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搞極左?
——四清運動與毛劉的決裂
作者:風之谷
新中國建立十多年后,對工農的壓迫又出現了,最極端的就是打罵農民和克扣農民的伙食,對工農的剝削也出現了,除了“合法”的特權以外還有不合法的貪污盜竊。這樣毛就發動了四清運動,這一運動最初就是適合農民群眾的要求,從清查社隊的賬目開始的。社教運動(當時叫“四清”“五反”)開始不久,他就指出,不開展這場斗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
1956年起,毛澤東退居中央領導層的二線,由劉少奇領導日常工作。因此,四清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推動的,特別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后,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掛帥,親自作鎮指揮四清運動。劉少奇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在不同場合下對各地領導人的談話,以及在劉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對四清運動起了主導作用。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前《十條》即《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后,劉鄧又制定了后《十條》即《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前者放手發動群眾,后者束縛群眾手腳,兩個文件形成鮮明對照。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談及這件事時說:“六三年搞了十條,才隔兩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后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
劉少奇在后《十條》公布后,就派其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并親自給以指導,炮制出“桃園經驗”,實際上是他和鄧小平制定的后《十條》的樣板:搞什么扎根串連、秘密工作方式,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是一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強調要找“真正的根子”。這實際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腳踢開基礎”、“搬石頭”打擊基層干部等錯誤的重復,只不過“有過之而無不及”罷了。
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進行期間,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開會討論社教運動的對象問題,劉的觀點與毛的觀點尖銳不同。劉認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毛強調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先搞豺糧,后搞狐理,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分不清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在這里,毛將斗爭的對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隊伍,黨的官僚組織。這與后來發動文化革命的斗爭目標是一致的。但對此,劉為代表的政治局多數是持有根本異議的。劉認為,主張走資主義道路的人,不能稱作為一個“派”。斗爭矛頭,不能指向黨的干部組織,指向國家機器。他主張在四清中保護干部,矛頭主要指向社會下層的“地富反壞右”(即文革中所謂“黑五類”)。他將毛針對黨內上層的階級斗爭方向作了扭轉。
會議最后階段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制定文件過程中,劉說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認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毛批駁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如果按照“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那么廣大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就都是運動的對象。他們就是要替資本家搞四清,清查工人。正是由于他們自己就首先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就最最痛恨把四清工作的重點放在整走資派上,而把矛頭指向大多數普通的群眾以及好的比較好的干部。
毛還嚴肅指出:“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就會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責:中央機關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中央書記處,一個是國家計委。
在會上,劉屢次打斷毛的發言。他質疑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他還說:“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說:“張霖之就是。”
這次會之前,鄧曾建議毛,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在會議進行中,毛帶了一本黨章、一本憲法來到會上,他搖動黨章說:“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搖動憲法說:“作為公民我有發言權。”并指著劉、鄧說:“這里有兩個人,一個不叫我參加大會,一個不叫我講話。” 可見對抗已經激化到了什么程度。毛和劉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層領導中公開化了。
后來,劉少奇經過別人勸說,在政治局會上檢討說:對毛主席不夠尊重。毛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步的。”
這的確是一個原則問題。劉少奇之所以公開反對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因為這個目標太醒目了,太準確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路線。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這是一次重大的交鋒。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諾問毛主席:“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斯諾在文章中這樣評述:“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是個人爭權的斗爭嗎?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沖突首先是由于,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一個外國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勝過我們的許多同志嗎?
盡管會后制訂了《二十三條》,提出:“中央過去發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實際上已經否定了兩個偽《后十條》以及桃園經驗,但劉鄧還是抗著不照《二十三條》辦,繼續搞《桃園經驗》那一套。后來毛只得發動文革,劉少奇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坐鎮清華大學,掀起了一場全校性的“反蒯斗爭”。更參照“四清經驗”,將蒯大富開除團籍。1966年8月24日以劉少奇兒子劉濤等高干子弟為首的當時清華唯一的紅衛兵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與北京市老牌的中學紅衛兵一起聯合進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所謂的“革命暴力行動”。突然間用皮鞭、棍棒、口號和“語錄歌”武裝起來的大批紅衛兵,以集團軍的形式浩浩蕩蕩從校外開進清華園,以暴力沖擊清華大字報區,用皮鞭驅散看大字報的群眾,在對清華重要的大字報進行拍照之后撕光整個清華的所有的大字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于廣大師生員工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宏大的暴力斗爭陣勢,因此整個清華乃至整個北京高校區都籠罩著濃重的政治恐怖氣氛。清華園內,從此“反革命”、“反黨分子”大批涌現。大批學生被批、被斗、被帶帽。毛回京后目睹此景,憤怒地貼出大字報,宣稱要炮轟劉的司令部……這些都是后話了。(參見《文革初期的白色恐怖》)
2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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