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自己住的窯洞里，對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提出的共產黨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給出了答案，史稱“窯洞對”。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重提“窯洞對”，可見此事對我們黨影響之深。那么，何為“窯洞對”？毛澤東“窯洞對”的歷史底氣何在？讓我們從歷史中尋找解答。

　　“窯洞對”經過

　　1945年7月1日，在抗戰勝利前夕，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歷史關頭，一架飛機降落在延安簡陋機場上，從飛機上走下來6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們是黃炎培、褚輔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他們來延安的目的，是想促成國共雙方恢復和談，實現國內和平。6人中，當時有中國著名教育家、實業家、政治家之稱，又是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的黃炎培，是威望和影響力最高的，實際上是這一組人的領頭人。

　　他們到延安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120多萬黨員，是領導120余萬人民軍隊的大黨，且剛剛開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是蒸蒸日上之時。中共熱情接待了他們，并且請他們在延安隨便看，有絕對的自由，想到哪里，自己去就行，想找什么人談，自己找就行，不用人帶路。黃炎培等人也不客氣，在延安也確實是隨便走隨便看隨便找人談。他們看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愛戴，深為延安蓬勃向上的社會風氣所感染。他們是從國民黨和“陪都”重慶來的，自然把延安和重慶作了對比，認定將來必定是共產黨得天下。

　　◆1945年7月，毛澤東等到機場迎接來延安訪問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等一行六人。右起：毛澤東、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黃炎培是個思慮久遠之人，他出于對中國共產黨寄予厚望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刻思考，非常希望中國共產黨得天下后能長期坐天下。在考察完畢即將飛回重慶之前，他們先和周恩來、朱德等進行了會談。7月4日，毛澤東在百忙中抽時間在楊家嶺的窯洞里會見了黃炎培。一見面，毛澤東就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黃炎培沒說多余的話，直接對毛澤東坦言：“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聽后，莊重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十分高興，他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這次談話，中國共產黨方面并沒有公開。它的公開，是因為黃炎培先生對毛澤東的回答感觸特別深，回到重慶后寫下《延安歸來》一書。在這本書中，黃炎培除了介紹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外，也記述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當年8月，《延安歸來》由重慶國訊書店出版。國民黨當局得知《延安歸來》已出版，便采取各種手段限制發行，因此這本書第一次只印了2萬冊，但這本書面世后，卻在中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中反響強烈，他們把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這次談話，稱為“窯洞對”，并且以此對比共產黨與國民黨，認定共產黨必得天下。這就是“窯洞對”產生和面世的經過。

　　但在當時，乃至后來很久，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在“窯洞對”中說的話，并非隨口而談，實際上我們黨早就有這方面的實踐。

　　蘇區的發軔

　　實行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發軔于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權之時。那個時候，我們黨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個領導區域覆蓋贛南閩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擔任主席。讓人民監督政府，就是毛澤東的發明。

　　毛澤東深諳中國歷史，也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深知“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的道理（《國語·周語上》），知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的古訓（王充《論衡》），更知道列寧說過“給我一個強大的人民監督制，我能把整個黨和國家中的官僚腐敗翻轉過來”的話（列寧《工人監督條例》）。因此他在任職之初就強調：“蘇維埃必須吸引廣大民眾對于自己工作的監督與批評。”

　　今天說起來仍令人敬佩的是：我們黨30年代在并不富庶且戰火不斷的地方建立人民政權后，不僅自覺置于人民民主監督之下，還主動動員人民群眾監督我們黨，探索出人民民主監督的途徑、方式、手段。在蘇區，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事務有知情權、參與權、督促權。任何一個蘇區群眾，都可以公開批評擔任任何職務的工作人員。

　　現在，當人們聽到“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社”這三個詞匯時，一定會想象：前兩個詞匯指的是軍隊戰斗編制，后一個詞是指新聞報道組織。其實不然。這三個詞匯，分別指的是我們黨在中央蘇區創造的群眾監督我黨的組織。三個組織，名稱不同，涉及的人群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我們黨主動領導人民建立的監督自己的群眾組織。為了便于這三種群眾組織監督我們黨及其領導的政府，中共中央還在機關報《紅色中華》開辟了群眾輿論監督專欄，輕騎隊員、突擊隊員、工農通信員都可以在專欄中揭露、批判官僚主義、貪污浪費等各種腐敗現象。除了這三個組織外，中央蘇區有公民權的任何人，都有權對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檢舉、控告。三個組織，加上普通群眾，形成一張監督網，任何違紀違法行為都逃不出這張大網。

　　舉報箱，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1932年9月，中央工農檢察部剛剛頒布的《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規定，各級工農檢察部都必須設立控告局，接受和處理普通群眾對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貪污浪費、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檢舉揭發控告。當時有群眾提出，如果被舉報的是直接管我們的干部呢？如果是控告局的人呢？怎么辦？只要想，辦法總是有的。沒幾天，蘇維埃政府就發明了舉報箱（當時稱控告箱）。這種舉報箱是木制的，很結實，設在工農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上邊標示：蘇維埃公民無論是誰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貪污、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舉報箱不是擺設，很管用，干部群眾用它檢舉揭發，僅瑞金縣一個月就追繳貪污款6000多元大洋。輕騎隊員、突擊隊員、工農通信員（簡稱“三員”）也不是只掛個名，他們分布廣泛，搜集材料及時、細致，很多貪污案件是由“三員”檢舉出來的。中央互濟會財務部長謝開松的貪污案，就是由通信員的報告與該會主任的控告揭露出來的。“三員”與群眾直接控告結合，更管用。一次，中央工農監察委員會收到對中央印刷廠、造幣廠和軍委印刷所三個廠的會計科長貪污腐化行為的群眾控告信，但派人查了幾次賬都查不出來，最后還是參加審查的“三員”查出了三個會計科長的貪污罪行。

　　唐代史學家吳兢說“禮以安上化人”。這話說得有道理。激濁必然揚清，人民的監督和革命的自覺，使蘇區干部形成了清正廉潔的好作風。當年蘇區流行一首歌曲《蘇區干部好作風》，既生動又具體地描繪出我黨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風。

　　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是中國最清正廉潔的政府，蘇區干部是中國歷史上最廉潔奉公的勤務員。毛澤民擔任蘇維埃銀行行長，他的哥哥毛澤東每次到蘇維埃銀行檢查工作時，他總是只倒一杯白開水招待，從不留人吃飯。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帶頭從家中背米到省蘇機關去吃，不要公家發伙食費。紅軍長征后，他帶領游擊隊堅持斗爭。1935年初被敵人打散后，他衣衫襤褸乞討度日，誰也不知他竟藏有一大包組織交給的活動經費。直到1937年初成立中共江西臨時省委時，他才把珍藏三年的金銀拿出來，被稱為“腰纏萬貫的討米人”。

　　邊區的探索

　　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說：“人的天職在勇于探索真理。”時空不斷變換，歷史前進腳步永不停止，我們黨的可貴之處在于：永不停歇地隨著歷史前進腳步而不斷探索。我黨在蘇區血與火的洗禮中渡過一個個艱難歲月，但是，實行人民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的做法始終沒有丟棄，而是一直帶到了延安。當我們黨立足陜北并領導邊區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監督機制新形式。

　　有誰見過政府領導人自己背著干糧袋，穿山溝、過小河，步行幾十里甚至百余里，到偏遠山村去直接聽取群眾批評意見的？這在世界政黨史、政權建設史上也聞所未聞的事，卻出現在共產黨領導的邊區。當年，領導邊區的共產黨要求各縣縣長必須和群眾面對面，共同檢查政府工作，征求群眾對政府和干部的意見，總結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工作中出現重要錯誤的縣長，必須當面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安塞縣縣長在鄉代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富縣、延川等縣縣長向群眾作自我批評后，還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書面檢討文章。

　　◆1945年7月，毛澤東與應邀訪問延安的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對那些工作中有明顯缺點、工作干得不好、出了問題的干部，群眾可以直接批評。在志丹縣三鄉召開的征求意見大會上，群眾就直接批評縣長關心家里的事太多、脫離群眾。區長與群眾直接接觸多，群眾對他們的監督、批評也更經常。清澗縣一個區長包庇貪污分子。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群眾說他為人不清白，要求查處。上級派人來查，果然查實了他的問題，上級立即撤銷了他的區長職務。農民參議員劉德富說：“我們這些農民還能批評政府的干部，而且他們都能虛心地接受，真是開天辟地沒有見過的事。”邊區政府鼓勵群眾通過書信、集體上訪，告發干部的違紀行為。有的群眾甚至步行到延安面見邊區政府高崗、林伯渠反映情況。當時的陜北就流傳著“老百姓受不得半點兒冤屈”的說法。

　　常懷夕惕若厲的憂患意識，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使我們黨真心實意發動群眾監督自己，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而我黨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順應人民意愿，維護人民利益，避免脫離群眾的危險，永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永葆人民性的政治屬性。

　　普選，并非西方專利。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環境中，我黨就在邊區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選舉。第一次是1938年，第二次是1941年，第三次是1945年。我黨領導下邊區政府搞的這三次民主選舉，耗費精力巨大，選舉過程也比較復雜，但意義卻極為深廣。

　　美國人是習慣于選舉的。但當年來陜甘寧考察的美國人，也對邊區選舉辦法嘖嘖稱贊。邊區各地根據特殊情況，發明了投票、投豆、香點、舉手等許多選舉方式，其中，“投豆”和“香點”是尊重陜北大多數不識字群眾選舉權，又為選舉人保密的特殊方式。“投豆”也稱為“豆選”，方法是：被選舉人背對選舉人坐著，每個人身后放一個大碗，誰想選哪個人，就在他背后的大碗里投入一顆豆子，背后大碗里豆子多者當選。“香點”也稱“香選”，辦法是：事先在不同顏色的選票上將不同的被選舉人名字寫上，并且當場告知哪種顏色的選票屬于哪一個被選舉人。選舉人想選誰，就用香在自己選定的選票上燒一個洞，最后以燒洞多的選票，確定選出者。著名民主人士黃齊生1945年在延安住了一年零兩個月，親眼考察了邊區的民主選舉，并且在《延安選舉見聞》一文中作了詳盡記述。他深有感觸地說：“從這樣產生出來的議會，又由這樣產生出來的政府哪里會有貪污？哪里會有腐化？”黃先生看到的只是一個方面，實際上，邊區人民不僅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對邊區各級參議會和政府的工作有“檢閱”和“評價”權。邊區人民有權對不稱職的政府人員提出罷免要求，經上級審查屬實后予以罷免。邊區人民這種民主權利，體現在上自邊區參議會和邊區政府、下至每個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是30年代蘇區“三結合”監督內涵的創造性轉化，是人民民主監督的新形式。

　　我們黨的史冊上記載著這樣一個重大事件：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人員分配，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目的是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和人民各階層實行民主共商。不久，我們黨公開向全國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的主張，并且帶頭實行。在延安，地主和商人的代表也能擔任邊區政府要職，其中，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是突出的代表。李鼎銘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后，為邊區政府盡職盡責，他提出精兵簡政，中共中央馬上接受并且立即實行。有一個英國記者到延安特意找到李鼎銘，問他：“你是不是有職有權？”李鼎銘說：“我有職又有權。”這位善于察言觀色的記者事后說：“李鼎銘副主席回答我的問題時，面笑心也笑了，他確實有職有權。”

　　17世紀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莊嚴的表現。”把人民民主化為法制，人民民主才具有約束政府的強大力量。中國共產黨最懂得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在邊區，共產黨對把人民民主形成的人民意志，轉化為法律力量，從而制約政府的途徑，進行了不懈探索。

　　在邊區，中國共產黨順應民心，在實行人民民主，發動人民監督政府方面，突出的著力點，就是以法護廉。我黨在立足陜北不久的1938年8月，就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懲治貪污的辦法，而這個辦法的第一條就規定：“貪污數目在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年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八條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體現了共產黨讓人民充分行使監督政府、監督公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初心。

　　古語云：“為政重在廉，為政不為民，民當棄之”、“為政不清廉，民當懲之”。古往今來，也只有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做到讓人民監督政府，讓人民的監督力量化為法制力量，以法護廉、懲治腐敗。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當年的共產黨和當年的國民黨作一下對比。共產黨方面的黃克功和國民黨方面的張靈甫，都經歷過槍林彈雨，同樣因情生恨殺人，但兩個人受到的懲處卻截然不同。黃克功案發后，被開除黨籍，面對許多人“刀下留人”的請求，毛澤東堅定地說：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不久，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陜北公學大操場召開公審大會，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張靈甫案發后，國民黨法院一直壓著死者家屬的狀子不辦。蔣介石裝模作樣把他關進“模范監獄”好吃好喝養了一年就秘密釋放出獄，將原名“張鐘麟”改為“張靈甫”，官復原職，繼續掌權領兵。共產黨方面的肖玉璧是個老紅軍，他受重傷后，毛澤東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送給肖玉璧，使他很快康復。但肖玉璧居功自傲，利用職權貪污受賄大洋3000多塊，被依法判處死刑。肖玉璧不服，直接寫信向毛澤東求情，當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把這封信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你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這次和那次一樣！”肖玉璧被執行槍決。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貪污公款不計其數，政界商界早就反應強烈，但國民黨政府卻裝聾作啞，從來不查?？紫槲踉截澰侥懘?。1942年2月，美國國會批準向中國貸款5億美元，孔祥熙把這筆款中的8000萬美元直接存入了他的個人賬號，被美國財政部跟蹤調查發現并查證屬實。丑聞曝出，輿論嘩然，但孔祥熙卻在蔣介石庇護下毫發無損，照樣升官發財。

　　兩個政黨，兩種紀律，兩種作風，兩種走向。黃克功、肖玉璧被處決，陜甘寧邊區風清氣朗。張靈甫、孔祥熙被包庇，國民黨統治區污濁不堪。

　　魏晉思想家傅玄說：“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共產黨，必然有“公心”“公道”，有“公心”“公道”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必然有“公制”。當年的延安真正做到了“十個沒有”：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沒有叫花子，沒有結黨營私之徒，沒有萎靡不振之氣，沒有人吃摩擦飯，沒有人發國難財。

　　“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淮南子·修務訓》）。邊區人民在公正無私的共產黨領導下，煥發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勞動競賽、互助合作、參軍參戰、征收公糧……邊區人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永遠和共產黨同心同德。1944年美軍一個觀察組考察延安后，被邊區朝氣蓬勃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回去后，在給羅斯?？偨y的《對陜北共產黨根據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報告中寫道：“我們全組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

　　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黨的最高利益。因此，只有共產黨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切實做到讓人民監督政府。這就是毛澤東“窯洞對”的歷史底氣。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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