組成的蘭州市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簡稱紅聯）奪了甘肅省委、省人委的權。蘭州軍區、甘肅省軍區都支持紅聯和二五奪權。甘肅省軍區司令員詹大南以軍方代表的身份，參加并主持紅聯指揮部的工作。奪權后，各群眾組織之間爭權奪利，矛盾逐漸激化。五月初，紅聯產生了分裂，原紅聯內的工聯、長征團、七一、蘭鐵紅司、大專院校三司、省級機關遵義公社、市級機關三司、赴蘭紅衛兵聯合戰斗隊等殺出紅聯，組成甘肅紅色造反派聯合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在對待甘肅各群眾組織和準備結合的干部問題上，甘肅省軍區與蘭州軍區發生了分歧。以詹大南為首的甘肅省軍區支持原紅聯，反對紅三司；支持原甘肅省委書記王世泰，反對原甘肅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繼宗。而以張達志為首的蘭州軍區支持紅三司，支持胡繼宗，反對王世泰。

　　五月十日，在周恩來召集的擴大的常委碰頭會上，決定對河北、甘肅兩省實行軍管。五月十二日，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出了《關于甘肅問題的幾點意見》，其中提出：“鑒于當前甘肅省成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還不成熟，中央決定對甘肅實行軍事管制。”

　　五月十四日，毛澤東看了蘭州軍區黨委關于支持紅三司的請示報告后，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請閱。所見似有理由，請與張（指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引者注）、冼（指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冼恒漢——引者注）、詹大南諸同志商處。胡繼宗同志等既已站出來，所見與軍區一致，積極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實行軍管，而照軍區意見，做一時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員會。以上請商酌。”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發了《關于甘肅問題座談紀要》，其中指出：“鑒于‘紅三司’成立和胡繼宗等同志已站出來，蘭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愈來愈好。大家認為甘肅省可不實行軍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議由冼恒漢同志任組長，徐國珍、張忠、胡繼宗同志任副組長。”[47]

　　我們看到，甘肅省造反派在省軍區支持下奪了甘肅省的黨政大權，隨后造反派內部又產生了分化，紅三司從紅聯當中分裂出來了。這個時候對兩個造反派組織及所結合省委領導干部的問題上，蘭州軍區和甘肅省軍區出現了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認為成立革委會的時機尚不成熟，主張對甘肅實行軍管。毛澤東認為既然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繼宗已經站出來了，而且與軍區又意見一致，積極支持紅三司，因而在做好蘭州軍區和省軍區的工作、統一思想以后，可不實行軍管，經過一段時間后即可成立革委會。從中反映出軍隊支左態度的不同與造反派分裂及其所結合干部之間的能動關系。

　　4）青海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派組織形成了以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簡稱八一八）為一方和以紅衛兵總部為另一方的兩大派。在奪權行動中，兩派的斗爭相當激烈。一月四日，紅衛兵總部等組織封閉了實際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報》，改為無地方稿的《新聞電訊》版。八一八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報》，并將《新聞電訊》版改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發表告讀者書，宣告新生的《青海日報》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繼奪了青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權。同時，支持八一八奪權的省委辦公廳一名負責人和個別工作人員將省委印章送交八一八的頭頭。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通知召開黨委會議，研究交權問題。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個組織聯合起來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在西寧召開了奪權大會，宣布奪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的黨、政大權。一月三十日，《青海日報》對此作了報道，并發表了奪權大會給毛澤東的致敬電和告全省人民書。隨后，又相繼發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通告第一號、第二號以及《告全省農民書》等。青海省軍區在收到中央關于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后，即確定支持八一八的奪權，并上報蘭州軍區、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消息一公布，引起紅衛兵總部這一派群眾組織的強烈反對，他們沖進省軍區機關揪斗了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此后，劉賢權又召集軍區常委會，撤銷了原來的決定，決定把支持八一八這一派群眾組織，改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二月十五日以后，劉賢權被奪權，失去了自由，并遭到批斗、毒打、隔離和武裝看押。省軍區的領導權落到副司令員趙永夫的手里。[48]

　　從中可以看到，青海造反派在奪權前就已分裂為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和紅衛兵總部兩大派。八一八派紅衛兵單獨奪了青海省黨政大權，而且還得到了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支持。但是，這卻引起了紅衛兵總部的不滿，于是他們組織起來沖擊青海省軍區。在這種情況下，劉賢權召開會議由支持八一八改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卻因為軍區內部的紛爭及其他復雜的原因，最后被奪權而失去自由，省軍區的領導權落到了副司令員趙永夫的手中。趙永夫后來利用手中權力鎮壓了八一八派紅衛兵，釀成二二三慘案。這是后話。

　　5）新疆的奪權行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新疆日報》社造反派宣布奪了《新疆日報》社的權，改出造字號的《新疆日報》。一月十九日，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紅二司）等群眾組織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并發出《緊急呼吁》、《緊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組織實現大聯合，向走資派奪權。一月二十五日，紅二司等造反派組織宣布奪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烏魯木齊市委、市人委的權，向全國、全疆發表了《奪權聲明》，成立了自治區奪權指揮部。隨后，自治區各單位、各地、州（市）、縣也先后被奪權。自治區各級領導機關完全陷于癱瘓，全疆處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之中。

　　一月二十六日，在石河子市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一月十九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主要領導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奪取了兵團機關各部門的領導權，繼而，從兵團到各師、團場、連隊層層奪權。二十六日凌晨三點到下午三點，兵團獨立團和農八師武裝處調集的六個武裝值班連隊，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紡廠、工四團木工廠、農八師師部等地，與前來奪權的另一派群眾發生沖突，沖突中共打死二十七人，打傷七十八人。兵團、軍區、新華社記者和中央文革小組對此事件的觀點大相徑庭。以裴周玉為主任的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給中央的電報說：“一·二六事件是武光（時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張仲翰（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工作的第二書記、兵團第二政委。）等勾結堅持反動立場的國民黨舊軍官、舊軍人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劃的反奪權、奪軍權的反革命事件。”軍區認為這是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鎮壓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組在一月三十一日的《文化革命動向》上刊登了《新華社記者評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認為是一起鎮壓革命群眾的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處于邊境安全的考慮，在此事上沒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而是支持了軍區的意見。后來將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謂“一·二六”犯罪分子四十六人。

　　二月七日、八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約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區負責人談新疆問題，認為新疆奪權條件不成熟，擬對新疆自治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管，以推動和促進三結合。二月十日，新疆軍區的造反派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批斗軍區參謀長何家產，強行給何戴上高帽子，實行了變相體罰。經中央軍委批準，新疆軍區拘留了有關這一事件的策劃者和肇事者。二月十一日，自治區奪權指揮部組織幾千名學生和群眾包圍了軍區大院，要求軍區將何家產停職檢查，把軍權交給支持造反組織的軍區領導人。中央軍委及時制止了這一亂軍的行為，并明電指出：“新疆軍區對公然違抗毛主席批準的中央軍委命令的分子執行紀律是完全正確的，全體指戰員、革命師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須支持這個正確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圍新疆軍區機關的革命群眾都自覺回到本單位去，向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現象作堅決斗爭。”決定將支持造反組織的軍區個別領導人和四個部長調北京學習，事件才得以平息。

　　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布了《關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二條）。規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軍事管制下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群眾組織和個人對兵團的文化大革命不許干預和串連”；除大中學校、醫療單位、文藝團體和科研部門外，“其余所有單位一概不搞奪權斗爭”；“所有武裝部隊，只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戰備”等。[49]

　　從中我們看到，新疆的紅二司雖然奪了自治區、烏魯木齊及其下屬單位的黨政大權，但是新疆的局勢并沒有進入穩定狀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奪權與反奪權還釀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鑒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處于邊疆、民族成分復雜、擔負著戰備任務及斗爭形勢嚴峻，中央認為新疆奪權條件不成熟，計劃對新疆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行軍管，還對于新疆的文化大革命在范圍和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嚴格限制。這樣新疆的革委會一時就難以建立起來，新疆成為最后建立革委會的省級行政區了。

　　從西北五省區奪權后文革形勢的發展來看，造反派在奪權前后發生了嚴重分裂，軍隊支左對于造反派組織的統一與分裂及其演化具有重要作用。軍隊、造反派以及領導干部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以及西北地區形勢的復雜性，是導致西北五省區沒有能夠及時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性因素。

　?。?）對從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到各地奪權行動的若干分析。

　　上海的一月革命掀起全面奪權風暴，在中央、國務院直屬部門和各地省市自治區及其下屬機構中間迅猛發展。這是比先前的紅衛兵運動更為徹底、觸及面更為廣闊、影響更為深遠的革命行動，是文革走向高潮的標志。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整整二十個月期間，從中央、國務院許多直屬部門到各地省市自治區及其下屬機構的權力先后被奪取，神州大地進行了一次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反修防修的演習，基本上完成了全面奪權的任務。

　　從全面奪權階段（二十個月）在文革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這個階段（二十個月）是文革十年最為混亂的時期。由于要奪取黨內走資派的權力，因而這個時期也是文革十年最為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另一個發展階段是斗、批、改，是從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資產階級的權）。[50]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全面奪權階段的混亂，不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的分布都是不平衡的。從時間上看，則是集中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至九月（即前九個月），以后的十一個月（即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即便在個別時間段內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混亂，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全國還是比較穩定的；從空間上看，則是集中在其中的部分省市自治區和一些省市自治區的局部區域，并非全國或者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都處于失控狀態。即便有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癱瘓了，就立即實行軍管來維護秩序。因而不論是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一九六七年的前九個月是文革十年最為混亂的時期，這種混亂主要集中在部分省市自治區和一些省市自治區的局部區域。中央、國務院的直屬部門雖然在奪權中出現了一些混亂，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些部門還是能夠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的。這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乃至文革的進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造反派在全面奪權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個時期的造反派由工農群眾、紅衛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組成，而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臺，在其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沒有以工農為主體的造反派的參加，沒有他們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奪權斗爭中，要取得奪權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奪權過程中群眾分化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奪權前后在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嚴重分裂，這種狀況幾乎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許多地方的群眾形成兩派或幾大派組織，置中央反復強調要大聯合奪權，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于不顧，圍繞由誰主導奪權、本派在新政權中的地位以及結合什么樣的領導干部，互相攻擊，爭斗不休，進行了奪權與反奪權的激烈斗爭，釀成了局勢的嚴重動蕩，一時難以穩定下來，致使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難。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我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后盾，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來的。因而當著局勢混亂已經嚴重影響到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正常發展的時候，毛澤東就果斷決定，派遣軍隊進行“三支兩軍”，不僅支持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還要支持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對于混亂地區實行軍管，在軍校開展軍訓。“三支兩軍”的執行，不僅推進了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還保證了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是文革發展和經濟社會程序穩定的有力保證。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軍隊在支左過程中還是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方向路線錯誤。這表現在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許多軍隊領導干部不是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這里面固然有復雜的原因，但是軍隊領導人不是站在文革的立場上，離開中央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不去耐心細致地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斗爭雙方的實際情況，而是主觀隨意地決策，則是導致他們犯錯誤的主要因素。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后來有人對此諱莫如深，因而使得我們對這方面史料的搜集上遇到一些困難，致使本文難以引用這方面的詳細史料來對此進行論證和分析。這是應該在這里予以交待、說明的。但是從軍隊支左的歷程來看，由于軍隊和地方黨委平時存在的密切關系以及其他復雜的因素，許多軍隊支左人員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就給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比如武漢七二○事件的發生就與此密切相關。

　　中央在進行“三支兩軍”的同時，從文革發展及其成果的鞏固出發，反復強調在大聯合奪權的基礎上，建立革命干部、軍隊代表、革命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革命干部在中間起著領導作用，軍隊代表起著穩定局勢的作用，作為造反派的革命群眾代表則是參加管理并起到監督作用。這樣就組建起一個有代表性的、權威的而又精干的領導班子。這是文革后新的政權機構的雛形，也是改革國家機構建立一個能夠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的新的嘗試。

　　從奪權到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全部建立，不是最初設想的幾個月，而是經過了二十個月的時間，不是沒有原因的。從這二十個月發展的歷程來看，革命群眾、領導干部和軍隊這三股力量之間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群眾發生了分裂，出現了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出現了分裂，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斗爭此起彼伏。軍隊本來是支左的，但是許多支左人員卻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軍區和省軍區、野戰軍和地方部隊之間在支左問題上的矛盾也走向激化。地方領導干部也發生了分化，有的支持造反派，有的進行投機性交權，還有不少人則是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抱著抗衡和抵制的態度。這些復雜的因素攪合在一起，致使全面奪權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面，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

　　文化大革命只有通過奪權的方式，才能清除黨內走資派。要進行全面奪權，就要在軍隊支持下，革命群眾與革命干部一道，清除黨內走資派，使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手中。這些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領導層內，手中掌握著權力，以國家機器為后盾，如果不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實行全面奪權的話，是難以斗倒他們、將他們清除掉的。這是因為平時一旦對這些走資派的面目進行揭露，對他們的行為提出質疑的時候，就會遭到他們的瘋狂報復和打壓，從而撲滅斗爭的火焰。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雖然一些人還在巧利名目，想方設法動用國家機器來為自己服務，也在分化離間群眾，借助群眾中間的保守派（拉攏其中的造反派）來保護自己，但是在全面奪權的大背景下，這些手段即便讓他們得逞于一時，從根本上來說再也難以取得以前那樣的成效了。這就為革命群眾進行奪權提供了有利條件。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就是革命群眾運用社會主義民主，行使當家做主權利的實際行動。只有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結合起來，在軍隊支持下，才能奪取黨內走資派的權力，讓這些權力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正是由于這樣，全面奪權過程中才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軍隊代表參加革委會，不僅是當時斗爭形勢下的內在要求，也是鞏固文革成果的必然選擇。一旦形勢穩定以后，就要“權歸政，兵歸營”了，這個時候軍隊代表退出革委會也是文革發展的形勢使然。因而不論是軍隊代表參加革委會還是后來退出革委會，不是來自于人的主觀意愿，而是由當時文革形勢及其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后來林彪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逆這種歷史要求所造成的結果。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文革發展到全面奪權階段也是不得已的選擇。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以后，遭到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高中級領導干部的抵制和抗衡，為此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召開了具有民主生活會性質的中央工作會議，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但是卻沒有什么效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以后，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局出發，依靠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才將文革推進到全面奪權階段的。

　　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既要反對抵制奪權的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盲目奪權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就要正確理解全面奪權的涵義。文革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并不是說一切權力都要奪，要全面、徹底地改造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機構。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和張春橋、姚文元談話的時候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徹底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都是反動的。[51]即使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在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52]這樣在全面奪權階段就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對全面奪權進行抵制、抗衡的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傾向存在于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高中級領導干部中間；一是對無產階級政權進行全面改造的“左”傾機會主義。這種觀點一般存在于造反派特別是極“左”派中間。只有在排除了這兩種錯誤傾向以后，文化大革命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不斷被推向前進。

　　從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整個歷程來看，奪權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是清除文革障礙的必要條件。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觀，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奪權、批斗走資派不過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而已。[53]因而進行奪權就是要排除文革障礙，為下一步進行文化大革命，完成斗、批、改，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所采取的必要行動。我們要從整個文革的發展歷程上，從全面奪權與斗、批、改的關系上，從文革目的與手段的相互作用上，來看待全面奪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影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全面奪權的要義及其作用。

　　二十個月的全面奪權行動，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排山倒海而又震古爍今的滔天巨浪。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壯舉。在建立政權以后，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向著自身猛烈開火，古今中外不僅任何一個剝削階級的政權從來沒有實行過，即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發動億萬人民群眾起來造反，向黨內走資派發起奪權斗爭，在運動中審查干部、評定干部、罷免干部、使用干部。于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紛紛下基層、住干校、到人民群眾當中去，實行“三同”，和廣大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只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才會這樣做，只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領袖才能這樣做，只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政權才敢于這樣做。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所采取的行動，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探索如何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所進行的偉大實踐。理論是偉大的，實踐是光輝的，探索是艱辛的，原則是長存的，精神是不朽的，經驗是寶貴的，教訓又是沉痛的。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史上的壯麗篇章！

　　3、關于全面奪權階段若干重要問題的分析。

　　為了對全面奪權階段的若干重要問題有一個明晰的認識，我們先選取這個階段的幾個問題進行剖析，以便能夠梳理全面奪權階段的發展脈絡，探究全面奪權階段的政治力量及其復雜關系，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在全面奪權階段的決定性作用，革命大批判運動又是如何在全面奪權階段推動文革發展的，全面奪權階段與“四清”運動期間在奪權上所具有的原則性不同，以及全面奪權階段最后不得不延長的原因。這對于我們理清全面奪權階段的線索，把握其發展狀況是必要的。

　?。?）全面奪權階段若干重大政策措施的概述。

　　全面奪權雖然不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但也并非信馬由韁放任不管任由各地隨意實行的。這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引導、監控之下，充分發揮革命群眾的造反精神，凝聚力量，創造條件，排除障礙，指明方向，經過了一次次斗爭以后才得以實現的。

　　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是在反右糾“左”中不斷被推向前進的。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既要反對抵制文革、打壓造反行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左”傾機會主義，文革是在反右糾“左”中艱難前行的。右破壞文革，“左”同樣也破壞文革。雖然“左”右所站的立場不同，但是從對文革造成的破壞性上來說則是沒有區別的。況且，極“左”和極右又是互相轉換的，形“左”而實右更是在運動中屢見不鮮的。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不論是反右還是糾“左”都不是來自于個人的主觀意愿，而是“左”右兩股勢力對于文革的干擾、破壞造成的。這就要求及時、準確地發現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出現的右或“左”的錯誤，并采取措施予以迅速解決，掃除障礙，將文革進一步推向前進。因而為了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促進文革的順利發展，防止在文革過程中出現大的曲折和動蕩，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就要密切關注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表現，真正把握文革動態，及時開展反右糾“左”的斗爭。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各地在奪權行動中出現了尖銳復雜的矛盾，軍隊支左人員、領導干部和群眾之間的斗爭不斷激化。不同階級、群體、機關、單位、工礦企業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既有保守派，又有造反派，后來還發生了造反派的分裂，兩派、多派之間的斗爭幾乎遍布于社會的各個角落，又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乃至大規模武斗。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在革命大聯合的前提下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組成一個臨時的、有權威的領導班子。[1]通過大聯合奪權，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中央在全面奪權階段確立的重要方針。

　　省市自治區的奪權行動，雖然是由各地以造反派為核心的革命群眾自發進行的，但是在造反派發生嚴重分裂以及保守派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群眾與軍隊支左人員、領導干部之間仍然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為了使奪權行動能夠有序進行，防止因奪權造成政局動蕩局面的出現，中央及時召開由各派群眾、領導干部和軍隊支左人員參加的會議，聽取他們的意見，協調他們的關系，解決他們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在中央確定大聯合奪權和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以后，還要求省市自治區及重要機關、單位的奪權只有在中央批準以后才算有效。[2]這樣就加強了中央在各地奪權行動中的監控力度，以便能夠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完成全面奪權的任務。

　　全面奪權階段，為了進一步支持以造反派為核心的革命群眾進行奪權，同時也由于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部委在沖擊下陷于癱瘓，出現了局勢的混亂，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實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軍隊介入文革，這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決定。[3]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主要工具的軍隊支持左派群眾奪權（當然是政治性的），以支工、支農來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對于嚴重混亂的省級行政區以及中央部委和重要單位進行軍管，以維護局勢的穩定，制止武斗，防止動蕩局面的出現和升級。同時，還要對學生以及相關單位人員進行軍訓，遏制業已出現的偏激情緒，將文革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這樣在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各級黨政機關不同程度地遭到沖擊、陷于癱瘓的時候，通過“三支兩軍”不僅保持了局勢的總體穩定，還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以及重點單位和部門工作的正常進行，為全面奪權任務的完成提供了根本保證。

　　全面奪權階段出現的錯綜復雜的矛盾以及嚴重的派性斗爭，一時聯合不起來的時候，中央將各派群眾和軍隊支左干部以及領導干部集中到北京，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或者召開聯席會議，在中央領導人主持下，讓他們面對面地進行討論，弄清是非曲直，化解隔閡分歧，解決他們之間出現的矛盾和糾紛。同時，中央和各地還將他們集中起來辦學習班，進行培訓，學習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文革批示和中央文件，做好自我檢查，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取得意見一致以后，再讓他們回去建立革命委員會。各地又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進入問題比較多的廠礦企業和機關、單位，宣傳中央的文革政策，解決它們存在的矛盾和問題。[4]這是解決派性斗爭混亂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部委以及相關單位的重要方法。

　　文革期間出現的派性斗爭以及所犯的錯誤，一般來說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即便是對黨內走資派也是這樣。許多軍隊干部在支左中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也是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讓他們改正錯誤，轉變態度，支持造反派群眾。[5]即使武漢發生了對于文革造成重大沖擊的七二○事件，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以后也是將對這個事件負責的軍隊領導人作為黨內錯誤來處理的。針對北京高校發生的武斗事件，是通過派工宣隊進入大學來解決的。對于沖擊中南海和國防部的學生，也是通過做思想工作讓他們撤出的，并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6]解決文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一般來說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來處理的。這就要采取民主而不是專政的方法，通過思想工作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從中我們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為了文革的順利進行，中央并沒有放任不管，而是制定并執行了政策措施的。這些政策措施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通過反右糾“左”來排除文革的障礙，為全面奪權開辟道路；通過革命的大聯合來進行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來完成全面奪權的任務；由中央掌握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部委、重要單位革命委員會的審查、批準權；實行“三支兩軍”，支持左派奪權行動，維護工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實現政局穩定，是完成全面奪權任務的根本保證；辦學習班，派出工宣隊、軍宣隊，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建立革命委員會、完成全面奪權任務的重要途徑。這些政策措施實行以后，使得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既沒有偏離既定的軌道，又奪取了權力，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完成了全面奪權的任務。這樣就將文革進一步推向了前進。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全面奪權階段指引文革發展的喉舌。

　　我們知道，《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雜志是中共中央理論刊物。這兩個報刊是黨中央的喉舌，代表著黨中央的聲音，其中的重點文章是經過毛澤東審閱、批準，并經中央碰頭會討論后發表的。在全面奪權階段，《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將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號召、主張、政策、措施直接向社會上發布，使廣大群眾能夠及時了解、掌握文革的方針政策，緊跟黨中央的步伐，投入到奪權行動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中來。

　　全面奪權階段，由于將斗爭的矛頭指向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各級領導干部成為批斗對象，黨政機關遭到沖擊、陷入癱瘓，因而依照組織程序將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傳達到各級黨委，再由各級黨委向社會上傳達的作法，實行起來就遇到了重重困難。同時，黨內文件也是不便于直接向社會上公布和傳達的。這樣黨中央關于文革的指示、號召、主張、政策、措施就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上以社論、評論員、編輯部和個人署名文章的名義發表，讓廣大人民群眾及時了解、領會、掌握中央的文革精神，跟上文革的步伐。

　　全面奪權階段，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是如何運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這一喉舌來指引文革發展的呢？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發出了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的號召。這是進行全面奪權的宣言書。社論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7]元旦社論是根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精神起草的。這次談話發出了全面奪權的動員令。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全國迅速掀起了全面奪權浪潮。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二期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一段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同日，《人民日報》轉載。[8]

　　全面奪權階段不是單獨一派或少數幾派奪權，而是要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為了在奪權斗爭中能夠正確對待干部，準確鎖定走資派，防止出現奪權中的派性斗爭，促進奪權斗爭的順利進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指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展開奪權斗爭，就必須大聯合。[9]二月三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三期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毛澤東在修改中指出，要正確對待干部，不能對干部一概打倒，允許干部改過自新，同時還要求干部經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勞。[10]

　　在奪權斗爭中，干部隊伍遭到普遍沖擊，許多領導干部被揪斗，出現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行為。為了在奪權行動中糾正這種現象，在斗爭中正確對待干部，識別干部，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防止造成擴大化，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毛澤東審閱時加寫了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文字，指出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在當前必須著重解決正確對待革命干部的問題。[11]

　　同時，鑒于干部隊伍中仍然存在著“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許多干部對正在進行的奪權斗爭采取抗衡態度，嚴重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干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人民日報》等轉載。[12]

　　在奪權行動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反復強調，要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引導著奪權行動的發展。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紅旗》雜志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社論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一段話：“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人民日報》三月十日提前轉載。[13]

　　奪權階段還在進行著革命大批判運動。圍繞劉少奇展開的批判明晰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揭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加深了廣大群眾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認識。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紅旗》雜志和四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首次不點名地把劉少奇作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批判。[14]五月八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15]這兩篇文章從劉少奇對電影《清宮秘史》的言論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入手，運用唯物史觀，以歷史材料為依據，對劉少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為了紀念文化大革命發動一周年，推動正在進行的奪權斗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將“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七期《紅旗》雜志發表《偉大的歷史文件》。文章圍繞“五一六通知”這一歷史文件，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總結了一年來文革的經驗教訓，初步闡述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觀點，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分析和說明。這是《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為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而寫的文章。[16]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重要文章特別是關于文革方向性的文章，都要經過毛澤東審閱、批準甚至修改，有的還要經過中央碰頭會討論后才能發表?？墒恰都t旗》雜志卻在紀念建軍四十周年社論中不僅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這一關系文革發展方向的錯誤口號，而且還是在未經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情況下就發表了這篇社論，因而犯了嚴重錯誤。

　　這篇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社論是由關鋒主持起草，八月一日在《紅旗》雜志發表的。社論寫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這是斗爭的大方向。”[17]

　　在全面奪權階段，通過實行“三支兩軍”來促進社會的穩定，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必須會造成對于軍隊的嚴重沖擊，破壞文革發展的大局。因而毛澤東后來斷然否定了這一口號。[18]雖然這個口號是在武漢七二○事件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但是像這樣關系文革下一步發展方向的文章即便拋開內容不論，單從組織程序上來說也是要報經毛澤東審閱、批準后才能發表的，遺憾的是《紅旗》雜志卻沒有這樣做。這篇文章的發表直接導致了中央文革小組組員關鋒的倒臺。

　　在全面奪權浪潮中，為了讓廣大群眾進一步加深對于文革的認識，從兩條道路的斗爭中來分析正在進行的奪權行動，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紅旗》雜志發表署名《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

　　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八周年，完成全面奪權階段的任務，十月一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第十五期《紅旗》雜志發表國慶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萬歲》。社論回顧建國以后的歷史，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以毛澤東關于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指導，論證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了今后的戰斗任務。社論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20]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全面奪權的高潮已經過去，這個時候相當數量的省市自治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這些省級行政區的革命委員會業已或者即將成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21]于是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五十周年之際，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從理論上進行了概括和總結，以作為文革進一步發展的指針。

　　十一月六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十六期《紅旗》雜志發表為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將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歸納為六條。[22]這六個理論要點構成了繼續革命的基本內涵。

　　從文革發展的形勢上來看，一九六八年將要在全國建立起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完成文化大革命全面奪權階段的任務，于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為了鼓舞全國人民的斗志，發出了迎接文革全面勝利的號召。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兩報一刊發表毛澤東審閱的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23]

　　當多數省市自治區已經成立或即將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又重申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提出國家機關改革的目的，要求在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必須遵循這些原則。

　　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一期《紅旗》雜志，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社論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最近的兩段話：“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24]

　　進入一九六八年四月，一些省級行政區的局部地區派性斗爭嚴重，仍然存在著大規模的武斗。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要求大家對派性斗爭要進行階級分析，認識到派性斗爭的本質，處理好派性斗爭，完成全面奪權階段的任務。。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熱烈祝賀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社論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最近的一句話：“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五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乘勝前進——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用黑體字引用毛澤東最近的一句話：“派別是階級的一翼。”[25]

　　全面奪權階段的任務即將完成，斗、批、改就提上了文革的議事日程。這個時候姚文元起草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斗、批、改》，向全國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務。毛澤東審閱時將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二期《紅旗》雜志上發表，然后由各報轉載并廣播。[26]

　　全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全面奪權完成的標志。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一日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分別批準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樣除臺灣省以外的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九月七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社論說：全國除臺灣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志著整個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斗、批、改的階段。[27]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全面奪權任務的完成，文革進入到了斗、批、改的階段了。

　　以上我們不過是列舉了全面奪權階段《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的重點文章，其實針對這個階段發生的具體事件兩個報刊還發表過不少文章和評論。從中我們看到，《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傳播的是黨中央的聲音，黨中央關于文革的指示、號召、主張、政策、措施是通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傳播到社會上和群眾中去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雖然也是黨中央的喉舌，但是電臺不過是將《人民日報》、《紅旗》雜志上的社論、評論員、編輯部和個人署名的文章以聲音的方式向社會上播送罷了，因而我們在談到黨中央喉舌的時候，只是強調了《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沒有提到廣播電臺的作用。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既然是黨中央的喉舌，那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在全面奪權階段就是代表中央為文革的發展指明方向。因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關于這方面的重要文章都要經過毛澤東審閱、批準，有的還要經過中央碰頭會討論以后才發表的。如果這樣的文章沒有經過毛澤東審閱同時又違背、偏離了中央關于文革的導向，那么這些報刊雜志的負責人及文章起草者都要對此負責任。中央文革小組組員關鋒的倒臺就是與此密切相關。這些文章向社會傳播了黨中央的聲音，不論是干部還是群眾都要使自己的行動朝著中央指導的方向前進。否則的話，在全面奪權階段如果從個人或者小團體的利益出發，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偏離、背離文革的發展方向，最終會遭到懲罰，被文革的大潮吞沒。后來一些造反派的命運（比如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就是這樣造成的。

　　全面奪權階段《人民日報》、《紅旗》雜志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喉舌，不僅向社會傳達著黨中央的聲音，還指引著文革的發展方向，具有特殊意義。以造反派為核心的革命群眾是在兩個報刊的指導下向黨內走資派發起攻擊，展開全面奪權行動的。能不能真正重視、領會并將兩個報刊傳遞的黨中央的聲音見之于實際行動中，不僅直接關系到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發展的走向，也決定著干部和兩派群眾的政治命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28]那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這兩個報刊則是在演習中起到了信號彈的作用。

　?。?）無產階級專政是全面奪權得以進行的堅強后盾。

　　我們知道，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組成了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根本利益、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在這些國家機器中，軍隊、警察又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主要暴力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雖然國家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是軍隊、警察作為國家暴力工具的職能仍然存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軍隊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所不同的是以前由剝削階級掌握，現在掌握在人民手中。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后盾，繼續革命是搞不起來的。既然無產階級專政是繼續革命的堅強后盾，那么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軍隊、公安機關就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文化大革命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以造反派為核心的革命群眾要從走資派手中進行奪權，這個時候作為政權支柱的軍隊、公安機關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就直接關系到文革發展的走向。既然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那么從文革發展的邏輯上來說，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主要工具的軍隊、公安機關，就必然會支持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文化大革命，為進行奪權的革命群眾提供保護和幫助，而不是相反。

　　誠然，這個時候進行的奪權行動，矛頭不僅指向黨政機關內部的走資派，也指向了軍隊和公安機關內部的走資派。因為軍隊和公安機關也要進行文化大革命。由于軍隊和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軍隊和公安機關內部的奪權行動非常慎重，作出了嚴格的限制。這是為了保持軍隊和公安機關的基本穩定，發揮它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保護奪權的作用。但是，這些專政機構內部的走資派仍然受到了沖擊，他們與黨內走資派存在密切的聯系，同時也由于其它復雜的原因，這些人仍然會與黨政機關內部的走資派聯合起來鎮壓革命群眾的造反行動。這種現象雖然在全面奪權階段出現了，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此予以迅速糾正，因而并沒有占據主流地位，對文革造成根本性影響。

　　全面奪權開始后，作為無產階級專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機關是支持革命群眾的奪權行動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了《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運動。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須適應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

　　文件要求打擊現行反革命行為及其分子，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對襲擊革命群眾組織和毆打、拘留革命群眾的，分清情節輕重，分別給予批判教育和依法懲辦。文件規定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軍、警、憲、特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一律不準串連，不準他們建立組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的，根據危害程度，由革命群眾和公安部門分別進行處理。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嚴辦。[29]

　　公安機關不僅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為進行全面奪權保駕護航，同時還要進行自身的文化大革命。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下達《關于各級公安部門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級公安機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某些舊規定的約束，而應當根據《人民日報》、《紅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論、紅旗評論員一月十六日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的精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和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動（包括奪權“接管”），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公安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公安部的這個通知。[30]

　　不僅作為無產階級專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機關積極支持全面奪權階段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主要工具的軍隊也介入全面奪權的斗爭，支持革命群眾的奪權行動。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地方黨政機關發生癱瘓，形勢動蕩，工農業生產遭到破壞，一些省市自治區發生混亂，嚴重影響了文革的發展進程，這個時候毛澤東和中央果斷實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召開了軍以上干部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發布了“軍委八條”、“軍委十條”。雖然軍隊在支左過程中也犯過嚴重錯誤，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但是從總體上來說，軍隊在全面奪權階段是支持文革的，造反派群眾是在軍隊支持下完成全面奪權任務的。這也就形成了軍隊領導干部后來在省級革命委員會中擔任了三分之二主任的結局。[31]

　　全面奪權的任務是在軍隊和公安機關支持、幫助下得以完成的。本來，軍隊和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全面奪權階段就是要支持革命群眾向黨內走資派的奪權行動。黨內走資派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他們竊居在黨內的各級領導崗位上，手中掌握著權力，而這個權力背后的主要成分則是軍隊和公安機關。正是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權力，所以才能夠鎮壓革命群眾的造反行動，為所欲為。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革命造反群眾就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號召下，奪取他們手中的權力。這個時候中央要求軍隊和公安機關支持造反群眾，就剝奪了這些走資派企圖利用軍隊和公安機關來鎮壓造反派群眾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失去了國家機器保護、支持的走資派就變成了一個個紙老虎，在革命群眾的斗爭面前威風掃地，敗下陣來，不得不交出權力。盡管其中也會有一些人企圖制造各種借口來鎮壓革命群眾，但是畢竟不占主要地位，更阻擋不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洪流的滾滾向前。

　　軍隊和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全面奪權階段任務的完成，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引下，以造反派為核心的革命群眾為主體，在軍隊和公安機關等專政工具的支持下完成的。進行全面奪權及其任務的完成，是在剝奪了黨內走資派對于國家機器的掌控，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動用國家機器支持革命群眾的造反行動后，才得以實現的。因而無產階級專政是完成全面奪權任務的堅強后盾。

　?。?）全面奪權進程中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在開展奪權斗爭的同時，又進行了革命大批判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以后以其鮮明的特色迅速發展起來的。這是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起，以中央報刊的批判為導向，全國各地報刊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聲勢浩大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以其凌厲的鋒芒，磅礴的氣勢，不僅推動了全面奪權斗爭的發展進程，還要改造人的世界觀，進一步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32]

　?、?革命大批判運動產生的原因。

　　開展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不是沒有原因的。全面奪權階段是文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不僅要圍繞全面奪權階段的主要任務展開，還要與文革發展的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將這個時期的革命大批判運動納入文革發展的整體部署中。

　　原因之一，開展革命大批判運動是以前進行的大批判在全面奪權階段的邏輯發展。我們知道，革命大批判并不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才產生的，而是早在文革發動階段就已經出現了，隨后在撥亂反正階段還進行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活動。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拉開序幕的。文革前也已經開始了文化領域的系列批判運動，比如圍繞《李秀成自述》、翦伯贊等人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和企業利潤觀、有鬼無害論等等進行的批判。如果追溯的更遠一點，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進行了圍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紅樓夢》研究進行的批判和關于胡風文藝思想及其集團宗派主義作風的批判，因而我們說革命大批判由來已久。革命大批判并不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才產生的，從建國后文化革命發展的邏輯來分析，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不僅是以前進行的革命大批判的繼續，而且還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是以前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在全面奪權階段的繼續和發展，是為完成文化革命所采取的實際行動。

　　原因之二，開展革命大批判運動是進行全面奪權斗爭的必然要求。全面奪權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奪權，這個階段的一切行動就要圍繞這個主要任務展開。奪權鎖定了革命大批判的內容和方向。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既是以前革命大批判在邏輯上的發展，又具有鮮明的階段色彩。因而這個階段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就是在全面奪權的背景下，為了消除奪權斗爭的障礙，順利完成奪權任務而進行的大批判。這就要從全面奪權的大局出發，著眼于全面奪權的斗爭需要，從性質、內容、重點、方法等方面來謀劃革命大批判，將這個階段進行的革命大批判置于全面奪權的整體部署下，使之成為完成全面奪權任務的重要手段。

　　原因之三，開展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動員造反派群眾進行奪權斗爭的迫切需要。全面奪權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從走資派手中奪權，奪權的主體則是造反派群眾。這就要不僅從理論上來論證奪權的正義性、合理性，還要在斗爭中吹響奪權的號角，為奪權進行擂鼓助威，鼓足造反派群眾的士氣，提高他們進行奪權的斗志和信心。由于這個時候奪權的對象是走資派，而且在奪權過程中還遭到他們或公開或暗地的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從輿論上對他們發起強大的攻勢，揭露他們的本來面目，指出他們對于文革的抗衡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說明他們在黨內的存在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嚴重危害性，滅資產階級威風，長無產階級志氣。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開展革命大批判運動。這是動員造反派群眾進行奪權斗爭的有效途徑。

　　原因之四，開展革命大批判運動是使廣大人民群眾明辯是非、凈化思想、堅定信念、煥發激情的必然選擇。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立足于全面奪權的發展要求，將批判的主要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在斗爭中提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文革的主動性、自覺性。只有在現實、激烈的思想斗爭和批判運動中，才能取得這樣的成效。因而這個時期的革命大批判不僅要有力地批判黨內走資派，也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的重要活動。通過深入的革命大批判，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思想的交鋒中，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明辯是非，渙發出前所未有的斗志豪情，不僅認識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的原因及其表現，還真切感悟到進行文化大革命和向走資派奪權的必要性、復雜性，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堅定共產主義信念，以實際行動投入到全面奪權的浪潮中。

　　由此我們看到，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不僅是以前進行的大批判的繼續，也是圍繞全面奪權展開的行動。這是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在批判中明晰文革要義，弄清文革原因，認清走資派的真實面目，以便動員群眾起來進行造反、奪權，為完成全面奪權任務而采取的批判運動。

　?、?全面奪權階段革命大批判運動中的三篇代表性文章。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次談話中說，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發表后，就算是到了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的階段了。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33]

　　其實，這個階段也就是在全面奪權完成后進入的斗、批、改階段。[34]這個階段是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世界觀，從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達到改造人的世界觀的目的。不過由于在全面奪權階段經歷了比較多的波折，大聯合、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一時還難以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因而斗、批、改的階段也就隨之往后推遲了。

　　雖然革命大批判是斗、批、改階段的重要任務，但是卻在全面奪權階段就已經展開了，結合全面奪權階段的斗爭狀況，從中央到地方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大批判運動，以其凌厲的形勢發展起來，將全面奪權的斗爭進一步推向前進。這個階段在批判電影《清宮秘史》、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陶鑄的兩本書的過程中形成了三篇代表性的文章。這三篇文章是在毛澤東審閱、修改后發表的，在當時影響很大，不僅在中央報刊刊登過，還由新華社發了通稿，并在電臺予以廣播，以磅礴的氣勢引領著大批判運動的發展?，F在我們就將這三篇文章向大家予以簡要介紹。

　　1）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對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對劉少奇的不點名批判是從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批判開始的。在這篇文章中首次不點名地稱劉少奇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稱鄧小平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章運用唯物史觀，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出發，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圍繞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分歧為切入點，結合當時的斗爭狀況，聯系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示了圍繞電影《清宮秘史》出現的分歧與斗爭，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電影《清宮秘史》是一九四八年由香港一家電影公司攝制的，主要講述了清朝末年光緒皇帝、珍妃與慈禧太后在戊戌變法期間宮廷內的爭斗。電影對支持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給予了肯定，對慈禧則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在影片中通過珍妃之口，說出了要光緒依靠洋人、奪取慈禧的權力。同時影片又對義和團運動充滿了仇視，有許多誣蔑與不實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一九五○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35]

　　這部電影上映后至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前，毛澤東至少兩次提出要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寫道：“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36]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寫序問題，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時說的：《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的。[36]

　　盡管如此，從這部電影上影到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前，還是沒有人能夠寫出一篇對電影《清宮秘史》進行嚴肅批判的有說服力的文章。究其原因，是因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電影《清宮秘史》的評價上存在分歧的緣故。毛澤東認為影片是賣國主義的，而劉少奇則認為是愛國主義的。這樣在具體操作上不好處理，因而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就將這件事拖了下來。這也是戚本禹文章中對胡喬木進行半點名（即只點姓，不點名）的一個重要因素。

　　毛澤東發表關于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第二次講話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批判運動隨之興起，同時毛澤東也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寫一些批判性的文章。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紅旗》雜志發表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文章，有一段提到了《清宮秘史》的問題，戚本禹讀后覺得文章仍然沒有對影片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做出有說服力的分析，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因而戚本禹就將他一九六六年寫成的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文章拿出來，聯系當時正在進行的路線斗爭，結合全面奪權階段的發展狀況，做出進一步修改，最終形成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長篇戰斗檄文。

　　為了寫好這篇文章，就要首先了解這部電影的內容及其相關情節，為此戚本禹是下了功夫的。他在《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幫助下，從電影館資料室借來了電影劇本，反復研讀劇本的臺詞和對白。在研讀中，他的認識越來越清晰：主席說的沒錯呀，這部影片確實是賣國主義的。電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緒依靠外國人來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權奪過來。主席說過，盡管慈禧是個很反動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場上，她比光緒要好。這么多年，主席說過多次《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的，自己和許多人一樣，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劇本，再結合主席的評論，才弄明白了。

　　電影《清宮秘史》之所以是賣國主義的，就是這部電影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一個思潮，為了個人或者小集團的利益，崇洋媚外，開門揖盜，勾結列強干涉中國內政，依靠外國人的支持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時，《清宮秘史》還無視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斗爭性質，把他們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術士的迷信活動。戚本禹在弄明白了毛澤東為什么說這部影片是賣國主義的原因后，又翻看了大量的有關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資料。這樣就為文章的寫作作好了準備。于是，戚本禹在他的秘書程理嘉等人的幫助下，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才寫成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37]

　　這篇文章寫好后，戚本禹又進行了反復修改。三月二十二日，戚本禹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第五稿報送毛澤東審閱。由于文章將電影《清宮秘史》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系在一起，因而他向毛澤東報告了這篇文章的寫作情況，還請示是否可以這樣作，他寫道：“這是去年看了《清宮秘史》影片以后寫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閱。目前，可否聯系這部電影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請主席考慮。”

　　毛澤東認真審閱了這篇文章，不僅向戚本禹提出了文章的修改建議，還親自動手對文章進行了修改。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戚本禹的送審稿有一處引用了義和團流行的一首歌謠：“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鬧得歡，一個心，殺洋官。”在這旁邊，毛澤東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里增加幾句。”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批語，戚本禹在這首歌謠的前后各加寫了一段話。

　　送審稿中有一處寫道：“影片還把義和團誹謗為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趙舒饒之口說：‘請老佛爺降旨，把義和團編為義軍，掃滅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國運，就在此一舉。’”毛澤東在文中“趙舒饒”的“饒”字下劃了一道，并批示道：“是翹還是饒，請查一下。”戚本禹查對后發現是自己寫錯了，于是將趙舒饒改為趙舒翹。

　　毛澤東在審閱文章時還加寫了一段話：“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毛澤東還在第二頁刪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個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此外，還有個別文字的修改。

　　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閱后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當，請你和同志們商量處理。”[38]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審閱該文時不僅指出了應該增寫的內容，發現了人名中的錯誤，還親自加寫了一段文字，刪去了對自己稱贊的話。這表明毛澤東對這篇文章是重視的，在認真、細致地審改后，還對該文作出了較高的評價。

　　在毛澤東批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就開會討論、修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小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文章由戚本禹、王力輪番朗讀，讀一段討論一段，用字遣詞乃至一個標點用得如何，都要進行斟酌、討論，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把修改好的稿子拿去印刷。當天下午再拿回來進行討論，前后進行了幾次才修改好。

　　文章改好之后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再次審閱后指示，在全國報刊發表，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進行廣播。這時王力向周恩來請示這篇文章如何署名，周恩來說，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是以個人署名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義。

　　戚本禹覺得，這是第一次公開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是經主席和大家集體討論修改的，文章形成的過程不同尋常，以他個人的名義發表不大合適，于是提出是不是用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周恩來就對他說，正因為這篇文章會引起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國際上通常的作法，社論或評論員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個人署名的文章，再怎么說，也是個人文章，這是有區別的。把劉少奇的問題突然一下子作為官方文件提出來不好，還是由個人署名為好?？瞪c頭稱是，陳伯達、江青也沒有提出不同意見，這樣文章就以戚本禹個人署名的方式發表了。

　　周恩來又親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著名的播音員夏青、葛蘭來朗讀。在制作廣播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負責人曾向戚本禹提出，有些句子太長，朗讀的時候讀不出氣勢來，要他改短一點。[39]

　　戚本禹的文章是這樣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

　　文章開篇介紹了《清宮秘史》一九五○年三月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其它城市上映后，即使在有毛澤東指示的情況下，卻一直沒有受到批判。文章將電影《清宮秘史》與隨后對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聯系起來，說明電影《清宮秘史》是在黨內走資派的阻撓下才沒有被批判的。這樣就將圍繞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與當時正在進行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系在了一起，說明兩條路線的斗爭在黨內是長期存在的，由此引申出雙方圍繞電影《清宮秘史》在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和怎樣對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這三個方面存在著原則性分歧。文章就是從這三個原則性分歧展開論述的。

　　在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面，文章認為怎樣對待帝國主義侵略，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章引用珍妃和大臣孫家鼐勸光緒皇帝依靠帝國主義列強來與慈禧太后進行斗爭、以期恢復皇權的史料，說明幻想依靠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來奪取權力，就是讓帝國主義列強來干涉中國內政。這是十足的賣國主義。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論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提出要做紅色買辦的觀點。這樣就將對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與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聯系起來了。

　　在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方面，文章認為，雖然義和團在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認識上存在著局限，但是從近代歷史的發展大勢來看，義和團運動起著偉大的作用。文章高度肯定了義和團運動在近代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批駁了影片將義和團運動說成野蠻的騷亂，攻擊義和團是什么“殺人放火”、“狀如瘋魔”的“烏合之眾”，是什么專搞“邪術妖法”的“無知愚民”。這種說法表明影片是和帝國主義一個鼻孔出氣的。文章將毛、劉雙方在批判電影《清宮秘史》上的分歧與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聯系起來，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運動。這種作法是和劉少奇在電影《清宮秘史 》上的態度密切相關的。

　　在怎樣對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方面，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抱什么態度的問題。文章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邏輯出發，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同時在一九四九年已經宣告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電影《清宮秘史》還在鼓吹改良主義，這就與歷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了。這樣就把雙方在電影《清宮秘史》上的分歧與現實政治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聯系在了一起。

　　文章最后說，圍繞電影《清宮秘史》展開的這一場嚴重斗爭，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文章引用解放前夕劉少奇的天津、東北講話以及相關的文獻資料，將劉少奇在三十年來所犯的錯誤概括起來，提出了著名的八問，進一步論證、深化了文章的主題。[40]

　　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五期。[41]三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四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也發了通稿，全國各大報紙也都刊登了。[42]

　　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后，劉少奇讀到這篇對他進行嚴厲批判的文章以后，又是什么樣的態度呢？

　　劉少奇是從報紙上讀到這篇文章的?？赐旰?，他把報紙狠狠一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么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么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斗爭從來沒有這么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干部講幾句話！”

　　劉少奇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根本沒有《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種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說出“《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這樣的話，要求中共中央調查。[43]

　　從這里可以看到，劉少奇否認自己說過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話，也否認自己講過要做紅色買辦，那么真實的情況如何呢？

　　這個時候聽過他講話的人就出來作證了。胡喬木專門給中央寫了一個材料，他說他記得清清楚楚的，劉少奇當時確實說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只是當時他對批判劉少奇的觀點有顧慮，所以沒有貫徹主席的指示，為此他向毛澤東作出了檢討。戚本禹后來回憶說，胡喬木的這個材料當時他親眼看過。

　　關于劉少奇是否說過要做紅色買辦的話，譚震林站出來寫了證明材料。譚震林因為二月逆流事件剛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正在靠邊檢查。這時他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這個事他可以證明。當時劉少奇和他都是新四軍的領導人，劉少奇是政委。劉少奇給他們說的就是，我們將來也可以做美國人的紅色買辦嘛。譚震林的這個材料，字寫得很大，戚本禹也看到過。毛澤東看了譚震林的揭發材料以后，對中央文革小組說，譚老板還是革命的！你們老批他干什么！他是愛國主義的。他可以參加文革小組了。

　　關于要做紅色買辦的話，戚本禹等人當時也問過陳毅。陳毅說，他也聽到劉少奇這樣說過，好像是主席重慶談判回來以后，討論與美國關系的時候，劉少奇這樣說過。陳毅說這話時，周恩來當時在場。[44]

　　從胡喬木、譚震林寫出的證明材料可以看到，劉少奇當時確實講過這樣的話。既然如此，為什么劉少奇卻對此矢口否認呢？這或許是因為年代久遠，他自己忘記了；也許是處在大批判的背景下，戚本禹的文章又用了比較激烈的語言，一時沖動之下為自己辯白，才說出了那樣的話。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別人的證言面前，劉少奇否認自己講過那樣的話，只會使他的問題復雜化，同時也會對他的人格造成損害，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這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注意到，戚本禹的文章在結尾處摘錄了劉少奇建國前后天津、東北講話的若干內容，又將劉少奇的錯誤歸納起來提出了措詞嚴厲的八問，這到底是為了批判劉少奇編造的謊言，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呢？由于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對劉少奇批判的正義性，也涉及到文章的立論能否站得住腳，因而就必須把這個問題辨析清楚。下面我們運用史料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

　　我們先看劉少奇關于天津和東北問題的講話。戚本禹的文章是這樣表述的：

　　毛主席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大唱反調，極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奔走呼號。

　　就在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的前后，他到處游說，大做黑報告，濫發黑指示，極力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進步”和“光榮”，鼓吹“剝削無罪”，“造反無理”的謬論。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人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他卻胡說什么：“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要發展資本主義剝削，這種剝削是進步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大叫什么：“勞動人民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如果資本家多了，剝削多了，那么，我們就越感到舒服。”他還恬不知恥地向資本家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工人要你剝削，不剝削人家就苦得很。”“資本家也是為人民服務。”“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剝削得越多，功勞越大，就越光榮。”“資本家的剝削是有歷史功績的，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揚“剝削合法論”，說什么“賺多少錢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綠綠，胭脂水紛、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學著小丑的腔調向資本家說：“資本家先生！我請求你剝削一下吧！剝削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剝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這一套反動的臭理論，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覺悟不高。”并以資本家的幫兇的口味，惡狠狠地威脅工人說：“工人不聽話，（資本家）要斗爭（工人），這是合法的。”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鼓吹發展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肆叫嚷“長期保護富農經濟”，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貸自由、雇工自由、土地買賣自由、經營自由）。主張大力發展“三馬一犁一車式的農民”，發展富農經濟。胡說什么“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關內農民到東北去，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雇人勞動，不叫剝削，它增加了社會財富。”還提出雇人耕種土地“沒有限制”，“雇工種地是合法的，對群眾也有好處”。聲稱“有剝削還可以做社會主義者。”“東北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企圖使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中迅速泛濫開來。[45]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戚本禹在文章中引用的劉少奇的話是來自于他當時的講話記錄。[46]天津檔案館中就保存著這樣的講話檔案。七屆二中全會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通過三大改造，逐步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這方面劉少奇和毛澤東顯然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表現在劉少奇主張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主張創造條件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東北變工互助合作方面、山西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農業合作化的速度上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來。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劉少奇明確反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史料，但是他的天津講話以及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卻反映出他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態度。因為這里面就包涵著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意思。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后來在批判中被概括為“剝削有功論”。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只有資本家才能給工人飯碗子來看，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連工人養活資本家還是資本家養活工人，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嚴謹的科學分析論證了是工人養活資本家）。后來薄一波在談到劉少奇天津講話的時候說，劉少奇的講話是走了“火”，意思是說劉少奇的天津講話主要是一個語言表述問題，而不是思想問題。他還說毛澤東那個時候也說過“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不一定那么講。[47]

　　當然，客觀說來，建國前夕，天津又剛剛解放，為了穩定人心，讓資本家吃一個“定心丸”，以便他們能夠安心生產，保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繁榮，劉少奇用通俗、形象的語言講出那樣的話，也是具有特定背景的。那么，劉少奇講話中的問題究竟是一個語言表述問題還是思想問題呢？單純從這次講話來看，還真是難以確定。正是因為這樣，即使劉少奇發表了這樣的講話，也沒有動搖他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這表現在一九五三年中央分一線、二線的時候，毛澤東委任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當高崗、饒漱石向劉少奇發起挑戰的時候，毛澤東仍然支持劉少奇，還發起了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斗爭。只是由于六十年代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系列事件上出現嚴重分歧的時候，再結合五十年代乃至建國前后的分歧進行綜合考察的時候，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我們再來看戚本禹文章中發出的八問。

　　文章中的八問，措詞嚴厲，慷慨激昂，一針見血，鞭辟入里，是對劉少奇從抗戰前夕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三十年間所犯錯誤的集中概括，也是文章的點睛之筆，將對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推向了高潮。那么，這八問到底是為了渲染批判劉少奇的氣氛故弄玄虛，還是對當時歷史事實的真實表述？這就需要我們將這個問題辨別清楚。為此，我們將八問的原文引述如下：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

　　難道竟有這樣瘋狂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請問：

　　為什么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么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么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揚階段斗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斗爭？

　　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斗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么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么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48]

　　戚本禹文章發出的八問，到底有沒有史實依據呢？是在信口開河，還是從史實當中提煉出來的呢？我們下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問，是指劉少奇同意在北平國民黨監獄當中關押的共產黨干部在報紙上登反共聲明出獄的問題。這就是黨史上吵得沸沸揚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劉少奇作為中央代表到華北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時候，當時正處在全面抗戰前夕，北方局極缺干部，有人提議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共產黨干部，只要履行獄方規定的自首手續即可出獄。由于要在報紙上登反共聲明，事關重大，劉少奇沒有擅自做主，而是將這個想法報告了在陜北的中央。當時毛澤東正在前線領導紅軍進行東征，由張聞天作為黨的總負責在后方主持中央工作。張聞天收到請示電后批準了這個提議。于是這些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監獄中的多數黨員干部就分批在報紙上刊登反共聲明出獄了。但是，也有以劉格平為代表的黨員干部沒有接受這個要求，表示即使是中央的決定也不執行，寧可將牢底坐穿，也不登報發表這樣的反共聲明，最后是在服滿刑期后出獄的。后來審查期間在檔案中對這兩種方式出獄的黨員干部，是以事實為依據分別記載的。這在黨史上是一件頗受詬病而又爭議很大的事件。

　　雖然張聞天作為中央總負責批準了這個提議，當時也有抗戰前夕北方局急需干部開展抗日工作的背景，這些干部出獄后確實也在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共產黨的黨員干部為了出獄去按照國民黨監獄的規定，在報上刊登反共聲明，不論在社會上還是黨內都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這樣的話，又如何對于其他共產黨員開展氣節教育？共產黨員的寧死不屈、永不叛黨的諾言又如何得以落實呢？當然，登報發表反共聲明與叛黨是具有本質性不同的，后來的審查除了發表反共聲明外也沒有發現這些人有叛黨行為。盡管如此，這樣做也會給黨的建設造成嚴重的破壞性影響，教訓是沉痛的。雖然這個事件是經過中央總負責張聞天批準的，從組織程序上來說也是合法的，但是這個事件是在劉少奇同意后并由他上報中央的，因而作為具體經辦這個事件的劉少奇，無疑是應該對此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

　　二問，是關于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問題。重慶談判簽署了《雙十協定》，國共兩黨關系一度走向緩和，局勢似乎向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三月初，毛澤東因病休養，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49]二月一日，劉少奇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指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雖然一定還要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但是這一新階段是已經到來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勢，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50]指示認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并能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正在病中的毛澤東，修改、審定了這個指示。[51]

　　從以后的歷史發展來看，中共中央和劉少奇當時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分樂觀，對國際蘇美英三國對中國時局向和平方向發展的影響作用也估計偏高，對蔣介石破壞和平的決心估計不足。正如全國內戰爆發后劉少奇曾說過的：“我們糊涂了一下，以為真正可以和，恐怕國際上也都糊涂了一下?，F在證明是不可能。”[52]后來，毛澤東也說，七大的估計是正確的，今年一、二月間似乎變了。他還舉例說：“復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53]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病休后，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認為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這是他在起草的中央文件中提出來的，雖然后來被中央接受，毛澤東也修改、審定了這個指示，但是從毛澤東對形勢和政局發展的一貫判斷及其決策方式來分析，他是從中國存在戰爭與和平的兩種可能性出發，將立足點放在可能爆發戰爭的基礎之上的。這是與劉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存在明顯區別的。劉少奇在提出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及在全黨的傳達過程中起著主導性作用，因而他對這個問題是應負主要責任的。

　　三問，說劉少奇反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是有文獻依據的。這不僅由他在解放前夕發表的天津講話，以及在東北變工互助、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表現出來，同時鄧子恢為了限制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大砍合作社的時候，劉少奇也是對此持支持態度的。[54]如果再與他一九六二年對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支持態度聯系起來進行分析，那么他對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消極乃至反對態度也就一目了然了。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雖然劉少奇有這些想法，但是在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北戴河會議反對單干風以后，劉少奇及時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與毛澤東保持了一致，這樣就使得這些當時存在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沒有進一步激化，但是造成的影響則是深遠的。

　　四問，說劉少奇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斗爭。這里涉及到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問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表述首先見之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并不同意八大決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但是，這個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澤東也在從理論和實踐中進行著探索和研究，沒有得出確定的答案。一九五七年右派的進攻及反右派斗爭，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要矛盾的進一步思考，這種思考的結果就是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將社會主要矛盾重新確立為階級矛盾。雖然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寫進了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所作的報告，但是并不表明他接受了這個論斷。[55]因為在實際工作中他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斗爭和階級矛盾作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而是就事論事，見木不見林。這在后來“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上集中表現出來。

　　五問，說劉少奇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從現在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劉少奇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三面紅旗發生了動搖，這集中體現在七千人大會上他所作的講話中。他說，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有些問題現在還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再來總結經驗，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56]雖然不能由此得出他反對三面紅旗的結論，但是他對三面紅旗已經發生動搖則是沒有疑問的。

　　毛澤東批評說“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的國內綱領，“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這是修正主義在中國存在的重要標志。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知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不是劉少奇而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分別提出來的。[57]即便如此，在“三自一包”的問題上，劉少奇卻不僅支持他們這樣做，還同意陳云、田家英主張實行的分田到戶。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就是指的這種情況。[58]從現在公布的文獻資料看，對于“三和一少”劉少奇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實際上則是采取了默許、支持的態度。從這里來說，五問對于劉少奇的批評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六問，批判的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墩摴伯a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的重要著作，也是延安整風時期的必讀物。毛澤東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認識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當時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是著作本身存在問題，二是劉少奇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態度所決定的。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離開正在進行的階級斗爭、革命運動和奪取政權，片面地強調修養，而不是把共產黨員的修養放在無產階級革命、奪權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大局上來考慮，也沒有將共產黨員的修養納入正在進行的革命實踐活動。這樣就離開了唯物論，滑向了唯心論的泥潭。其中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他在兩次引用列寧的話時，都刪去了其中無產階級專政的表述。如果說他在抗戰期間發表演講的時候，是為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抗日，以求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樣做還有理由的話，那么在與蘇聯赫魯赫夫修正主義進行斗爭、國內也在局部區域出現修正主義的時候，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修改他的著作時仍然作出這樣的刪節，則就令人生疑了。這就為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增添了一個注角。

　　七問，說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推行形“左”而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其實，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指出，這是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59]作出這樣的判斷并非沖動行事，而是基于冷靜思考后得出的結論。社教運動（即“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在一線主持社教運動，造成了運動的擴大化，致使許多基層干部遭受了不應有的打擊。毛澤東對此是不滿意的。這個時候他們的嚴重分歧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表現出來。分歧的焦點雖然集中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上，實質上則是他們在階級矛盾還是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上存在分歧的反映。他們在社教運動上的分歧和矛盾，雖然最終以“二十三”條的制定暫時得到了解決，糾正了以前運動中的錯誤，但是對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關系以及劉少奇在黨內接班人地位的變化造成了決定性影響。[60]

　　八問，說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里說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下發后，在中央一線常委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派出了工作組。這個時候圍繞工作組問題在中央一線常委劉少奇、鄧小平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斗爭，斗爭的實質是依靠黨委（工作組）還是依靠群眾來進行運動。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否決了中央文革小組撤銷工作組的主張，運動在工作組的控制下轉入既定軌道。如果不是毛澤東回京后主持會議撤銷了工作組，文革就會表現出另一個模樣，出現另一個結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61]

　　這個時候劉少奇和毛澤東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依靠群眾還是依靠黨組織（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打擊對象是指向黨內走資派還是群眾（包括地富反壞右）上。他們之間的分歧在毛澤東回京后雖然以撤銷工作組為標志在中央得到解決，但是劉少奇的認識并沒有發生變化。這表現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派出工作組提出批評的時候，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批評上。[62]這成為改變劉少奇黨內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導火線。

　　八問是對劉少奇從抗戰前夕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三十年來所犯錯誤的概括和總結，從歷史發展的大勢出發，以反問的形式將劉少奇所犯的錯誤分列出來，使人們認識到他犯錯誤并非偶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樣就進一步深化了對劉少奇問題的批判。八問雖然在某些方面的表述還不夠精確，有的錯誤也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犯過，也有的則是屬于認識問題，但是如果將這些問題聯系起來看，就會發現這并非是一個個孤立的、偶然事件，而在其中是存在著必然性的。這樣就從史實出發對劉少奇的問題形成了一個系統化認識。

　　從戚本禹文章對劉少奇天津、東北講話以及發出的八問來看，戚本禹的發問及對劉少奇的批判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以歷史史實為依據的。雖然在大批判的氛圍下某些措詞用語和表述比較激烈，在個別地方也存在牽強附會之處，但是這也并非是為了批判劉少奇才把這些問題與他個人聯系在一起的，而是從當時的歷史真相出發，將劉少奇在不同時期所犯的錯誤集中起來，通過八問的形式使人們認識到對劉少奇進行批判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戚本禹的文章以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為題是飽含深意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正是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剝削和壓迫，為中國的富強和現代化創造了前提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關系到中國獨立和富強的重大問題。即使在政治上贏得獨立以后，能不能在經濟和文化上同樣獲得獨立，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仍然是一個能否維護政治獨立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路線，執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發展方針，保持經濟的安全和迅速發展。在文化發展中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批判地吸收中國和外國的優秀文化，創造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新文化，彰顯文化的自信和輻射力，為經濟發展和政權鞏固提供堅強的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展開對于洋奴哲學、買辦哲學的批判，清除崇洋媚外意識，樹立民族自信心。因而對賣國主義進行的嚴厲批判，是在取得民族獨立以后，為了鞏固政權、維護經濟安全、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手段。從建國后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對比中，會進一步認識到批判賣國主義的重要意義。

　　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后，從上到下掀起了批判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運動。從四月初起，各報刊有組織地連續發表文章，以“中國赫魯曉夫”等作為代名詞，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度嗣袢請蟆返葓罂瘜ｉT發表號召開展大批判的社論。四月三日，北京紅衛兵又一次公開舉行批判劉少奇的大會。[63]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相繼發表社論，號召開展革命大批判。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幟》中說：“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凱歌聲中，一個新的偉大戰役開始了。我國億萬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以筆作刀槍，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了猛烈的總攻擊，對他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他所著的大毒草《修養》，展開了革命的大批判。”“徹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以來以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個戰斗任務。”

　　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說：“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這個階段中，應該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她在九月五日的講話中更是明白地說出這大批判的矛頭所向：“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64]這樣報刊、雜志、電臺、大小字報以及集會游行進行了大大小小的批判運動，大批判的風潮席卷全國。

　　2）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對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批判。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全面奪權階段大批判中發表的第二篇標志性文章。這篇文章以革命導師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為指導，以批判劉少奇的代表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切入點，緊緊抓住《修養》的要害在于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將《修養》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新老修正主義相比照，既有理論上的論述，又有事例上的說明，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進一步揭示了對劉少奇批判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著作。這篇著作是如何產生的呢？后來又經過了怎樣的修改呢？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馬列學院所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的第一、第二部分，原載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一九四九年經作者校閱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訂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閱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內容上的補充，將原來的兩部分調整為九節，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訂第二版。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關于黨的建設的代表著作，反映了劉少奇的思想、觀點，延安整風的時候還被列為必讀物，在黨內具有重大影響。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對這部著作的批判，不僅會進一步說明對劉少奇進行批判的必要性，將革命大批判運動引向深入，也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的一次重要教育，動員他們為完成全面奪權任務而斗爭?！?lt;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這篇文章是由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紅旗》雜志副總編王力、關鋒起草，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紅旗》雜志總編輯陳伯達修改，作為《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發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六期和五月八日《人民日報》。

　　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多次審改，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后發表的。文章發表前，曾經多次送毛澤東審閱。五月四日，毛澤東對五月二日送審稿閱后批示：“有些意見，寫在文內，請酌定。”“改后應送小組（即中央文革小組——引者注）及常委會碰頭會討論通過。”

　　五月六日，毛澤東對五月五日送審稿閱后批示：“退文革小組。在第7頁，加了幾句話，請研究，是否妥當。定稿后，請印正式清樣送閱為盼。”

　　五月七日下午七時，毛澤東對五月七日送審稿閱后批示：“照此發表。”

　　毛澤東三次審閱，主要加寫了兩段話：

　　“這種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的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有《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

　　“照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65]

　　由此看來，這篇以《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是由王力、關鋒起草，經陳伯達修改，報經毛澤東多次審改、批準，又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后發表的。這篇文章是緊緊抓住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來進行論述的。

　　文章在正文前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明奪取政權的重要性：“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勢力斗爭，也完全是為著維持他們的政權。”

　　文章對劉少奇仍然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稱呼而沒有對他進行點名批判，指出《修養》一書的要害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文章接著引用了馬克思、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說《修養》的作者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從根本上割裂、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本近五萬字的書里，雖然也堆積了一些抽象的階級斗爭詞句，但是卻不談現實的階級斗爭，不提無產階級專政。在戰爭年代的版本中，根本不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這兩個時期的階級斗爭，根本不談奪取政權問題。文章接著引用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關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以及沒有武裝斗爭就沒有今天的共產黨的話，來說明奪取政權的重要性。由此進一步指出離開這個根本任務來片面地強調修養，就會修成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

　　《修養》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訂再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又重新修訂出版，仍然是離開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來片面地強調修養。這樣就不僅與毛主席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偉大著作唱了對臺戲，還會使人們修養成資本主義的布哈林式的人物，復辟資本主義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文章由此發問，《修養》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裝奪取政權，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文章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文章引用《修養》里面的話，說明在講到國家問題時，離開國家的階級性質，離開無產階級專政，抽象地講國家問題，而且在談到共產主義社會時，只是抽象地對理想社會進行描述，而沒有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和斗爭（當然矛盾和斗爭的性質與以前存在著不同），正是這些矛盾和斗爭推動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問題上，沒有從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鞏固政權方面進行闡述，而是提出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改造的時代，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樣就離開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文章再次引用馬克思、列寧的相關論述，說明這個時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由此看出，《修養》的作者有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來進行共產主義事業。這是對于科學共產主義的徹頭徹尾的背叛，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文章接著引用列寧著作的原話，以事實為依據指出《修養》兩次在引用列寧的話時，將無產階級專政刪掉了。而后又指出一九六二年將《修養》再版時，把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最好的學生，改為做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還全部刪掉了原來引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中的三段話，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寧主義，這樣做是為了迎合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需要。為了刪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綁，恩格斯也被刪掉了。

　　文章最后做出總結，“修養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個公式同伯恩斯坦“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公式一樣，都是十足的修正主義貨色。在全國勝利以前，他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全國勝利以后，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妄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他的“修養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個反動公式的目的。[66]

　　文章中提到劉少奇在《修養》中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特意將無產階級專政給刪掉了，這是怎么回事呢？我們下面引用文章的原文來分析這個問題。文章指出：

　　《修養》一書的作者，不僅自己不提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也把無產階級專政剜掉了。

　　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修養》一書的作者，就是這樣明目張膽地攔腰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難道這是偶然的疏忽嗎！很明白，在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斗爭中百煉成鋼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依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 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萬人的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的作者，又明目張膽地攔腰砍掉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連共產黨的領導也給砍掉了。難道這又是偶然的疏忽嗎！

　　《修養》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為什么仍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刪掉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反對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這完全可以證明，這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對頭，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67]

　　劉少奇為什么在引用列寧的話時刪掉無產階級專政，而且一九六二年重新修訂出版時仍然不恢復以前刪掉的無產階級專政呢？

　　不管怎么講，對于這個問題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以致于后來為劉少奇翻案后，再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乃至于將這篇著作編入《劉少奇選集》時，編者也對此感到頗為費解，只好對這個問題作了猜測性注釋，還替劉少奇恢復了第二段引文中刪掉的話（即《<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的第一段引文——引者注）。我們引述如下：

　　一九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編輯部注：這里的引文以前各版在“由于這一切原因”以下，省略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等字。作者可能因為重點是要說明消滅階級必須通過非常“艱難的工作和斗爭”，所以作了這種省略?？紤]到這里的省略不免對引文原意有所影響（這與上一段引文中的省略不同）（即《<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的第二段引文——引者注），現在加以恢復。[68]（《劉少奇選集》的編者引用的是這個注釋——引者注）

　　關于這個問題，當年參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九六二年版修訂工作的《紅旗》雜志副總編鄧力群后來回憶說：

　　“在這次修改中也存在一個大的疏忽。劉少奇1939年講共產黨員修養，引證了列寧的一段話，這段話中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說，在民主革命的任務完成之前，我們不能搞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劉少奇在引用列寧那段話時把提及無產階級專政的那幾句話刪節了。劉少奇這樣做，與當時的具體情況有關，我想并沒有什么原則性的問題。我們的疏忽之處在于：我們來回修改，誰也沒有想到把這段引文同列寧的原話核對一下，看看刪節的是什么，推敲一下當時為什么刪節，現在再版時是否應該補上，還是保持原狀。當時誰也沒有用這個心里，還是照原來的樣子，沒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那句話。”[69]

　　照鄧力群的說法，一九六二年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修訂時沒有補上原先刪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話，是處于他們的疏忽，屬于工作中的失誤，并非他們有意這樣做的。其實，即便鄧力群說的是真的，果真是他們疏忽了，那么修訂后的文章還是要劉少奇進行審閱、批準的，作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作者——劉少奇也疏忽了嗎？當年引用這兩段話的時候是劉少奇決定刪掉的。這個時候從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來看，要不要恢復刪掉的內部不是應該認真思考一番嗎？為什么這件事同樣也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將刪掉的內容予以恢復呢？

　　況且，刪掉這兩段話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劉少奇對待無產階級專政態度的一個具體表現，即便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批判文章中也是作為一個事例舉出的，關鍵的問題是《修養》離開現實的階級斗爭，離開奪取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談實現共產主義。這更能夠反映出劉少奇對待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如果再與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乃至于社教和文革中的態度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那么劉少奇的政治態度就會更鮮明地表現出來了。這篇批《修養》的文章主要是從這方面來進行論述的，指出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刪去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說明劉少奇在對待無產階級專政態度上的一個具體表現而已。

　　至于鄧力群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來為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刪掉無產階級專政進行辯解，也是沒有什么說服力的。這兩部著作的內容及其側重點不同?！缎旅裰髦髁x論》是毛澤東闡述中國革命理論的經典著作，闡述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著重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勾畫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則是關于黨的建設的著作，著重闡述共產主義基本原理及黨員意識形態構建的。也就是說，一個是對外的，宣布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的，一個是對內的，是為了提高黨員的修養，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正是因為這樣，就不能拿《新民主主義論》中沒有講無產階級專政來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刪掉無產階級專政來進行辯解，以此說明劉少奇這樣做的合理性。鄧力群作這樣的類比是不妥當的。

　　這里的疑問是，當年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曾是延安整風的必讀物，以后又多次修訂發行，為什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才對劉少奇的這篇著作進行批判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知道，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談到了這個問題。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指劉少奇——引者注）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斯諾問：是新版嗎？毛澤東說：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干啥??？！[70]這里指出了《修養》的要害是奪取政權問題。而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這里明確指出是老版，說明是因為老版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看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既然如此，為什么那個時候毛澤東不指出這個問題，而是到了文革期間才進行嚴厲批判呢？

　　我們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不是后來才出現的，當年就存在著不同意見。不過這些意見在當時是處于次要地位而已。這個時候他對于《修養》的主導方面還是肯定的。這就如同他在劉少奇一九四三年就人性問題給續范亭的信上所作的批注一樣。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兩人出現了原則性分歧，釀成了嚴重的矛盾，這個時候毛澤東再回過頭來對這些問題進行總結、反思，才對劉少奇以及他的代表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個時候對《修養》的認識與以前存在著重大不同?！缎摒B》剛剛出現的時候，是就《修養》本身說《修養》，而現在則是從劉少奇在革命和社會發展中的態度來看待《修養》。這就是毛澤東對《修養》的認識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期間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進行批判決不是偶然的。這不僅僅是劉少奇在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刪掉了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與著作本身沒有聯系當時進行的階級斗爭，沒有從奪取政權這一中心任務出發，即使建國后再版時也沒有聯系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反修防修斗爭來進行修訂，以及劉少奇這個時期的政治態度造成的。

　　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限于當時形勢刪掉無產階級專政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在一九六二年再版時卻無視反修防修斗爭的現實需要，仍然刪掉無產階級專政則讓人陡生疑問了。斯大林雖然犯有嚴重錯誤，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當著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對中國進行輿論攻擊和施加壓力，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斷激化的時候，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再版時卻刪掉了做斯大林的好學生以及聯共黨史教程里面的三段話，這無形中對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起到了策應的作用。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這個時候不論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方面，劉少奇的抵制態度逐漸顯現出來。這種抵制態度并不是體現在一個偶然事件上，也不是在短時期內形成的，而是建國前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在一系列事件中反復出現過。從劉少奇對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貫態度來看他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再版時的修訂情況，就會發現《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與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革命上的態度密切相關。正是因為這樣，他在《修養》中才沒有聯系現實的階級斗爭，沒有提出奪取政權，沒有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還刪掉了列寧兩段引文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在刪掉第二段引文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會損害原文本意的情況下，仍然執意這樣做。[71]

　　其實，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則是鞏固這個政權的根本保證。而《修養》恰恰是離開這個根本問題而不是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來談共產黨員修養的，這樣不僅難以達到修養的目的，而且還會滑向修正主義的泥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老修正主義者都是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他們的共性。抓住這一點，就抓住了修正主義者的要害?！?lt;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抓住這個關鍵問題，從理論上對《修養》展開了嚴肅的批判，揭示了《修養》宣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觀點，進一步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認知和辨別力。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不是就《修養》批《修養》，而是以馬列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指導，在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以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態度為依據，以《修養》為靶子，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展開論述，在革命大批判中發表的一篇重磅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從理論上武裝了人們的頭腦，讓人們明白了《修養》的要害所在，認清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出現的深層原因，推動了革命大批判運動的發展，有力地策應了正在進行的奪權斗爭。

　　3）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對陶鑄兩本書的批判。

　　《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是中央文革小組組員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組織的寫作班子起草的。陶鑄的這兩本書，一本是一九六二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另一本是一九六四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文章以這兩本書為突破口展開了對于陶鑄的嚴厲批判。

　　陶鑄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由中南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中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常委以后，他提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72]忽“左”忽右，“左”而實右，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終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

　　由于陶鑄當時在中央的地位以及他在劉少奇、鄧小平靠邊站后仍然在中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陶鑄又是在劉、鄧以后被打倒的中央常委，社會上一時響起了打倒劉、鄧、陶的吼聲，因而陶鑄也就成為革命大批判的對象了。由于陶鑄過去經常寫文章、作報告，還出版了兩本書，姚文元以及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就從陶鑄的這兩本書入手展開了批判。

　　這篇批判文章是從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腐朽不堪的“文采”、要識別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這五個方面展開論述的。文章在毛澤東文革思想指導下，以陶鑄兩本書的內容為依據，抓住“理想”、“精神生活”、“感情”、“文采”這幾個要點，結合陶鑄在文革中的言行，對陶鑄進行了深入的批判。

　　姚文元和他組織的寫作班子起草的這篇文章，是在毛澤東多次審閱，又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以后才在全國發表的。

　　武漢七二○事件發生后，毛澤東乘飛機到達上海。八月十七日，姚文元將起草好的稿子《修正主義者的丑惡靈魂——評《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動本質》報送毛澤東審閱。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閱后在送審稿上批示：“文元同志：看了一遍，很好。題目似可改為《評陶鑄的兩本書》，小題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簡略，宜于加以發揮。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顯得太長。究應如何，可與你的寫作班子同志們一商，他們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見。”

　　我們看到，是毛澤東將原文的題目改為《評陶鑄的兩本書》的。這樣一改，雖然淡化了題目的定性、感情色彩，卻具有宏大的氣派，更顯得公正、簡潔、質樸、精練，令人耳目一新，認識到是從兩本書的角度來批判陶鑄的。姚文元和他組織的寫作班子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不僅改變了題目，還對文章進行了修改。八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又將修改后的文章報送毛澤東審閱。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毛澤東在送審稿上批示：“姚文元同志：看過，極好。我只改了幾個字，加了一段話，是否妥當，請酌定。建議在北京發表，前一天廣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國各報發表。還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頭會，以三四天時間加以討論。如有好的意見，加以吸收。”“還宜在二三個月內寫幾篇批劉（指劉少奇——毛文稿編者注）文章，你是否有時間擔負起來。明后日擬和你一談。”

　　從中看到，毛澤東對修改后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要姚文元將文章送中央文革碰頭會審閱，先由電臺廣播，而后在全國報刊上發表。他還要求姚文元在近幾個月內寫幾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親筆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這里說的反動組織是指當時北京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反動小組織，他們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的機會，打著貫徹這個“通知”的旗號，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攻擊周恩來的秘密傳單。這個反動組織后來很快就被清查出來，為首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毛澤東加寫這段話，是立足于文革形勢的發展，批評極“左”派的言行，反擊當時出現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保護周恩來的實際行動。這與下文毛澤東同意刪掉知識分子爭論的一段文字是處于同一目的。

　　文章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后，姚文元和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又對文章做出進一步修改。九月三日，姚文元將修改后的文章報送毛澤東審閱。九月五日，毛澤東在送審稿上批示：“文元同志：已看過，除個別修改外，均照辦。”

　　毛澤東在這次審閱時，九月三日送審稿上原有這樣一段話：“‘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是不通的。知識分子都從屬于一定的階級，根據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分析，只能從知識分子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來判斷其屬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屬于左派、中間派或右派。你咒罵這種科學分析是‘肅殺之氣’也好，殺肅之氣也好，對立階級的客觀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話抹殺不了的。”

　　九月三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請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楊成武（當時陪同毛澤東在上海視察）轉報毛澤東：“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評‘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第八頁），這個問題涉及總理同陸定一的爭論，是否在此文中不提這個問題，請主席考慮。”毛澤東在姚文元的送審稿中刪去了這段話，并寫下批示：“根據春橋同志意見，此段以刪去為宜。”[73]

　　有人可能會有疑問，周恩來和陸定一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爭論是怎么回事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在關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上黨內是存在爭論的。一九六二年三月召開的廣州會議以及三月底召開的二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認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了。陳毅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提出了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說法。陸定一卻并不同意這種看法。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召開的全國文教書記會議上，陸定一明確表示了自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看法。他說，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只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出身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附屬于無產階級，就附屬于資產階級。

　　對于周恩來和陸定一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爭論，毛澤東并不同意周恩來的觀點，而是贊同陸定一的看法。這表現在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上。同時，也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歷次講話中表現出來。[74]

　　在關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問題上，毛澤東并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陸定一的意見倒是與毛澤東趨于一致。當時陸定一已經被打倒，而周恩來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屬于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領導人。社會上的極“左”派（比如五一六兵團）已經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這個時候如果在文章中談到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爭論，無疑會為社會上的極“左”派提供借口，致使周恩來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提議，才刪掉了文章中這段話的。這對周恩來無疑起到了支持和保護的作用。

　　姚文元在九月三日送審稿中，將毛澤東八月二十八日加寫的一段話用黑體字排印，毛澤東閱后批示：“不要用黑體字，應與上下文一律。”

　　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等報刊。[75]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第十四期《紅旗》雜志也發表了這篇文章。[76] 《評陶鑄的兩本書》是對陶鑄進行批判的重磅文章。這篇文章是以陶鑄的兩本書為切入點展開批判的。從考察中我們發現，對陶鑄進行嚴厲的批判，主要的還不是因為這兩本書引起的，而是由于陶鑄在文革期間，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文革的要求背道而馳，成為文革發展障礙被打倒造成的。后來說他是最大的?；逝?，其來有自。他被打倒以后，就要對他進行批判。這個時候從他對待文革的態度出發，再來審視他以前出版的兩本書，就會產生新的認識，于是這兩本書就成為對他展開批判的突破口了。

　　這篇文章在批判陶鑄時，給陶鑄戴上了大右派、修正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反革命兩面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等幾頂大帽子，在措詞、用語上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除了在大批判中特有的氛圍外，主要還是從陶鑄對于文革的態度來進行定性的。至于抓住他那兩本書中的一些詞句進行解讀是否存在牽強附會的問題，陶鑄當時在寫文章或作報告時他本人的想法究竟如何，就要跳出文本的限制而從陶鑄對待文革的真實態度上來考慮，才有可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從這里就不難發現陶鑄的言行不一了，一方面唱著共產主義贊歌，一方面又對文革采取抵制態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對陶鑄展開批判的。這樣就會使人們對于陶鑄的問題有一個更為深入的認識，從而進一步提高他們對于文革中出現的形形色色事件的辨別能力。

　　雖然文章對陶鑄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是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戰備疏散前，陶鑄一直住在中南海內，和夫人曾志生活在一起，并沒有把他個人怎么樣。這個時候他的心情雖然并不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練練毛筆字，看看書和報紙，填詞作詩，不過是在家賦閑而已。[77]后來不幸得了癌癥，與政治斗爭并無直接關系。這個時候對他進行的監護，主要的還是為了防止造反派對他進行武斗或者將他抓走，是為了保護他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這真是應了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那句話了。

　　本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處理“彭、羅、陸、楊”問題以后，陶鑄被調入中央，是應該吸取這些人的教訓的。但是，他在工作組問題上卻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線常委站在一起，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即使如此，毛澤東仍然是既往不咎，對陶鑄寄予希望，采取了團結的態度。這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時陶鑄不僅成為中央常委還位列第四位上表現出來。令人遺憾的是，陶鑄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改變態度，而是仍然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抵制文革的發展，扭轉文革的方向，這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日益激化，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最終在轟轟烈烈的運動中被沖擊、打倒了。批判陶鑄實際上就是批判他堅持的那條路線以及他對待文革的態度，警告和他類似的人及早地改弦更張轉變過來，掃除文革的障礙，推進正在進行的全面奪權斗爭，為斗、批、改創造條件。

　　由此看來，《評陶鑄的兩本書》是由姚文元和他組織的寫作班子起草，經過毛澤東多次審改，又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后，才在電臺廣播和全國報刊發表的。這篇文章從陶鑄的兩本書入手，對陶鑄發起了猛烈的批判，是進行大批判的力作，推動了全面奪取階段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以上《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和《評陶鑄的兩本書》這三篇文章是在全面奪權階段進行革命大批判的標志性文章。這三篇文章都是經過毛澤東審改、批準，又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在電臺廣播和全國報刊發表的。文章參加修改的人員之多、規格之高、視角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語言之犀利以及傳播的范圍之廣和影響之深遠，都是其它類似的批判性文章難以比擬的。因而這三篇文章就引領了全面奪權階段的大批判運動，不僅推動了正在進行的奪權斗爭，也為下一步轉入斗、批、改階段創造了條件。這也是我們重點介紹這三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革命大批判運動的意義。

　　進行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僅從文革發展的歷程上，還要從全面奪權的具體實施上，才有可能對于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運動有一個深入、真切而又系統的認識，進一步理解革命大批判運動在全面奪權階段乃至文革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意義之一，革命大批判運動是承上啟下、將文革推向前進的有力措施。我們知道，早在文革前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就已經在報刊上組織了系列的革命大批判。這些批判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巨瀾，暴露出這個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重要準備。姚文元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拉開了文革的序幕。在文革開始后，不論是在全面發動階段還是撥亂反正階段，都進行了革命大批判。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實際上是以前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在新階段的發展，同時又為進入斗、批、改階段的革命大批判創造了條件。因而我們說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革命大批判不僅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存在，而且還貫徹于文革的整個時期。雖然在不同時期批判的內容、側重點及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為了進行文革開展的革命批判運動。這不僅拉開了文革的序幕，還推動著文革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不斷前進，對于文革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意義之二，革命大批判運動是推動全面奪權的重要動力。全面奪權階段的革命大批判，是緊緊圍繞奪權這一主要任務展開的。這個階段的革命大批判從全面奪權出發，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從性質、內容、原因、方法、對象等方面展開革命大批判。為了消除奪權的障礙，激發人們的豪情，各地舉行了形式多樣的大批判。通過開展革命大批判，更多的群眾逐漸覺悟起來，以昂揚的斗志、飽滿的激情投入到全面奪權的斗爭中。正在進行的革命大批判運動就成為推動全面奪權的重要動力。

　　意義之三，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宣傳文革思想的有效手段。文革思想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在文革思想指導下開展起來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沒有外部的強大壓力，沒有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沒有廣大群眾參加的革命大批判運動，文革思想是難以在廣大群眾中普及、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的。不論是報刊文章還是群眾撰寫的大字報，以及各級召開的大大小小批判會和各派群眾之間的辯論發言，一起匯成革命大批判運動的洪流，以不同的形式將文革思想在社會上傳播開來。這些文章、發言和辯論，理性剖析，耐心說教，言詞銳利，批判嚴厲，有的放矢，入木三分，在急風暴雨般的論爭中，使文革思想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深處，在靈魂深處引發革命，改造著人們的世界觀。這是一場思想領域的交鋒，這是一次靈魂蛻變的斗爭。文革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得以廣泛傳播和深入群眾內心的。

　　意義之四，革命大批判運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像花草一樣在溫室中生長的，而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的。革命大批判運動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成長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在革命大批判運動中，廣大青年在斗爭中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思想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將繼續革命的理論付諸于文革的實踐中，在大批判中錘煉自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他們在斗爭中不僅深刻理解和把握文革的思想真諦，提高了識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能力，還進一步認識到反修防修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性，增強了社會實踐能力。這樣就從自發走向自覺，從幼稚走向成熟，逐漸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革命大批判運動在文革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革命大批判運動不僅貫穿于文革的始終，推動了文革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全面奪權階段成為推動奪權的重要動力。革命大批判運動進一步促進了文革思想的普及，陶冶了人們的情操，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創造了重要條件。

　?。?）原則性不同的兩種奪權。

　　我們這里說的兩種奪權，是指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奪權和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時期進行的奪權。雖然形式上都是奪權，但是卻具有原則性的不同。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時期的奪權是形“左”而實右，[78]犯了運動擴大化的錯誤，而文化大革命進行的全面奪權則是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符合歷史潮流的選擇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有從兩種奪權的比較、分析中，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兩種奪權的原則性不同之一，是依靠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還是造反派群眾。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期間進行的奪權，是在上級黨委領導下派出工作隊進行的奪權行動。[79]文革期間的全面奪權，是由造反派群眾進行的奪權行動。隨著運動的開展，毛澤東發現在各級黨政機構以及企事業單位內部存在著更多的問題，再采用過去的方法是難以解決這些問題的。[80]這是因為在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領導下進行奪權，一旦上級黨委出現問題，它領導下的奪權又怎么能夠保證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呢？在這種情況下，再像以前那樣依靠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來進行運動，就難以取得成效。正是由于這樣，文革才沒有在各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領導下，而是依靠造反派群眾來進行運動。當然，這也是與各級黨委內部相當多的領導干部對于文革抱著抗衡和抵制的態度存在密切關系的。

　　兩種奪權的原則性不同之二，是采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我們知道，劉少奇主持的“四清”運動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領導下，采取扎根串連、依靠工作隊進行大兵團作戰的方式來進行運動。[81]文革進行的全面奪權，則是依靠造反派群眾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來進行運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運動方式的不同，反映出在運動中是依靠上級黨組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還是造反派群眾的不同。試想，在不少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出現腐化變質的情況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黨內走資派就潛藏于他們中間）來領導運動，又怎么能夠達到運動的目的呢？

　　兩種奪權的原則性不同之三，是打擊對象指向基層干部還是高中級領導干部，是否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否承認黨內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主要分歧之一。[82]劉少奇主持的“四清”運動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基層干部，奪權是指奪基層的領導權。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打擊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向潛藏在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奪權。這不僅是指基層領導干部，還包括高中級領導干部。在毛澤東看來，中上層特別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要比下層出現修正主義要厲害得多，危害大得多。[83]一般說來，真正能夠搞垮共產黨的不僅是基層黨員干部，更重要的還是高中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當然，并非一切黨的領導干部都是走資派，但是走資派卻潛藏于黨的領導干部中間，通過文革就是要在運動中識別黨內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運動的重點就是要對準他們，鎖定斗爭對象，奪取他們的權力，防止斗爭擴大化。這不僅寫進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中，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中得到了進一步肯定和說明，真正見之于實踐還是通過文革來實現的。歷史地看，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對象上的不同，是他們在運動重點分歧上的反映。

　　從中我們看到，雖然在“四清”運動期間和文革全面奪權階段都出現了奪權，但是這兩種奪權還是存在原則性不同的。這表現在依靠力量、奪權方式和打擊對象的不同上。這種不同其實在“四清”運動期間就已經出現了，集中表現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文革開始以后，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工作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出來，形成了文革進程中的兩條路線的斗爭。文革就是在否定了劉少奇路線的基礎上才不斷被推向前進的。

　　由此我們進一步看到，兩種奪權形式上相似，實質上卻不同。這種不同不僅表現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上，從性質上來說則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反映。這是因為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進一步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一般來說，真正能夠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既不是國際上的帝修反，也不是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而是存在于共產黨內部的走資派。這些人盤踞在黨的各級領導層，以黨的領導干部的身份出現，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言，掌握著黨和國家的權力，業已在黨內形成盤根錯節的聯系，互相呼應，狼狽為奸，依靠正常的途徑是很難將他們清除掉的。在這種情況下，就要依靠造反派群眾，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奪取他們手中的領導權。只有這樣才能將他們清除出黨的領導干部隊伍。如果這個時候再依靠上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隊來領導運動，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將斗爭的矛頭對準基層干部，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因而從依靠力量、運動方式到打擊對象的不同，就是黨內存在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這是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在黨內的反映。

　　這里就給我們一個啟示：判斷兩種奪權是不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不是來自于雙方的主觀意愿，而是由他們采取的措施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作用所決定的。不管雙方的主觀意愿如何，他們采取的兩種不同的奪權措施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作用。正是因為一旦走資派控制了各級黨委特別是中央領導權，就會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才將運動的重點確立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并非毛澤東的主觀臆斷，而是由黨內走資派在中國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過程中的作用所決定的。而劉少奇卻并不這樣認為，不管他主觀上的意愿如何，不論是在“四清”運動期間還是在文革中的工作組時期，他所采取的措施都不能解決上述這些問題，這樣也就難以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何談避免資本主義的復辟呢？

　　總之，兩種奪權形式上相似，實質上則是具有原則性的不同。這種不同以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表現出來，從性質上則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我們不能因為兩者都是奪權，就混淆它們之間存在的原則性不同，而要在兩者之間的比較分析中，進一步研究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文革發展到全面奪權是經過了一個過程的，是在許多高中級領導干部對文革進行抵制和抗衡的情況下，毛澤東才最終不得不將文革轉入全面奪權階段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這兩種奪權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全面奪權階段不得不延長的原因分析。

　　全面奪權階段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用了二十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原來設想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以后，在二、三、四月之內決定勝負，再用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完成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同一位外國黨負責人談話時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于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84]

　　后來隨著斗爭形勢的發展，又延長至五月份，毛澤東預計到了五月份省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等談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階段（指“三結合”的階段——毛年譜編者著）什么時候結束時，說：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來。[85]

　　全面奪權以后，就要建立臨時性的有權威的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本文將前面毛澤東說的奪權和革命委員會建立這一、二階段作為全面奪權階段的兩個具體步驟，把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視為全面奪權完成的標志，因而全面奪權階段是以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宣告結束的。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就省一級來說，到二月上旬，已有二十多個省奪權。[86]但是，事與愿違，到了五月份除了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北京六個省市外，其它許多省市自治區盡管奪了權，但是革命委員會還是建立不起來。這樣全面奪權的任務就難以完成，全面奪權階段也就不得不往后推遲了。那么，為什么奪取了省市自治區的權力以后，革命委員會仍然建立不起來呢？

　　原因之一，是軍隊支左人員支錯了對象，犯了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后盾。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軍隊介入文革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從文革發展的邏輯上來說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軍隊多數支左人員在實際工作中不是支持革命造反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87]各地出現的二月鎮反和七二○事件不過是這種錯誤的極端表現而已。這樣不僅導致了造反派和軍隊之間矛盾的激化，也嚴重影響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進程。這種狀況出現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制定相關文件，做好軍隊支左領導干部的說服教育工作，使他們認識到錯誤，行動上轉變過來，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行動。

　　原因之二，是群眾組織的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內部各派之間的激烈斗爭，嚴重影響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進程。進入全面奪取階段以后，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臺，承擔起奪權的重任。但是，在奪權過程中廠礦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內部卻形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同時，在奪權過程中和奪權以后，圍繞由誰奪權以及革委會的建立，造反派內部也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造成了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輪又一輪的奪權斗爭，革命委員會也一時難以建立起來。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針對當時造反派內部的派性斗爭，以及對干部全盤否定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對當時頭腦發熱的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提出警告，說現在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同時，還要求做好保守派人員的思想轉化工作，在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88]在群眾組織中間出現的兩派斗爭以及造反派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嚴重影響了各地進行的奪權行動，也使得革委會的建立遇到了重重困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不得不解決這些嚴重影響文革的問題，全面奪權階段也就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延長了。

　　原因之三，是發生了大規模武斗，致使形勢在局部地區進一步惡化，嚴重影響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進程。我們知道，在“十六條”中規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不僅反復強調這個問題，還采取措施制止武斗行為。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在局部地區仍然發生了武斗乃至大規模武斗，造成了局勢的混亂，破壞了文革的進程。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現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級。毛澤東在這年年底也說過：“用熱兵器搞武斗是從六月開始的。”有些造反派組織搶武器庫，奪走機槍、沖鋒槍、子彈、手榴彈等。有些實際上是支持這一派的軍隊支左人員聽任他們搶奪的。六、七月間，江西贛州地區的武斗，人員傷亡很大，斷糧斷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勢也十分緊張。這些大規模武斗的行為，即使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間仍然存在。不僅社會上存在大規模武斗，在一些高校中也發生了大規模武斗。[89]這些大規模武斗行為，不僅踐踏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原則，扭轉了文革的方向，還導致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進一步激化，釀成了你死我活的斗爭，造成了局勢的動蕩和混亂，致使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遇到了更大困難，延長了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

　　原因之四，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遵循階級斗爭的規律，因勢利導，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建立革命委員會。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形形色色的人登上文革舞臺，形勢更加復雜、多變。中央本來是希望在奪權后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還是一時難以建立起來。這個時候中央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方式，既沒有中止全面奪權的斗爭，也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建立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時說：“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后，中央就在著重大聯合的問題，但未得奏效。后來發現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勢力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還要分。所以現在中央的態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90]

　　本來，革命知識分子先知先覺，文化水平高，對時代發展敏銳性強，又具有較好的研究能力，在文革發動階段以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在他們中間培養接班人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但是，他們的弱點也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了。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后來才著重從工農群眾中間選拔革命接班人。革命知識分子當時在文革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他們存在的弱點反映到具體工作上就是沒有工農兵那樣的革命徹底性，這對于全面奪權階段的文革進程還是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毛澤東在這個階段還說過：“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91]這表明毛澤東意識到革命委員會一時難以建立起來，從階級斗爭的規律上來說，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沒有采取強制措施要求各地限時成立革命委員會，也沒有對當時的斗爭放任不管，而是因勢利導、在冷靜觀察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適時成立革命委員會了。這樣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也就不得不往后延長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面奪權階段原來預計三個月分出勝負，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任務，后來實際上用了二十個月才建立起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由于多數軍隊支左人員支錯了對象、兩派之間以及造反派內部的分裂與斗爭、局部地區爆發的大規模武斗以及中央遵循階級斗爭規律沒有強制建立革命委員會等原因造成的。由于多數軍隊支左人員支持了保守派，致使他們與造反派的矛盾走向激化，同時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斗爭以及造反派的分裂釀成了大規模武斗，這樣就在軍隊、保守派和造反派及其內部各派以及地方領導干部之間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矛盾，進行了形式多樣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要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就愈發困難了。中央是從階級斗爭的規律出發，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方式，根據形勢的發展，及時發出指示，采取相應措施，適時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這樣全面奪權階段也就不得不延長了。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和肖華、楊成武開會。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群眾發動階段已經過去，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兩位專家談話時說：“我說過，三個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F在的設想有些改變。經過四、五、六、七月，現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時間要放長一些，從去年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輕松。這是一場嚴重的斗爭。”[92]

　　由于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延長了，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也就順勢延長了。這個時候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才預計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的（即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六月）。后來，由于在斗、批、改階段發生了新的更為復雜、嚴重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才延長至十年之久的。當然，這是后話。

　　以上我們對于全面奪權階段的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分析。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我們從宏觀上進一步把握了全面奪權階段的基本狀況，認識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在領導干部、軍隊和各派群眾組織之間貫徹執行過程中的復雜、能動過程。無產階級專政在全面奪權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革命大批判雖然勢頭猛烈，但是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以其真理的光芒鼓舞著人們前進。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是在復雜因素的作用下不得不延長的?，F在我們只是對全面奪權階段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初步分析，以后隨著研究的拓展我們還要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作出全面、深入的剖析。

　　4、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上海一月革命引發了全面奪權風暴，各地紛紛進行了奪權斗爭。奪權以后就要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這個過程中，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山西、北京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成為第一批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省級行政區。由于前文我們已經對上海的奪權及其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作了介紹，現在我們就研究其它省市的奪權及其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情況。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我們首先對黑龍江省造反派群眾奪權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簡要介紹，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評析。

　?、?黑龍江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概況。

　　黑龍江省地處東北邊陲，工業基礎較為雄厚，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在東北唯一一塊保存完整的北滿根據地就在黑龍江省內。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黑龍江省迅速開始了奪權行動，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走在了全國運動的前列。

　　黑龍江的奪權是由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為首的造反派聯合進行的。毛遠新是紅色造反團的重要人物。在黑龍江省委中支持和參加造反的領導干部是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

　　潘復生過去曾經在河南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平反后調到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當主任，一九六五年十月初任命為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潘復生積極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主動參加到運動中。一九六六年七月底，他指示“省委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造反鬧革命”。八月十六日，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在省委院內貼出省委不革命就罷官的大字報。當天下午，潘復生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決定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把問題拿到群眾中去辯論，發動群眾進一步批判省委錯誤，并發出了通知。八月十八日，在哈軍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大會上，潘復生向紅衛兵表態說，八一六通知是錯誤的，宣布撤銷通知，支持學生炮打省委這個司令部，并戴上紅衛兵袖章參加游行，成為全國第一個支持紅衛兵造反的省委第一書記。其他書記處書記則對運動持曖昧態度。八月二十六日，省委機關的干部職工在八區廣場召開炮打司令部進軍大會，會上點名批判歐陽欽、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等領導人，還給李范五、王一倫戴了高帽子。潘復生在會上講話對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后，省委書記處的十二名書記中，除潘復生外全部被批斗。到九月下旬，黑龍江省委已呈癱瘓狀態。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電示，要求黑龍江省組織臨時省委，以解決省委對全省工作的領導。由于種種原因，臨時省委未能成立。潘復生因為積極投身于運動中，支持造反的態度比較堅決，所以毛澤東決定依靠他來領導黑龍江省的奪權運動。[1]

　　我們看到，潘復生是全國省市自治區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造反的省級黨委第一書記，他能夠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到黑龍江省不久，與以前省委的問題瓜葛不多，受到的沖擊較少，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政治信仰和組織紀律觀念，以及認識到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所決定的。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他仍然站在了斗爭的前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開始，哈爾濱大專院校的紅色造反團聯合向《黑龍江日報》社、《哈爾濱晚報》社、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人民廣播電臺、省財政廳、省人民銀行、哈爾濱市長途電信局、省和哈爾濱市公安機關等奪權。十二日，哈軍工和省委機關等單位的紅色造反團聯合組成了省委機關接管委員會，先后接管了省委各部、委、辦的工作機構和省委機要室。十六日，在潘復生和黑龍江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支持下，哈爾濱三十二個單位的造反團成立聯合總部，發表《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省市黨政財文大權的公告》。[2]

　　黑龍江造反派在聯合奪權的過程中，得到了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大力支持，先后成立了省委機關接管委員會和造反團聯合總部等聯合組織進行奪權斗爭。但是，他們的奪權行動卻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在兩派斗爭中，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派，反對保守派，以此推動黑龍江的奪權斗爭。

　　與紅色造反團對立的多數派（保守派）組織紅旗軍、戰備軍、榮復軍、八八團、赤衛隊等于一月十五日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黑龍江省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準備加入奪權行列，并向一些已被紅色造反團奪了權的單位發起沖擊，但遭到紅色造反團的堅決反擊。中央文革小組宣布“三軍”（即紅旗軍、戰備軍、榮復軍）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其頭頭被逮捕。八八團、赤衛隊于一月下旬先后宣布解散。

　　一月三十一日，造反派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大會宣布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同時發布“第一號公告”，稱：“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一切大權，自即日起歸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停止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領導權。”哈爾濱師范學院學生范正美任班長，潘復生、汪家道為顧問。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東北的新曙光》的社論，肯定了這次奪權行動和建立的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三月二十三日改名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三月，中共中央批準潘復生、汪家道為省革委會正副主任，范正美等為常委。[3]

　　在奪權階段的兩派斗爭中，當保守派聯合起來向造反派進行奪權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了造反派，取締、解散了保守派。這是因為保守派攻擊造反派、逆文革潮流而動的緣故。黑龍江造反派聯合起來成立了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奪取了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大權?！度嗣袢請蟆飞缯摯罅隙撕邶埥〉膴Z權行動。經過中央批準后，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了。

　?、?對黑龍江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評析。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看到，不論是在黑龍江省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還是全面奪權階段，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都是站在了運動的前列，積極支持造反、奪權行動的。這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是罕見的。黑龍江省委書記處的其他省委書記卻沒有像潘復生那樣積極投身于運動中，而是對文革采取了曖昧、抵制的態度。在蓬勃發展的文革形勢面前，黑龍江省委書記處就這樣對文革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在文革中的表現，無疑會有力地推動黑龍江省的全面奪權運動。

　　我們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組在兩派斗爭中支持造反派，取締、解散了保守派。黑龍江造反派在奪權斗爭中就這樣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有力支持。不僅如此，當地駐軍也積極支持黑龍江造反派的奪權行動。這與其它地方因為部隊在支左行動中支錯對象，從而造成形勢的惡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地駐軍和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的有力支持，成為黑龍江奪權斗爭能夠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黑龍江省的群眾雖然在斗爭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但是造反派能夠比較妥善地解決內部出現的分歧和矛盾，不斷增強自身的凝聚力，避免內部發生嚴重的分裂，通過革命的大聯合，擴大自己的陣營，逐漸形成了力量上的優勢。這樣就為兩派斗爭以及奪權行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黑龍江省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奪權和建立革委會，是由于造反派在兩派斗爭中占有力量上的優勢，他們的奪權行動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當地駐軍的支持，沒有形成兩派之間大規模的激烈斗爭。這樣就不僅比較順利地奪取了省委、省人委大權，而且還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報經中央批準以后，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我們首先對山東省造反派群眾奪權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簡要介紹，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評析。

　?、?山東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概況。

　　山東省的奪權是在中央文革小組指導下，由青島市副市長、中共青島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王效禹具體領導，聯合其它造反派群眾組織共同進行的。

　　山東省的奪權是從青島開始的。一月十七日，王效禹派康生的兒子張子石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運動的情況并請示今后怎么辦。一月十九日下午，戚本禹對張子石等人說：“你們趕快回去！現在的大方向就是奪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旗子不要讓人家搶去。”當晚，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張子石等人，鼓勵和支持他們在青島市和山東省奪權。

　　張子石等人將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帶回青島，造反派迅速采取措施籌劃奪權行動。一月二十二日，在王效禹的組織下，青島二十三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了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當天，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在匯泉廣場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大會，宣布：青島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經把青島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權，從青島市委、市人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奪過來了。會議宣讀了《告青島全市人民書》。[4]

　　這個時候山東省省會濟南市的造反派組織也行動起來，奪取了濟南市委、市人委的大權。在籌劃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的時候，造反派組織內部發生了分歧，不僅形成了兩大派組織，還發生了嚴重沖突。這樣聯合起來奪權就遇到了很大困難。

　　一月二十四日，濟南市一些造反派組成的大聯合革命委員會在職工劇院召開全市有線廣播大會，宣布奪取了濟南市委、市人委的權力。當天，各造反派組織還開會商討奪山東省的權，但未達成協議。于是，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即山工總）和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即山工聯）兩大派分別行動，到省委、省人委以及所屬機關搶權。在有些地方兩大派發生沖突。當晚，山工總出動近萬人襲擊山工聯總部，砸毀了山工聯辦公機關，綁架了山工聯主要負責人。第二天，山工總等十七個造反派組織在《大眾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造反派聯合起來，展開全面奪權。[5]

　　既然濟南造反派組織內部出現了分裂，難以聯合起來進行奪權，王效禹就帶領青島市的造反派到達濟南，在濟南兩派組織之間進行促和工作，希望他們以大局為重，摒棄前嫌，聯合起來進行奪權。

　　一月二十八日，王效禹率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赴濟代表團一行二十二人到達濟南。一月三十日，王效禹的這個代表團緊急呼吁山東造反派聯合起來奪權。二月二日，由二十五個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二月三日，濟南召開十萬人大會，宣布奪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和王效禹在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告全省人民書》和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令》?！锻睢沸迹呵吧綎|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一切權力，自即日起，全部歸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所有，停止前山東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權力及活動；原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各部委負責人、原山東省人委省長、副省長、各廳局辦委負責人，三日內向本委員會報到，聽候處理。[6]

　　我們看到，在王效禹率領的青島市造反團的勸說下，濟南兩派造反組織以聯合成立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的方式進行了聯合奪權，奪取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大權。從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出席大會并講話來看，他們的奪權行動獲得了省軍區的支持。山東造反派聯合組織奪取了山東省黨政大權后，迅速組成赴京代表團向中央匯報奪權情況。

　　二月十八日晚，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山東赴京代表團，聽取了山東奪權斗爭情況的匯報。二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再次接見山東代表團。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話，指示：山東要建立一個以王效禹為首的領導核心，王效禹從青島到濟南工作；山東省的臨時權力機構必須是革命的三結合，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山東省核心領導小組，臨時代行省委職權，名單報中央批準。二月二十三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共有委員六十余人。五月，根據中央決定，省革委員宣布：王效禹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得志任第一副主任，韓金海、王竹泉、趙修德任副主任。三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斗爭勝利的保證》，祝賀山東省奪權成功。[7]

　　從中我們看到，中央肯定了山東省的奪權行動，要求建立以王效禹為首的領導核心，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組建中共核心領導小組代行山東省委職權。這樣中央就不僅批準了山東省的奪權行動，還對山東省奪權后的領導人及其機構設置作出了明確指示。山東省革委會是在中央批準以后建立起來的。

　?、?對山東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評析。

　　從中我們看到，山東省的奪權行動是從青島開始的。王效禹是青島奪權行動中的風云人物，當時擔任青島市副市長，曾經以市“四清”工作團副團長的身份在嶗山縣搞過“四清”運動，洞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黨內反映出來的嚴重問題。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他又與造反派站在一起，積極支持他們采取的奪權行動。

　　青島奪權成功以后，鑒于濟南造反派在奪取本市黨政大權以后，籌劃奪取省委、省人委大權的過程中出現了分裂，形成了兩大派組織，還爆發了嚴重沖突。在這種情況下，王效禹帶領青島造反團到達濟南，耐心做好兩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們從大局出發，聯合起來進行奪權。在王效禹及其造反團成員的說服下，濟南兩派終于能夠拋棄前嫌、聯合起來進行了奪權斗爭，奪取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大權。不論是奪權還是建立革委會，都是在報經中央批準以后采取的行動。由于王效禹在山東省奪權和建立革委會中做出的突出貢獻，也就成為新成立的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首要人選。

　　我們注意到，山東省在奪權行動中雖然出現了濟南兩派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最終在王效禹等人的勸說下兩派實現了和解，進行了聯合奪權。這反映出山東濟南兩派還是以文革發展的大局為重克服派別紛爭的。王效禹作為青島市的市級領導干部，積極支持造反行動，和造反派一起進行奪權斗爭，在領導干部隊伍中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軍隊這個時候也沒有支持保守派，打壓造反派。這樣革命干部、造反群眾和軍隊干部在奪權行動中站在了一起，這樣就為進行奪權、建立革委會創造了有利條件。三結合的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至于后來軍隊在支左行動中支錯對象，與省革委會的矛盾激化，這是后話。[8]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我們首先對貴州省造反派群眾奪權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簡要介紹，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評析。

　?、?貴州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概況。

　　貴州省雖然處于西南邊陲，但在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也迅速掀起了全面奪權風暴。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以高級領導干部的身份走在了奪權行動的前列。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貴州的奪權，是通過原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進行的。李再含原為貴州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他很早就開始批判貴州省委，曾公開聲稱要“反戈一擊，站在造反派一邊，造走資派的反。”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李再含在與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出現分歧的情況下，沖破阻撓直接向中央發出十八份電報，系統地向中央報告了貴州文化革命的情況，包括群眾運動、紅衛兵情況、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等。王力認為李再含是部隊中少見的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并向毛澤東作了推薦。毛澤東了解了貴州文革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李再含在文革中的行動予以肯定。[9]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親自批閱過李再含向中央發出的電報。

　　一月二十日，李再含向總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組發報，反映貴州某造反派負責人及其總部的若干問題。毛澤東于一月二十一日在李再含的這封電報上作了批示：

　　總理：

　　似應將李再含、軍區司令員、省委個別革命干部及若干群眾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領袖，共若（約）十幾人，找來北京，加以研究、確定政策，然后叫他們回去執行。請與文革小組商量決定。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個省、市似可都照這樣辦，一個一個地解決。

　　李再含如約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組處得到了關于奪權的具體指示。[10]而后，李再含回到貴州，向貴州造反派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關于奪權的指示，和他們一起來籌劃貴州省的奪權行動。

　　一月二十五日，貴州省的造反派奪了貴州省委、省人委和貴陽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一月二十六日，《新貴州報》發表《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宣布：“為保證貴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向全省人民莊嚴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貴州省委、省人委、貴陽市委、市人委等黨、政、財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貴州的奪權得到了當地駐軍的支持。一月二十六日，部隊配合造反派，包圍了保守派群眾組織所在地，逮捕了其領導人。二月二日，貴州省軍區組織大規模的游行集會，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省軍區的主要領導人連續五次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11]

　　我們看到，在奪取貴州省委、省人委大權的過程中，貴州造反派還獲得了當地駐軍的支持。省軍區主要領導人多次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這是奪權行動能夠成功和革委會得以順利建立的必要條件。

　　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看到貴州造反總指揮部的通告后批示：“恩來同志：這個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發表？新近搞的那個文件，待他們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發表，作為第二篇。如何，請酌。”二月一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通告，并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稱貴州的奪權是“西南地區在隆冬季節響徹云霄的第一聲春雷”。一月二十八日，貴州省造反總指揮部發出通告，限令原貴州省委書記、副書記、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內到省市造反總指揮部報到，聽候處理。二月三日，貴州省造反總指揮部發出“十項通令”，提出對領導干部實行“抓、罷、提、留、調”的五字方針，這個方針為甄別干部、提拔重用造反派定下了調子。

　　二月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任主任，張明任副主任。[12]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在中央批準后成立了。李再含本來就是省軍級領導干部，率先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在貴州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突出貢獻，因而成立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后，由他擔任主任就成為鞏固和擴大貴州文革成果的必然選擇。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及其名字的最后確定是通過新聞稿的發表公之于眾的。

　　二月十七日，陳伯達向毛澤東報送四份新聞稿，分別是：《貴州革命造反派舉行盛會慶祝貴州省臨時權力機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告全省人民書>》、《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誓師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和《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斗爭的經驗》。陳伯達在送審報告中寫道：“貴州省材料四份，內容較豐富，關于三結合的經驗也說得好。請主席審閱。如認為可以發表，名稱是否簡稱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請批示！”二月二十日，毛澤東批示：“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請你們在四份材料一律改過來。”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送審的前三篇新聞稿；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送審的第四篇新聞稿。這四份新聞稿中的“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一詞，發表時均改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13]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貴州省的奪權行動是在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后，由李再含組織貴州造反派主動出擊，在當地駐軍支持下，才取得成功的?！度嗣袢請蟆钒l表社論大力支持貴州省的奪權行動。造反派奪取了貴州省委、省人委的大權，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在報經中央批準以后以新聞的形式宣布的。

　?、?對貴州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評析。

　　貴州省雖然處于西南邊陲，經濟、文化并不發達，但是在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上卻進行的比較順利，走在了全國文革的前列。不論在奪權行動中還是建立革委會的問題上，都是在中央批準以后進行的。貴州造反派之間盡管也存在著矛盾，但是在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時候沒有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互相進行爭斗并爆發大規模沖突。以李再含為代表的省級革命領導干部站出來了。造反派是在李再含等人的組織和領導下進行奪權斗爭的。造反活動又獲得了當地駐軍的支持，幫助造反派，反擊保守派。這些因素就構成了貴州省奪權行動以及革命委員會順利成立的必要條件。

　　這樣看來，奪權行動和革委會的成立能否順利進行，主要取決于群眾組織之間是否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有影響力的革命干部是否站出來、當地駐軍是否支持以及成立革委會的時候是否在三結合上及時達成一致意見。貴州省在奪權行動和革委會的建立上比較好地處理了這些問題，通過革命的大聯合奪取了貴州省委、省人委的大權，又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正是因為這樣才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奪權和建立革委會任務的。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我們首先對山西省造反派群眾奪權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簡要介紹，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評析。

　?、?山西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概況。

　　山西省的奪權運動是在副省長劉格平的領導下進行的。劉格平是回族人，早年參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四月在領導慶云縣民工暴動中被捕，后轉押于北平草嵐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執行上級組織決定，履行獄方手續，在報紙上刊登自首、反共啟示出獄，劉格平是僅有兩個未履行手續出獄的人之一。劉格平寧可將牢底坐穿而不在報紙上發表反共聲明的態度，表達了共產黨人寧死不屈的堅定信念，在黨內聲名赫赫，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康生電召劉格平進京，向他了解當年草嵐子監獄斗爭以及山西文革的發展情況。十二月底，江青又電召劉格平進京，動員他積極參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回山西站出來當第一把手”，“領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據王力說，毛澤東很欣賞劉格平，曾說過：山西就讓劉格平搞吧！把劉格平調到北京來，了解一下他的情況，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委托王力、關鋒在北京飯店與劉格平談話，要劉回山西去參加文革，把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爭取領導干部站出來，把山西革命和生產的大權掌握起來。[14]

　　這個時候山西省的文化大革命又是如何進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即便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也沒有什么變化。[15]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造反派多次沖擊省委，批斗省委領導人。十二月下旬，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廣場和杏花嶺體育場相繼召開十萬人和二十萬人大會批斗陶魯笳、衛恒、王謙、王大任。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反派又沖擊了《山西日報》社，查封了辦公室、編輯部。十二月二十七日勒令該報?？?。二十八日，強行查封了報社。一九六七年元旦，紅聯站、太原工學院紅旗戰斗隊搶占了太原市有線廣播站。由于山西省委機關不斷被沖擊，省委領導人頻繁被揪斗，省委的工作基本陷于癱瘓。[16]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造反派雖然批斗、沖擊省委領導人，查封報社，搶占廣播站，但還沒有發展到奪權階段。

　　中央文革小組與劉格平談話后，一月六日，劉格平回到太原，召集山西省軍區政治委員張日清等開會，傳達中央指示，開始組建取代省委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這個小組由劉格平、張日清、袁振（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太原市委第一書記）、劉貫一（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守中（省委委員、太原市委書記處書記）組成，劉格平任組長，張日清任顧問。一月七日，張日清向毛澤東、林彪及中央軍委發電報，請求允許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月十日，劉格平、劉貫一、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袁振、陳守中與山西太原造反派組織串連，并向社會公布了他們五人聯名寫的揭發省委、策動奪權的“五人大字報”，題為《請看！以衛恒、王謙為首的鉆進黨內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一月十二日，劉格平、張日清等人召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山西革命工人野戰兵團、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北航播火兵團、首都赴晉造反大隊等三十五個群眾組織的頭頭開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會后，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調動一萬余人，連夜搶占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機關，搶奪印章、檔案，查封辦公室，查抄省委領導人的家，抓捕扣押省、市黨政領導人。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自即日起由本指揮部接管。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我們于元月 12日夜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和抄了一些壞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槍支、彈藥和黑材料，徹底搗毀了反黨分子的巢穴。這個反造得好！好得很！”[17]

　　對于他們的奪權行動，山西省委又是如何應對的呢？是不是就這樣將省委權力交出去了呢？

　　一一二奪權后，山西省委多數領導人表示，沒有中央的指示，堅決不能把權交給造反派。一月十八日，省委書記處書記趙雨亭和省委常委劉開基在北京向華北局反映山西的奪權情況，堅持認為奪權和五人大字報是錯誤的。[18]

　　從中可以看到，面對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山西省委不僅對造反派的奪權行動進行抵制，還向華北局表達了他們對于奪權的不滿。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卻對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予以熱情支持。

　　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接見山西造反派代表，明確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奪權，王力說：“我們支持這樣一個行動，我們支持山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從衛恒、王謙、王大任手里奪權！”王力在講話中還說：“要改變一個觀念——有了什么問題都要求省委解決，這沒有必要，那等于要他們的命嘛！你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們可以依自己的意見去改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單，一句話：要奪權！”一月二十二日，林彪批準張日清《關于軍隊參與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請示報告》。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山西造反派奪權的消息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通告全文，并配發題為《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社論中說：“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為全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斗爭創造了新的經驗。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干部為全國革命的領導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奪權斗爭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19]

　　在中央肯定了山西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以后，山西各地迅速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浪潮。

　　從一月十三日起，太原造反派對省直各單位都實施了奪權行動。至十八日，相繼奪取了《山西日報》、山西人民廣播電臺、太原電信局等四十多個單位的權。一月二十日，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又發動第二戰役，進一步奪取了電力、自來水、鐵路交通等部門的權。到月底，省級領導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奪權基本完成。二月一日和七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又發出第二號、第三號通告，號召在“全省范圍內展開全面徹底的奪權斗爭”。至二月底，全省各地、市、縣黨委和人委及數以萬計的企事業單位全部被奪權。在山西各地權力紛紛被奪取的情況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自一月十二日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關押、看管，于一月二十九日夜間自殺身亡。

　　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聯合召開山西革命組織代表大會。會議選舉產生山西省革命委員會，選出委員245人，常委27人，劉格平任主任，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郭永彪、謝振華、焦國鼐、陳永貴為副主任。[20]

　　這樣在大聯合奪權的基礎上，召開了山西革命組織代表大會，選舉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報經中央批準后，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了。

　?、?對山西省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評析。

　　山西省雖然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但是從一月上旬開始籌劃奪權到三月中旬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尖銳對立的兩大派組織，同時省級干部隊伍中也有人主動站出來積極支持造反運動，因而總的來說還是比較順利地進行了。

　　我們注意到，山西省的奪權行動是在劉格平組織下進行的。劉格平是山西省副省長，革命資歷老，是較早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省級領導干部。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也是支持造反派的，為此還遭到了一些人的攻擊。[21]省級領導干部積極支持造反運動，是進行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推動力。

　　至于省委第一書記衛恒自殺，當然是令人惋惜的。雖然他受到批斗，但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反復要求他們正確對待群眾的情況下，他不僅沒有對以前的錯誤進行深刻反省，站出來支持群眾的造反行動，而是仍然無動于衷，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這種情況下，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又有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呢？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既然共產黨員要為黨犧牲一切，那么面對蓬勃發展的群眾運動，又怎么會以自殺來了此一生呢？

　　由此看來，山西省能夠比較順利地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既是由于省級革命領導干部對于造反派的支持，又是因為山西造反派在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沒有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傮w上來說，不論是在奪權過程中，還是革委會的建立上，革命干部、軍隊干部和群眾組織能夠進行較好的配合，通過大聯合奪權，在三結合的基礎上建立革命委員會。山西省革委會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當然，后來劉格平與張日清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則是后話。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我們首先對北京市造反派群眾奪權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簡要介紹，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評析。

　?、?北京市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概況。

　　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高校最集中的城市，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就是從北京形成并迅速遍及全國的。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鑒于北京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北京的奪權及革委會的建立又直接影響到文革發展的大局，因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北京的奪權及革委會的建立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防止在這個問題上出現混亂，避免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北京的奪權行動包括對于黨中央、國務院部委的奪權和對于北京市委、市人委及其下屬部門的奪權兩部分。這兩種奪權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奪權以后就要建立革命委員會。我們先看北京的奪權行動。

　　北京的全面奪權風潮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以后出現的，各高等院校及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卷入了這場奪權運動。

　　一月十二日、十四日，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聯合北京廣播電臺的一些人，兩次奪了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權，并違背中央指示，在電臺九次播送《奪權宣言》。

　　一月十五日，北京輕工學院紅色造反委員會的井岡山戰斗兵團到第一輕工業部奪權，發表了《關于接管第一輕工業部的通告》。當戚本禹接見他們時，問道：“你們準備如何干？”學生回答：“我們要監督輕工業部的工作，監督輕工業部的財政開支，我們當部長當不了。”戚本禹是支持他們奪權的，看到他們信心不足，就勉勵他們說：“那不一定，要破除迷信。青年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能干嘛！不要當官，但要關心國家大事，掌握國家命運。行！你們這樣干，行。”

　　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在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支持下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政法公社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公社的造反派聯合發出的《重要通知》中說：“為了誓死保衛毛主席，為了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了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為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為了維護社會治安，我們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鄭重宣布：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特此通告。”謝富治于當天下午五時，在公安部禮堂接見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造反派時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動，你們的行動好得很！你們干得對！干得勇敢！你們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辦事的，你們辦得好！我們公安部全體革命同志熱烈地歡迎你們！堅決地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此事后來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二月十一日，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

　　一月十八日，有幾批造反派先后到北京市委奪權。由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首都職工紅色造反總聯絡站、一機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及北京市委的造反派等組織宣布接管北京市委的一切權力。一月二十日，造反派又到北京市人委奪了權。參與一一八奪權的一些組織成立了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斗爭委員會。一月十八日晚，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人民大會堂與北京左派學生、機關干部召開的座談會上，鼓動學生參加奪權行動。周恩來說：“今晚已有三十多個單位的造反派去（北京市委）奪權了，進駐了市委大樓，祝賀他們奪權的勝利。……北京市范圍很廣，奪權斗爭不能一下子解決。首先要吸收廠、礦職工參加全市職工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大專院校、特別是綜合大學像北大、清華等，對北京市的奪權斗爭應多負一些責任。”

　　一月十九日，北京大學紅旗兵團與華北局機關造反派聯合宣布奪了華北局的權，但很快被中央所制止。同日，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接管了第一機械工業部。

　　一月二十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戰斗隊和財政部的造反派一起奪了財政部的權。二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介紹財政部奪權的經驗。同日，周恩來派聯絡員向財政部下達指示：財政部的業務權不能奪。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來親自接見參加財政部奪權的造反派，嚴厲地批評了造反派。他說：“你們要走上邪路”，“走到了危險的邊緣”，并指出：“財政大權是黨中央的”，“財政大權只能監督不能奪”。“財政部的黨組要恢復”；“方毅、姚依林是黨的好干部，是我下命令保護他們的，通緝令要取消，是對我下的通緝令，對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靠邊站，一概打倒，……你們這樣做，我們怎么能信任你們，支持你們？”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當場下令將抵制不能奪業務權命令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逮捕。[22]

　　從中可以看到，為了文革的有序進行，在奪權問題上還是作了必要的限制。奪權，只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取得對業務的監督權，對于公安、財政、外交、國防等部委的奪權采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這表明中央既鼓勵奪權，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又并非對奪權放任不管，任憑造反派自由行事。由此看來，支持造反派進行奪權，是將文革推向前進的必要手段；同時對奪權行動予以必要的限制，則是為了保證奪權行動的有序進行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

　　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在他們之間出現了激烈的斗爭。這在《北京日報》社的奪權上表現了出來。

　　一月中旬，北大紅旗兵團、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師大井岡山等許多組織到《北京日報》社串連，醞釀奪權。一月十八日，師大井岡山支持《北京日報》社星火燎原等組織宣布奪了報社的權，成立了革命造反奪權委員會，并于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奪權宣言》，引起其他三十多個組織的不滿。一月十九日，以北航紅旗駐《北京日報》聯絡站為首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調集千余人，對《北京日報》社進行“二次奪權”，于二十四日發出通告，宣布《北京日報》社的“一切大權歸聯委會”。一月二十三日，地質東方紅駐《北京日報》新聯絡站發表聲明：“一、聯委會是虛假的大聯合，原地質駐《北京日報》聯絡站不能代表地質東方紅，聲明退出聯合委員會，并勒令其立即解散。二、目前《北京日報》實權已被以北航紅旗為首的少數人操縱，新生的《北京日報》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新生的《北京日報》必須?？?，它所表現出來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思潮必須徹底批判。”一月二十九日，財金學院八八戰斗隊也聲明退出聯委會，并要求聯委會立即解散。兩派爭執不休，直到三月十二日，《北京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這個時候北航紅旗和地質東方紅在《北京日報》社的奪權上出現了分歧和矛盾，后來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斷發展和擴大，進而演化為天派和地派之間的激烈斗爭。這是后話。

　　一月，《人民日報》社的奪權活動被中央制止，但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將北航紅旗韓愛晶派去奪權的吳介之委任為《人民日報》群眾監督小組的組長。

　　一月十九日，教育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紅旗兵團等組織的支持下奪了教育部的權。二十日，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師大井岡山等組織的支持下又搞了反奪權。二月二日，兩派在教育部發生武斗，數百人被打傷。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石油學院、礦業學院等校造反派參加的國家計委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奪了國家計委的文化革命領導權，并對計委的業務工作實行監督。

　　二月十日，北京水電學院紅衛兵、工農子弟兵參加了水電部系統二十七個組織組成的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布奪取水電部的“黨、政、財、文一切大權”，“解散水電部黨委，解散水電部政治部”。二月二十五日后，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革命造反委員會將奪權通告修改為“從2月10日起，水利電力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水電部革命造反委員會領導，責成水電部革命造反委員會行使職權。從2月25日起，行政業務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進行監督。”[23]

　　我們注意到，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分歧和矛盾。由于雙方斗爭的大方向一致，解決這些分歧和矛盾就要以大局為重，克服風頭主義、山頭主義傾向，著重檢查自身錯誤而不是專注于批評別人，以便在民主協商中化解矛盾，取得一致意見。遺憾的是，造反派在奪權斗爭中仍然是我行我素，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

　　從中央的要求來看，造反派應該進行大聯合奪權，而不能由少數造反派單獨行事。這種大聯合不僅是造反派學生的大聯合，還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內各界造反派的大聯合。這就要首先召開各行業的造反派代表會議，在本行業聯合的基礎上，再召開全體代表大會，實現造反派的大聯合。

　　一月二十二日，北航紅旗為爭得在北京市奪權的有利地位，扣押了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德。當天陳伯達、江青給北航紅旗打電話說：“……起草一個決定，不必開誓師大會，考慮準備北京市工農兵和革命師生代表大會，組織市人民政府。不一定要用市長這一形式。標語和傳單都暫不印，轉告其他組織。工農兵都要派代表參加，哪些可以接管，用什么形式，應交給代表大會研究。立即放吳德同志回去，監督其工作。代表大會馬上準備，工農兵代表大會不能交給這一派，也不能交給那一派。北京市學校比例可以多一點，可以搞主任輪流主持會議。接管問題可在會上充分討論。”

　　一月二十四日，陳伯達接見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他在談到奪權問題時說：“建議你們工農兵學商開個臨時聯席會，籌備一個比較大范圍的工農兵學商的代表會議。”一月二十六日，陳伯達、江青等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時，陳伯達又提出：“跟同志們商量一下，搞一個工農代表大會……你們看條件成熟不成熟？”聽了陳伯達的建議，學生們齊聲高喊：“成熟！”學生們接受了陳伯達的建議，江青在講話中就實行大聯合奪權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她說：“大聯合不是為聯合而聯合，是為奪權而聯合……我說還是在三個司令部的左派隊伍基礎上聯合，不要讓別人認為三個司令部不起作用了。”

　　造反派聞風而動。師大井岡山和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紅衛兵聯隊等組織在民族文化宮開會，策化奪權事宜。會后，以師大井岡山和學部聯隊的名義，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建議信，建議迅速成立以戚本禹為總指揮的北京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來領導北京市的奪權。由地質東方紅的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學院召開了造反派組織頭頭會議，商討成立北京工農兵聯合奪權指揮部，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

　　一月二十五日，三司發出關于迅速成立工農兵聯絡站的倡議，發表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告北京市革命造反派書》。

　　一月二十七日，由北大、清華、地質、師大及北京市大中學校、工礦企業共二百多個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發出緊急倡議，提出：“迅速召開北京市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從走資派及一小撮頑固推行反動路線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奪回北京市的領導權。”由于觀點和利益的分歧，各造反派之間矛盾重重。二月六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農機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師院革造等一些組織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一月下旬，在一片奪權鼓噪聲中，北京各主要大學的造反派紛紛招兵買馬，聯合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成立了好幾個全市性的奪權籌備組織——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斗爭委員會、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總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籌備處、首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農兵聯絡站、首都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總部等。各派系之間你爭我奪，各不相讓，但實際上誰也沒有能力承擔起北京市的奪權任務。[24]

　　我們看到，雖然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以召開工農兵學商代表大會的方式實現大聯合奪權，造反派也成立了若干個全市性的奪權籌備組織，但是當時北京的造反派仍然是矛盾重重，難以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實現奪權，這樣就使革委會的成立遇到了很大困難。如何能夠整合造反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起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不僅關系到北京市的文革走向，也會對全國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沒有讓在造反派中呼聲很高的戚本禹來領導北京市的奪權和革委會的籌備工作，而是點名叫資格老、威望高、在北京各界有較大影響而又積極支持造反派的謝富治、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來主持籌備北京市的奪權和革委會的成立。

　　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時說：“最近正在考慮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這個意思，要進行籌備，要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它?，F在中央文革在討論，由謝副總理負責。謝副總理是各部第一個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組織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來籌備。”

　　二月一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與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斗爭委員會宣布合并，改稱北京人民公社，并于當天發表北京人民公社籌委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這一合并后來因觀點分歧而作廢。

　　二月七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與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總部、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聯合，成立了新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25]

　　毛澤東要謝富治、傅崇碧主持進行北京的大聯合奪權和建立革委會，不是沒有原因的。謝富治、傅崇碧是出身于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是中央省部級一把手中率先起來支持群眾造反的，傅崇碧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他們兩個都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謝富治還擔任副組長。這樣謝富治以革命領導干部、傅崇碧以軍隊代表的身份參加到北京市大聯合奪權和革委會的籌備工作中。

　　根據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謝富治在講話中為北京市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二月九日，謝富治向北京紅衛兵談大聯合的奪權問題時說：“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學生搞學生，農民搞農民，然后大聯合。”“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不承認。”二月十日，謝富治又說：“過去也曾講到，要成立一個過渡式的統一組織。但是根據中央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和文化大革命的參謀部——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要有三方面的代表：革命左派、革命干部和解放軍。……要搞一個臨時籌備委員會，或叫籌備小組。……上海有個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現在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根據謝富治的講話精神，二月十三日，北京奪權斗爭委員會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達成四條協議：

　　一、按系統組織代表（工人、學生）；

　　二、北京奪權斗爭委員會保持現狀；

　　三、學生由一、二、三司等組成紅衛兵代表大會領導，凡參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一律撤出；

　　四、由三個工人組織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派一個工人組織組成四人小組，負責召集工人討論籌備工人代表大會的問題。

　　二月十五日，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講話說：

　　“北京市的奪權和其他各省市不一樣，北京市已經奪了一次權。奪了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趙凡、陳克寒等的權，是在毛主席指導下奪的。李雪峰、吳德等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現在是第二次奪權，與各省市不一樣，各省市是第一次。……北京不一定用‘公社’這個名字?，F在農村有公社，還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個公社?，F在北京搞的傾向革命委員會。……現在要搞三結合權力機構。”

　　二月十七日、十八日，謝富治接見奪權斗爭委員會等組織，與造反派討論準備參加奪權的干部問題。二月十九日，戚本禹向造反派介紹準備參加奪權的干部，他說：“市委的吳德、劉建勛、丁國鈺、高揚文、李清泉是比較好的，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可以工作的”，“今后要揪他們，要經過謝副總理批準，這是中央委托他做的。”

　　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成立。紅代會的領導機構為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組成的核心組。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決定，周景芳以謝富治、戚本禹的代表身份，主持籌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三月五日，謝富治等人向毛澤東報告說：“中央文革指示我們幾個人負責籌備北京市的奪權工作。經過一個月的醞釀協商，準備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臨時權力機構——北京市臨時革命委員會。如主席、中央同意，我們擬在本周召開會議，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毛澤東于三月九日將報告批給周恩來：“工人代表大會還沒有開，中學和農民的代表大會還無消息。開全市代表大會并選舉革委會，似以在三月下旬為宜。”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致河南省軍區黨委的一份電報中通報了毛澤東關于北京市奪權問題的指示：“主席最近對北京市指示，奪權不要匆忙，先做好充分準備，開好工、農、學的代表大會。”

　　三月十九日，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簡稱農代會）成立。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會議（簡稱工代會）成立。三月二十五日，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成立。

　　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謝富治任主任，吳德、鄭維山、傅崇碧、聶元梓等人任副主任。同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黨、政、財、文各項大權，從即日起歸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革委會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埋葬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批判斗爭大會，八萬人參加。彭真、劉仁等被揪到會場批斗。[26]

　　我們看到，謝富治依據毛澤東關于大聯合奪權和建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指示，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通過召開工人、農民、學生等各行業的代表會議，首先實現了各行業的大聯合，而后在此基礎上，又召開全市代表大會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曾經解散（改組）了北京市委，重組了市委領導班子，這次就根據北京市的領導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及其態度來確定將誰結合進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在征求意見和民主協商，報經中央批準后才建立起來的。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就這樣奪取了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對北京市從奪權到革命委員會建立的評析。

　　以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前為朱成昭）為代表的首都五大紅衛兵領袖，是在紅衛兵運動中逐漸形成的。自從一九六六年國慶節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后，造反派紅衛兵隊伍迅速壯大，逐漸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也發展起來，在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最終埋下了后來天派和地派紛爭的嚴重隱患。

　　首都紅衛兵先后成立了一司、二司和三司組織，一司、二司帶有濃厚的保守色彩，三司則是由造反派紅衛兵組成的。雖然江青提議由三個紅衛兵組織中的左派聯合起來進行奪權，但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還是聯合不起來，這個愿望最終也沒有能夠實現。不僅如此，即便是工人、農民以及其它行業的造反派也是這樣。當時雖然成立了幾個全市性的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局部聯合，但是卻在大聯合的過程中舉步維艱，沒有形成全市性的、公認的、有權威的造反派大聯合組織。

　　由于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市奪權及革委會建立的如何會對全國文革產生重要影響，因而為了保證北京文革的有序進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才決定由謝富治、傅崇碧主持北京市的奪權和革委會建立工作。先召開學生、工人、農民等各行業的代表會議，而后再召開代表大會，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便在大聯合中奪權。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北京市的領導干部進行甄別，將支持文革以及業已改變對待文革錯誤態度的領導干部結合進新成立的革委會中。這就要實行革命干部、群眾和軍隊干部三結合，通過與群眾協商提出革委會人選草案，報經中央批準，再選舉產生革委會的正式人選。這樣做不僅尊重了群眾的造反精神，反映了造反群眾的意志，同時也從程序上服從了黨中央的領導，保證了奪權和革委會建立的有序進行而不致于造成嚴重混亂。

　　從中不難看出，北京市的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是在毛澤東指導下進行的。在謝富治、傅崇碧主導下，不僅召開了學生、工人、農民等行業的的代表會議，實現了大聯合奪權，還在中央批準后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完成北京市的奪權任務、建立革委會，也是為各地正在進行的文革提供借鑒，以便早日完成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任務。當然，即使成立了革委會，并不是問題都已解決了，后來發生的天派、地派的激烈爭論以及造反派的武斗就為此作出了說明。

　?。?）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率先成立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研究我們看到，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山西、北京六個省市奪權以后，率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第一批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省級行政區。就省一級來說，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已有二十多個省奪權，[27]但是為什么除了這六個省市以外，其他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就是建立不起來呢？

　　本來，毛澤東預計從奪權到成立省級革命委員會，需要三個月（即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的時間就可以看出眉目了，后來由于形勢的變化又進一步延長到五月份。他認為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來了。[28]

　　但是形勢的發展又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除了以上六個省市外，其它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還是建立不起來，毛澤東在與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后，中央就在著重大聯合的問題，但未得奏效。后來發現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勢力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還要分。所以現在中央的態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29]

　　由此可以看出，其它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建立不起來，是有原因的。因為這些省市自治區的各個階級、政治派別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具體在干部、群眾與軍隊之間以及各自內部的重重矛盾中反映出來，其極端形式就是彼此之間發生的武斗和暴力沖突。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山西、北京這六個省市奪權后，卻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四月中旬這六個省市奪權后能夠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員會，不是沒有原因的，具體表現如下：

　　原因之一，在奪權和革委會建立前，這些省市造反派勢力比較強大，能夠基本維持統一，沒有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不論是紅衛兵還是工農群眾造反派，在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具有比較強大的勢力（比如上海的工總司），能夠基本上維持統一的局面，沒有發生嚴重的分裂，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不論是在造反派內部還是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斗爭中，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激烈斗爭，特別是嚴重的武斗。當然，這不是說這六個省市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以及造反派內部沒有尖銳的矛盾，沒有出現過激烈斗爭，也并不是說革委會建立以后這六個省市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以及造反派內部不會出現嚴重的分裂和武斗，而是說當時這種斗爭不論是在規模還是激烈程度以及對文革發展的影響上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沒有對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造成嚴重影響。至于后來他們之間產生的分裂和武斗是不會對于此前革委會的建立造成影響的。因而這六個省市造反派力量的強大以及在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沒有發生嚴重分裂，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以及造反派內部沒有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就構成了這六個省市能夠建立革委會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六個省市不論是在奪權還是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都有革命領導干部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以奪權、建立革委會核心人物的形式起作用。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在奪權、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山西的劉格平，山東的王效禹，貴州的李再含，黑龍江的潘復生，北京的謝富治，他們在奪權和建立革委會之前都是省廳級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在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主動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行動，投入到全面奪權和革委會建立的斗爭中。由于他們是高中級領導干部，在當地黨政軍機關工作，具有較高的聲望、豐富的斗爭經驗、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和組織動員能力，這樣不僅可以處理好不同政治力量和派別之間存在的矛盾，消除彼此的分歧，還能夠將他們凝聚起來通過大聯合進行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樣他們就在本省市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中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

　　原因之三，軍隊在六個省市奪權和革委會建立中支持造反派，沒有支持保守派。這樣也就沒有像其它地方許多支左部隊那樣犯方向路線錯誤。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看到，不論是在奪權還是革委會的建立中，軍隊在六個省市支持造反派，沒有支持保守派。即便有的地方造反派自身力量比較強大，是自己和革命領導干部一起進行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但是軍隊沒有在奪權和革委會建立中支持保守派，實際上就是以特殊形式支持了造反派。上海工總司與革命干部相結合，即便在沒有軍隊干部直接支持的情況下，也實現了奪權、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是支持造反派的。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也是支持造反派奪權的。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積極支持了造反行動，成為貴州省革命領導干部的楷模。黑龍江造反派的奪權得到了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大力支持。謝富治任副組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任組員的首都工作組是進行文革的堅強后盾。在六個省市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中，軍隊支持造反派大聯合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而沒有像其他許多省市自治區支左部隊那樣支持保守派，打壓造反派，犯方向路線錯誤。這樣就為正在進行的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

　　原因之四，六個省市執行了中央奪權和革委會建立的方針，是在中央批準后成立革委會的。能不能建立革命委員會，不是省市自治區造反派自己說了算，而是要經過中央批準的。[30]省市自治區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時機是否成熟，也不是來自于中央的主觀愿望，而是由當地斗爭形勢和政治力量的狀況所決定的。六個省市執行了中央大聯合奪權和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在此過程中不斷向中央請示匯報，在中央指導下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奪權和建立革委會的任務。這不僅表現在新成立的權力機構的名稱上，還表現在與群眾組織的關系，以及如何成立革委會的方法上。六個省市不論是在奪權還是革委會的建立上，不僅踐行了中央的方針，還及時就具體問題向中央請示匯報，又是在中央批準后成立的，因而不論是在斗爭策略還是程序上都是正義的，按照原則行事的。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六個省市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奪權和建立革委會，決不是偶然的。這是由于這六個省市造反派的力量比較強大，沒有發生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以及造反派內部大規模的激烈斗爭，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干部站了出來，作為核心人物積極支持奪權和建立革委會，軍隊大力支持造反派奪權和建立革委會，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以及這些省市革委會是在當地斗爭形勢穩定的情況下，經中央批準后才成立的。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這六個省市不僅實現了奪權而且還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革委會，成為第一批建立革委會的省級行政區。這對于各地奪權和革委會的建立無疑起到了示范和帶頭作用。

　　5、一月革命引發全面奪權風暴中的幾點認識。

　　以上海工人造反派為主力軍的一月革命引發了全面奪權風暴，全國掀起了從下到上的奪權運動，將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由此我們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月革命發生的必然與偶然。一月革命是在全面奪權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開了全面奪權的先河。上海發生一月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這個必然性又是通過上海市委打壓工人造反派這一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從歷史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一月革命并不是在有人著意策劃下發生的，而是文革發展到工廠、農村后，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臺的必然結果?！段膮R報》、《解放日報》奪權后，毛澤東以這一事件為突破口，肯定并大力支持上海的造反行動，批準了上海市的奪權。[1]上海一月革命就是這樣成為奪權的樣板，推動了各地正在進行的奪權行動。

　?。?）全面奪權階段是在激烈斗爭中不得不延長的。本來，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毛澤東預計用三個月（即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奪權、建立革委會，后來又不得不延長至五月份，[2]實際上卻用了二十個月才完成了奪權、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建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斗爭更為激烈，形勢更為復雜，矛盾更為尖銳，甚至發生了大規模武斗的緣故。具體表現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及其各派內部出現的分裂與斗爭，大部分支左部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領導干部隊伍的抵制與抗衡，以及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干擾與破壞，最終導致奪權、建立革委會的時間不得不進一步延長了。

　?。?）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通過四條戰線指導、管控全面奪權行動。

　　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的。即便如此，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文革也是處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導、管控之下，而不是任其發展的。為了將文革納入既定軌道，黨中央依靠四條戰線指導、管控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一條是中央文革小組，一條是《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一條是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一條是開展反右糾“左”的斗爭。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在黨內處于中央書記處的地位，[3]是具體負責文革的中央機構，與各地造反派保持著密切聯系。中央關于文革的方針政策是通過《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向社會上發布的，指導著文革的前進方向。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不僅進行支左，支持工農業生產，還對混亂單位和地區實行軍管、軍訓，推動文革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防止局勢惡化，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全面奪權階段，文革面臨著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干擾和破壞，中央果斷發起反右糾“左”的斗爭，使文化大革命沿著既定的軌道前進。因而文革雖然不是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進行的，但是中央并非對于文革放任不管，任其發展，而是通過這四條戰線指導、管控著文化大革命，進行著全國性的反修防修演習。[4]

　?。?）對于奪權和革委會建立的嚴格規定。奪權，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以及對于業務的監督權。[5]不論是中央部委還是各地奪權，都在范圍上作出了嚴格限制。中央的權、黨的領導權不能奪，政府的財經、公安、外交、國防大權也是不能奪的。重要科研單位、國防工業部門以及邊疆地區等單位和區域，在奪權上也是作出嚴格限制的。[6]即便有時在奪權行動中超出了限制，也及時作出了糾正。至于軍隊奪權范圍更是作出了嚴格的規定。這是因為既要實現奪權，又要盡可能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正常秩序的需要，是文革發展的邏輯使然。同時，中央要求實行大聯合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中央批準后作為新的權力機構行使職權。這樣就對中央和各地奪權以及革委會的建立作出了嚴格限定。

　?。?）走資派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中的定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包括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走資派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屬于階級矛盾，走資派既然屬于階級矛盾，那么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中到底屬于哪一類矛盾，還是要從毛澤東關于階級矛盾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論述入手，才有可能做出正確的界定。毛澤東認為，階級矛盾有對抗的和非對抗的兩面，人民內部矛盾包括著階級矛盾。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一般來說，階級矛盾仍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是非對抗性的。[7]從這里可以看出，雖然有些走資派屬于敵我矛盾，但是大多數走資派還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這樣就界定了走資派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中的地位。弄清這個問題，對于正確對待和處理走資派，保證文革沿著正常軌道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這就要求在實際行動中，既要反對保守派實行的保守主義，又要反對造反派中存在的激進主義，防止這兩種錯誤傾向危害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要注意全面奪權階段前期與后期中央政策的重大區別。中央政策在全面奪權階段的前后期是存在明顯區別的。前期進行鼓動造反，后期則是建立新秩序，從形式上來看兩者似乎又是矛盾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還是由于前后期面臨的形勢的不同造成的。前期處于全面奪權的起始階段，是鼓勵造反派進行斗爭，后期則是在奪權以后，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解決造反派之間的紛爭，制止造反派的過激行為，建立新的秩序，實現局勢的穩定。弄清中央在全面奪權階段前后期政策的不同，對于理解中央對待造反派態度的變化，以及深入認識全面奪權階段的斗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以上幾點認識，既是前文研究的結晶，又為我們下文的研究提供指導。通過下文的研究，我們還會將這些認識推向深入，形成系統而又全面的認識，進一步從宏觀上把握全面奪權階段的基本脈絡。

　　二○二三年三月二日

　　文獻索引

　　1、上海的一月革命。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50]，第194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28]，第210頁至214頁。

　　3、《毛澤東傳（1893—1949）》，編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金沖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45]，第719頁至720頁。

　　4、《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9]，第1463頁；[54]，[56]，第1465頁；[72]，第1486頁；[79]，第1465頁至1467頁；[96]，第1468頁；[99]，第1467頁；[135]，第1460頁至1462頁；[136]，第1465頁；[139]，第1465頁；[140]，第1468頁；[144]，第1469頁，1462頁，1468頁，1470頁；[146]，第1367頁，1388頁至1391頁，1460頁至1462頁，1468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3]，第29頁至30頁；[55]，第30頁；[58]，第28頁；[98]，第33頁至34頁；[131]，第51頁至52頁。

　　6、《劉少奇在建國后的20年》魯彤、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二月第一版。

　　[118]，第427頁。

　　7、《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陳丕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16]，第112頁；[17]，第110頁；[18]，[22]，第111頁；[24]，第112頁至113頁；[32]，第111頁至112頁；[34]，第114頁；[36]，第116頁至119頁；[39]，第120頁；[40]，第122頁至123頁；[42]，第123頁；[43]，第134頁；[44]，第127頁至128頁；[47]，第131頁至132頁；[67]，第129頁；[73]，第143頁至144頁；[81]，第80頁至81頁；[82]，第106頁至107頁；[83]，第124頁至125頁；[90]，第140頁至141頁；[92]，第141頁；[93]，第135頁；[94]，第136頁至138頁；[116]，第169頁至173頁；[137]，第4頁至14頁，23頁至31頁；[142]，第142頁至143頁。

　　8、《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第123頁；[7]，第122頁；[57]，第118頁；[66]，[69]，第126頁；[78]，第128頁；[88]，[97]，第129頁；[101]，第130頁；[113]，134頁；[134]，第118頁。

　　9、《<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309頁至311頁；[3]，第310頁；[5]，[9]，第370頁；[10]，[28]，[35]，第371頁；[45]，第372頁至373頁；[75]，第376頁；[120]，第380頁；[125]，第380頁至381頁；[127]，第381頁至382頁。

　　10、《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95]，第532頁至533頁；[112]，第589頁至590頁。

　　11、《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徐景賢著，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4]，第3頁至6頁；[6]，第6頁；[8]，第6頁至8頁；[11]，第12頁；[13]，第12頁至14頁；[20]，第14頁至15頁；[25]，第20頁；[26]，第15頁；[29]，第15頁，20頁；[37]，第21頁；[38]，第21頁至24頁；[59]，第24頁至25頁；[61]，第24頁；[62]，第25頁至26頁；[63]，第26頁至27頁；[64]，第29頁至30頁；[65]，第30頁至33頁；[68]，第33頁至40頁；[70]，第41頁至42頁；[71]，第44頁至45頁；[84]，第45頁至46頁；[86]，第45頁；[103]，第47頁；[104]，第52頁至57頁；[105]，57頁至58頁；[106]，第47頁至51頁；[109]，第59頁至62頁；[111]，第62頁至66頁；[114]，第67至68頁；[121]，第70頁至71頁；[122]，第71頁至72頁；[123]，第72頁至83頁；[124]，第83頁至84頁；[126]，[130]，第84頁；[133]，第85頁至86頁；[138]，第45頁至46頁；[141]，第92頁至105頁。

　　12、《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事實的回憶》，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鄧杰整理，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十二月出版。

　　[12]，第169頁至170頁；[14]，第171頁；[15]，第170頁，174頁；[19]，第171頁；[21]，第172頁，173頁；[23]，第173頁；[27]，第175頁；[30]，第175頁，177頁；[46]，第193頁至195頁；[60]，第188頁至189頁；[74]，第223頁至225頁；[76]，第213頁至215頁；[77]，第216頁至218頁；[85]，第211頁；[87]，第208頁至209頁；[89]錄，第209頁；[91]，第209頁至210頁；[107]，第228頁至231頁；[108]，第233頁至234頁；[110]，第227頁；[115]，第243頁至244頁，227頁至228頁；[117]，第261頁至263頁。

　　13、《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132]，[143]，第287頁。

　　14、《“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1988年10月·北京。

　　[31]，[33]，第74頁；[41]，第231頁至233頁；[48]，第241頁至244頁；[51]，第233頁至234頁；[52]，第234頁至235頁；[102]，第255頁至257頁；[119]，第75頁。

　　15、《紅旗》雜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一九六七年第二期。

　　[80]，第1頁至14頁；[100]，第22頁至23頁；[129]，第13頁。

　　2、各地發生的全面奪權風暴。

　　1、《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333頁至1335頁；[6]，第1468頁；[50]，第1489頁；[52]，第1508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05頁，457頁，572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30頁；[11]，第43頁；[34]，第106；[38]，第107頁至108頁；[44]，第48頁至49頁；[53]，第89頁。

　　4、《周恩來傳》（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4]，第1910頁；[18]，第1917頁。

　　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7]，第114頁；[8]，第115頁；[9]，第116頁；[10]，第117頁；[12]，第126頁；[13]，第127頁至128頁；[16]，第128頁；[17]，第128頁至129頁；[19]，第132頁；[20]，[21]，第137頁；[22]，第139頁；[23]，第141頁。

　　6、《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六一月第一版。

　　[15]，第370頁。

　　7、《<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4]，第400頁；[24]，第402頁至403頁；[25]，第418頁；[26]，第425頁；[27]，第421頁至422頁；[28]，第422頁至423頁；[29]，第410頁至412頁；[30]，第414頁至416頁；[31]，第425頁至427頁；[32]，第409頁至410頁；[33]，第414頁；[35]，第420頁至421頁；[36]，第413頁至414頁；[37]，第427頁至428頁；[39]，第404頁至406頁；[40]，第403頁至404頁；[41]，第412頁至413頁；[42]，第424頁；[43]，第418頁至419頁；[45]，第406頁至407頁；[46]，第416頁至417頁；[47]，第419頁至420頁；[48]，第417頁至418頁；[49]，第407頁至408頁。

　　8、《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51]，第287頁。

　　9、《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第724頁至726頁。

　　3、關于全面奪權階段若干重要問題的分析。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36]，第575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8]，第292頁至294頁；[41]，第293頁；[65]，第322頁至325頁；[73]，第401頁至405頁；[75]，第404頁；[88]，第385頁至389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0]，第173頁至174頁。

　　4、《毛澤東傳（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 金沖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9]，第749頁；[51]，第752頁；[53]，第757頁。

　　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86頁；[3]，第1475頁至1479頁；[28]，第1418頁，1420頁；[32]，[33]，第1489頁；[34]，第1527頁；[55]，第536頁至538頁，717頁至722頁，815頁；[58]，第1229頁至1230頁，1428頁；[59]，第1428頁；[60]，第1352頁至1358頁，1368頁至1384頁；[61]，第1423頁；[62]，第1428頁；[78]，第1428頁；[79]，第1357頁；[80]，第1388頁，1391頁；[81]，第1375頁至1377頁；[83]，第1390頁；[84]，第1469頁至1470頁；[89]，第1490頁，1512頁至1513頁，1515頁，1519頁至1525頁；[90]，第1489頁至1490頁；[91]，第1505頁；[92]，第1490頁，1499頁至1500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6]，第547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9頁，47頁，55頁，61頁；[4]，第36頁，40頁，112頁，122頁，124頁，133頁，140頁，141頁，151頁，158頁，174頁，175頁，183頁，188頁；[6]，第104頁，175頁至176頁，71頁；[7]，第28頁；[8]，第33頁至34頁；[9]，第39頁；[10]，第42頁至43頁；[11]，第55頁至56頁；[12]，第70頁；[13]，第60頁至61頁；[14]，第68頁；[15]，第77頁；[16]，第84頁至85頁；[17]，第106頁至107頁；[18]，第113頁，126頁；[19]，第110頁；[20]，第127頁至128頁；[21]，第128頁；[22]，第136頁至137頁；[23]，第149頁；[24]，第156頁；[25]，第159頁至161頁；[26]，第185頁至187頁；[27]，第192頁至193頁；[85]，第64頁；[87]，第74頁，80頁。

　　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70頁。

　　9、《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68]，第447頁；[71]，第447頁。

　　10、《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56]，第426頁。

　　11、《劉少奇傳》（上），編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金沖及，副主編 黃崢，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50]，第543頁至544頁；[52]，第545頁。

　　12、《劉少奇傳》（下），編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金沖及，副主編 黃崢，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43]，第1056頁至1057頁；[63]，第1057頁至1058頁。

　　13、《劉少奇冤案始末》黃崢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64]，第52頁至53頁。

　　14、《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薄一波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46]，第33頁至47頁，140頁至141頁；[47]，第44頁，39頁；[54]，第33頁至47頁，130頁至149頁，230頁至264頁。

　　15、《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薄一波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57]，第810頁至811頁。

　　16、《鄧力群自述（1915—1974）》鄧力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69]，第341頁至342頁。

　　17、《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82]，第370頁。

　　18、《“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1]，第167頁至169頁。

　　19、《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龔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4]，第295頁至298頁。

　　20、《動亂中的陳伯達》周國全 、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6]，第83頁。

　　21、《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2]，第527頁，603頁。

　　22、《戚本禹回憶錄》（下），戚本禹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5]，第600頁；[37]，第602頁至604頁；[39]，第605頁至606頁；[42]，第607頁；[44]，第609頁。

　　23、《一封終于發出的信：我和我的父親陶鑄母親曾志》陶斯亮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八月第一版。

　　[77]，第41頁至49頁。

　　24、《“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1988年10月·北京。

　　[29]，第247頁；[30]，第254頁。

　　25、《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

　　[40]，第9頁至23頁；[45]，第21頁至22頁；[48]，第22頁至23頁。

　　26、《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

　　[66]，第3頁至9頁；[67]，第7頁至8頁。

　　27、《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

　　[76]，第1頁至2頁。

　　4、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336頁至339頁，343頁至344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1479頁；[29]，第1489頁；[30]，第1486頁。

　　3、《動亂中的陳伯達》周國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27]，第83頁。

　　4、《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15]，第498頁；[21]，第501頁。

　　5、《<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390頁至391頁；[2]，第391頁；[3]，第392頁；[4]，第386頁至387頁；[5]，[6]，第387頁；[7]，第387頁至388頁；[9]，第388頁；[10]，第388頁至389頁；[11]，第389頁；[12]，第389頁至390頁；[13]，第390頁；[14]，第383頁；[16]，第384頁；[17]，第384頁至385頁；[18]，第385頁；[19]，第385頁至386頁；[20]，第386頁；[22]，第392頁至394頁；[23]，第394頁至395頁；[24]，第394頁至397頁；[25]，第397頁；[26]，第398頁至399頁。

　　5、一月革命引發全面奪權風暴中的幾點認識。

　　1、《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719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65頁至1467頁；[2]，第1469頁至1470頁；[4]，第1418頁，1420頁；[5]，第1468頁。

　　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第127頁；[6]，第127頁至129頁，120頁，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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