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TikTok再次出現在中美輿論風暴的中心，拜登政府以美國國家安全為借口，威脅封殺TikTok。這一幕似曾相識，在2020年懂王下臺前風雨飄搖的8月份，美國政府以同樣的借口對TikTok做出了同樣的威脅。得益于時局的飛速變化與商務部的法律救濟，TikTok有驚無險的度過了那一次危機，但張先生作為世界公民的自信和對美國政府的軟弱顯而易見的為這個危機留下了深刻的伏筆，這個伏筆在三年后的今天，終于從草蛇灰線變成了主線劇情。

　　如果讀者們還有印象，三年前的第一次TikTok危機，筆者在新潮發過兩篇文章，一篇因為被公關投訴下架不提，另一篇分析，如果把視角放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其中的觀點依然適用于當下TikTok所面臨的困境，為了節省讀者們的時間，我做個簡單的總結：

　　頂級的用戶數量和用戶粘度，直接擠占了以臉書為首的信息資本集團的市場空間；流動性好，資產輕，發展空間大，恰好契合了華爾街金融集團對優質資產的渴求；立場中立不過問政治，在美國目前極化的社會氛圍里，又面臨著某些人臆想中對美國政局進行影響的無罪推定打擊TikTok，是硅谷的信息資產階級、華爾街的金融資產階級，以及新英格蘭德克薩斯的政治門閥少有的能達成共識的目標，是美國國家意志的體現，是美國反共反華圍堵中國戰略的一部分。

　　當然原文內容不止這些，從貿易戰背景下中國人的視角出發，對困境背后的原因及對策都有宏觀的分析。但時間過去了三年，TikTok面臨的新危機，是否還適用于舊的分析范式呢？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雖然貿易戰還在打，但無論是影響力還是輿論界的重視程度都大不如前，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世界。三年前一同面臨美國打擊的中國APP不止TikTok，然而三年后美國政府對TikTok的警惕程度已經遠高于其他。

　　TikTok在新冠疫情的世界里更深的融入了美國社會，這種融入帶來的力量直白的表現在今年以來發生的一些重大社會事件里，一言以蔽之，短視頻社交確確實實開始威脅美國極權聯盟社會的統治者嘴里所說的“國家安全”。

　　美國政府封殺TikTok的動機不再是貿易戰的借口，而成為真實存在的需求。TikTok已經對傳統的統治邏輯—至少是盎格魯薩克遜世界的統治邏輯產生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再是中國對美國的挑戰——TikTok本身并不輸出內容，自然也不會帶著來自中國的輿論戰武器進入美國社會，但卻真實的對美國式“統治”產生了挑戰，這種挑戰顯然超越了國家對抗，現實中也是如此，對美國政府威脅封殺反對聲浪最高的不是大洋彼岸的中國政府，而是TikTok的美國用戶們。今天我們從幾個深層次的視角，和大家聊聊在新冠三年之后的今天，TikTok為什么能讓美國政府如此害怕警惕。

　　TikTok在美國與抖音在中國——相同邏輯，不同結果

　　構建信息繭房是傳統媒體輿論治理的主要方式，它們是內容的生產者，是議題的制造者，又是信息渠道的壟斷者，導致用戶根本無法選擇。就如同美國社會典型的黨爭議題，如果一個人支持特朗普，那么他自動和擁槍、反對墮胎綁定在一起，由不得他自己。

　　從現實看，即使是美國這樣媒體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民眾對傳統媒體的敵意和反感也是肉眼可見的。社交媒體剛剛出現時似乎帶來了新的曙光，社交媒體平臺本身不創造內容，用戶既是內容的生產者也是內容的消費者，短視頻平臺本身的工作也只是根據用戶需求通過算法推送內容，這描述了一幅多么擁有吸引力的未來。

　　但問題在于，就像所有鼓吹去中心化的項目一樣，內容和生產去中心化了，但流量入口還是高度集中的，掌握流量入口的力量才是決定內容的力量，而這種力量自然就是統治的權力。推特，臉書，油管已經深入了普通人的信息生活，雖然它們也早已使用算法和信息流機制，但它們并沒有帶來TikTok有如擊碎次元壁一樣對美國社會的沖擊。

　　為何會如此？

　　TikTok之所以在被美國政府打擊三年后仍然保持著美國社交媒體公敵的地位，是因為它的核心產品邏輯不同于臉書這樣以熟人社交起家的美國主流平臺，在激發用戶創作興趣和算法信息流推薦的機制探索上遠超美國其他同行，這使得臉書等產品雖然想竭力模仿，但在產品基因上仍然差很多。

　　不同于中國人在飛速發展的工業化時代對世界的了解，由于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媒體的引導，大部分美國人在過去是難以了解或是想象自己的村鎮或是城市之外的生活的，由此產生了諸如“佐治亞被俄羅斯打管我毛事”之類的笑話，文字社交媒體，熟人社交媒體和傳媒視頻平臺也并沒有對這種情況產生太大的改觀，但短視頻社交媒體的時代則完全不同，視頻對用戶沒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更加直觀且感性。短視頻媒體平臺商業模式的成熟，更進一步鞏固了用戶的交互和分享。

　　這使得抖音-TikTok這類在推薦算法上走到極致的產品，在中美兩國卻產生了邏輯原理相同，作用到社會現實卻截然相反的效果。

　　從中國互聯網開始具備一定規模之后，網絡長期就是社會負面輿論和信息的主要擴散渠道。首先，不同于美國本土互聯網企業對美國統治秩序的深層配合，國內主流社交媒體平臺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著一種不被說破的反體制傾向，且國內政府對互聯網企業的監管長期停留在表層，管理方式落后。傳統平臺如微博，早在十來年前就已經是網絡反體制大V輿論的集中地，“微博建國”的亂象就是那段時間由來。

　　在20年新冠疫情初和去年疫情放開前夕，微博等平臺也在某種程度上繼續起到類似作用。  所以對于普通中國網民來說，從互聯網飛速發展開始，”主流輿論信息繭房“就是難以存在的。

　　而以抖音為代表的新型短視頻信息流平臺，從機制上天然就有展示和迅速放大社會負面信息的傾向，這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同20年歐美疫情爆發后，很多日常不關注主流新聞媒體的人也會通過抖音等平臺看到很多關于歐美疫情亂象的真實場景，加強了對國內防疫工作和成果的認同感，在22年國內防疫壓力增大之后，短視頻平臺則成為防疫過程中”負面新聞“的放大器，通過不斷渲染擴大防疫造成的”次生災害“和將國外疫情情況進行美化，極大加劇了普通人對真實世界認知的扭曲。

　　可以說，中國如今以短視頻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平臺發達程度已經是全球首屈一指，在對短視頻平臺管理方法上仍未探索出成熟機制的當下，短視頻用海量視頻影像一方面給人們分享著真實世界的圖景，一方面仍然在基于推薦算法和信息流機制制造著信息繭房，比如，“唐山打人”事件在短視頻的渲染下仿佛變成了全中國隨處可見的事件，這顯然不是對中國現實的客觀反應。這種機制將對中國社會產生長期的雙面影響。

　　然而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美國在輿論媒體和互聯網平臺管理上的手段很成熟，傳統媒體和互聯網平臺長期以來默契的執行著扮演不同角色定位分化人群，整體上小罵大幫忙的策略，使美國群眾如上面所說，長期處于媒介權力構建的各種信息繭房之中。

　　對外關系委員會、彼爾德伯格會議、三連委員會，美國基本所有主流媒體和平臺的頭腦都是這三個委員會的成員

　　社交媒體背后依然有統治權力的存在，依然可以用傳統媒體的邏輯去進行輿論治理，在一個無數用戶都在制造產品的世界里，總有一些內容符合社交媒體背后所支配的力量的需要，放大這些聲音，減小那些反對的聲音，就足以實現傳統媒體的功能。更妙的是，在傳統公共生活中，媒體由于“內容制造者”這個帶有規訓意味的身份而受到的責難消失了，媒體—受眾這個二元場景的對抗敘事也不存在了，那么無論是需要變大的聲音變得更大，還是需要消失的聲音越來越小，都被包裝成了用戶自由選擇的結果，這種變化需要的只是算法上的一些改動。

　　隨之而來的革命性的變化是技術的外部性從根本上改變了輿論治理的邏輯，這種改變是面對所有用戶的，它同樣會改變掌握著社交媒體的力量，算法已經成為了權力本身。

　　由此我們可以在現實中看到，在美國想象中的用戶的產品互為磚瓦搭建的精神世界并沒有出現，出現的是一個更加非理性更加極端的信息繭房。決定產品為用戶帶來一個更好或是更壞未來的核心力量，不是產品本身，依然是權力的外部性發揮的作用。

　　在中國智能機和4G網絡普及之后，美國的群眾互聯網觸及率就已經不如中國，而且之前并沒有如TikTok這樣做到極致的短視頻信息流產品，更何況TikTok是一家心慕美國，但并非屬于美國的企業，這造成了這樣一種獨特情況——

　　它像在中國一樣，繼續用海量真實世界的影像制造著信息繭房，但并不像在中國一樣在底層機制上有那么強的反體制（美國）傾向，但又沒有被融入到美國政府所熟練掌握的對媒介權力的管控機制中，這反而造成了它的獨特——不帶傾向，少受管制的以算法機制給普通美國人展現著真實的美國社會生活。

　　對美國民眾來說，TikTok之所以不同，恰恰就在于它產生于中國卻在中國之外，活在美國卻又不受美國政府約束，簡而言之，它在權力的外部性無從發揮的世界里活成了短視頻社交媒體本該有的樣子—讓用戶自己去創造和消費，平臺要做的僅僅是讓他找到自己的需求。

　　真實的美國社會生活什么樣？從我們普通人，到潤人，慕洋，高華的答案可能千差萬別，但對于身處于美國社會的普通人來說，在以前限于自身在主觀能力和客觀現實的雙重約束，對自身生活的表達占據了主流，TikTok出現之后，過去人們在傳統媒體的濾鏡中所看不到的真實的世界，在無數用戶們分享的碎片中拼湊出了接近它本來的樣子，而用戶則通過這種方式對現實世界有了從未有過的廣泛了解。

　　與美國的其他媒體相比，TikTok的世界里就像有無數熱愛美食的廚子們在制作并自由的分享食物，或許并不都符合彼此的口味，但已經不是肯德基可以想象的概念了。

　　前段時間俄亥俄州生態災難事件就是這種變化的寫照，媒體通過無視和邊緣化的手段來消弭注意力，但平民手中的相機已經將被污染的溪水、被酸雨腐蝕的汽車和天上駭人的蘑菇云傳播到了整個國家，過去事不關己的人們被真實的生態災難所震撼，牢不可破的認知屏障轟然而碎。

　　TikTok如何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從三年前特朗普政府試圖封殺TikTok，到這次拜登政府也試圖封殺，國內都有人試圖以”圍中救美“的邏輯來洗地，說國內當年對谷歌做的事情也同樣如此。然而在三年前那次，曾擔任過谷歌中國CEO的李開復就已經說明，谷歌是不愿意遵守國內政策而選擇退出。最近學者沈逸也進一步披露了谷歌當年退出中國的動機。

　　其實，我們還是挺想看到TikTok如果以外企的身份徹底融入美國的媒體管理體系后是什么樣，這對于我國對短視頻這樣的新型互聯網平臺管理也會有一些參考價值。然而美國政府的表現顯然是極端非理性的，并且完全將西方所謂的商業精神拋到了腳底。

　　美國政府面對TikTok為何如此不理性？當下有許多解讀，在這里我們提供一個深層次的視角。

　　前幾天拜登發言稱，美國是一個建立在觀念上的國家，是唯一一個建立在例外主義理論上的國家，這一點想必也是深植于公知，高華，慕洋等物種的心中。然而，TikTok的特殊情況和這類產品的機制，正在沖擊著這種美國觀念論的根源。

　　沉思錄作者二博士在《<流浪地球2>的精神內核，是中國歷史的起點》中指出一個經常容易被忽視的事實，西方政治哲學是由虛構的邏輯起點作為基石的——

　　“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史講義》，就將近代霍布斯的《利維坦》作為西方政治哲學的開始，因為霍布斯首先討論了政治哲學的起點——“社會契約論”。在西方政治哲學當中，無論是“社會契約論”，還是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本質上都是通過設想現實政治的起點，依據概念和邏輯的推演來建構政治哲學的理論大廈的建構。一切的政治哲學概念，價值、自由、公平、合法等等問題，都是從這個起點開始進行討論的。”

　　理性主義從虛擬的起點通過邏輯構建政治哲學，政治哲學從邏輯出發構建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通過程序正義實踐政治生活，這似乎是個完美的閉環?，F實中美國社會的共識也是如此，因為忠實（也不盡然）的執行了選票政治的程序，所以由此得到的一切都是好的。

　　但邏輯最終無法代替現實，合法性的辯護無法代替由人對真實世界的感受產生的質疑，最終匯聚成一個問題：政治生活到底是由現實實踐構成的歷史概念還是由邏輯串聯范疇構成的理性概念？

　　這個問題對中國人來說是毫無疑義的，無論是神話還是歷史，是過去還是當下，政治生活永遠是個歷史概念，在神話中大禹治水有功成為首領，在歷史中秦滅六國建立帝國，中國當代的政治生活是建立在過去百年救亡圖存的歷史之上，它們都不依賴于某個虛構的假設之上的邏輯推演。

　　同樣的，現在對美國人來說這個概念就顯得非?？梢闪?，如果政治生活是個理性概念，那如何面對現實中崩壞的社會呢？如果政治生活是個歷史概念，那么“社會契約論”中描述的場景真的發生過嘛？多大程度上發生過？現實又如何解釋呢？

　　而且，不同于其他國家，這種”觸達真實“越發達，美國人就越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懷疑，誰是美國人？什么是美國人？人被越來越分化成不同族裔，政治傾向，性取向，群體權力的美國普通人，卻赫然發現腳下大地的虛幻——美國是一個建立在觀念上的國家，但這觀念是建立在世界霸權的基礎之上，當霸權衰落底層崩壞，觀念就會分崩離析。

　　在這個意義上，TikTok實際上動搖了程序正義統治的基礎——當然不是邏輯推演本身，而是讓民眾原子化并遠離真實世界的能力。

　　“1984”式極權主義癔癥背后的獨裁者聯盟

　　美式觀念塑造的共同”敵人”是什么？美國式的程序正義統治背后是什么呢？TikTok的第二次危機同樣也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

　　盎格魯薩克遜社會輿論機器長期以來致力于塑造一種高效精確權力集中于一人的極權社會作為嚇唬民眾的工具，《1984》中的大洋國就是典型。

　　在《1984》里，奧威爾虛構了這樣一個政權對國民進行全方位的控制，但我在這里要說的是：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權力結構，它真的可以存在嗎？

　　又到了我最喜歡的小飯店模型時間。

　　假設你現在投資了一個小飯店，十幾號員工，這個飯店是你完全獨資的，顯而易見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極權小社會，而且在私有制下法理上是無可辯駁的。

　　開店管理是核心，偏偏你的員工又不太規矩，你每天在店里走來走去，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員工不敢偷懶了，按照你的要求兢兢業業地工作。

　　很快因為效益不錯，你決定擴大規模，現在員工增加到100多人了，你發現你根本監視不過來，沒辦法，只能招中層管理人員來管理，但顯然的，你得賦予他們一定的管理彈性和自由裁量權，否則的話你實際上就只是找了些人肉監視器而已，實際的執行還得自己來，而你本來就處理不過來，豈不是自找麻煩？

　　你招了十幾個中層管理人員代管，飯店更上一層樓，現在有上千個員工了，但好景不長，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們跟基層員工或勾結或對抗，搞的雞犬不寧，效益不佳，你又得想辦法，給全店加裝了攝像頭，但你發現一個問題，你根本看不過來，考慮到之前中層管理的教訓，你委托軟件公司給你設計了一個智能識別系統，自動識別員工的行為，為了這個系統，你付出了大筆的金錢。

　　看起來好像一切都沒問題了，但實際上不是這樣，軟件公司發現，制造一些焦慮更有助于你升級購買他們的服務，于是他們就把智能識別的算法稍作改動，使其總是傾向于把上客高峰期更努力低谷期相對懈怠的員工行為推送給你，這樣反倒讓管理效率更下降了。

　　知道真相的你眼淚流下來，難道管理一個飯店就這么難嗎？

　　如果做過生意開過店，你看到我這個簡單的模型，大概也會會心一笑。是的，就是這么難。

　　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極權的權力結構運作碰見的典型困境。如果你要保證權力的絕對性，那么你的權力就不可能太大，如果你想要管理更大的社會，你就必須讓渡你的權力，如果你在這個基礎上想要提升精度，你就得為外部性付出成本。

　　除非你決定只是當一個飯店老板，否則權力擁有者在廣義上必須有權力的讓渡，必須讓管理者擁有權力。結合社會的技術水平，技術水平越低，管理者的群體越大，權力越分散，技術水平高，管理者群體越小，權力越集中，但技術水平越高，外部性就越明顯——

　　最顯然維持技術運轉需要的技術人員的水平和數量就越高，而當你把管理寄托在技術上的時候，掌握技術的群體本身，就已經成為了權力機器的一部分，也在分走你的權力，而包括TikTok在內的所有社交媒體實際上都在從政府那里分走公共權力。

　　總之，要出現1984這樣一個極權體制，如果你要追求權力的絕對性，就面臨著要么權力分散/要么外部性影響巨大的兩難選擇，這也就意味著極權已經破產了。

　　在這個最簡單的模型里，是不涉及權力的來源的，這個飯店，既可以是你父母給投的錢，也可以是你自己中彩票的錢，也可以是你偷的錢，也就是說，從宏觀上不涉及權力的分配問題。也就意味著，這樣的困境不隨制度的變化而變化，是權力運行內稟的問題。

　　那么這種困境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在模型的描述中已經給出了答案—是人自身的問題，確切地說包含兩個層次，首先是作為生物的人處理信息的局限性導致的問題，人作為生物，獲取信息、分析決策以及溝通的能力是有極限的，而且這個上限并不高，這就導致了從生物的角度無法同時兼顧廣度、深度和效率，相對來說，這種問題可以借助技術進步極大的緩解，比如速度更快的通訊方式，更有效率的思維訓練，歧義更少的語言等等。

　　但并不意味著光靠技術進步就可以消弭這種障礙，因為還有更深刻的第二個層次，即作為概念的人維護自由意志的實現導致的問題。只要人類還不想進入黑客帝國式的未來，那么作為概念的人的自由意志就是價值的第一屬性，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運行必然要為人的自由意志帶來的不確定性而妥協，這就導致了這種邏輯困境在理論上就不可能被解決。

　　美國政府對TikTok的封殺威脅更顯得荒謬，作為一個“民主”政府，在TikTok全方位無條件遵守美國法律約束配合美國政府要求的前提下，尚且無法忍受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怎么會想當然的認為一個更敏感更脆弱的“極權政府”可以容納技術的外部性影響并穩定運行呢？

　　TikTok現任CEO，新加坡人周受資，代表著 TikTok“國際化”的姿態

　　既然這樣的極權體制無法存在，那么回到問題本身，奧威爾構造一個臆想中的邪惡的極權世界，又是為什么呢？憎恨什么，必然是為了維護它的反面，作為一個伊頓公學出身的英國上層階級，他的權力觀念內里還是植根于所屬階級的權力結構，確切地說，就是昂撒體系下的權力結構，那么這個權力結構是什么呢？

　　以前是很難說得清楚的，但拜新冠疫情對美國社會的割裂，這幾年美國的一系列鬧劇，讓我們看的越來越清楚了。就是一種非暴力的僭主體制。用去政治化的（身份認同、邊緣議題、煽動仇恨）的手段來代替傳統政治生活（用公共權力解決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從而竊取政治權力從而形成的僭主體制。這種體制形成了一種公共關系上的封建狀態，而這個抽象的封建社會里，有大大小小的僭主蛻變成的獨裁者，這些獨裁者通過權力的互相尋租來實現社會統治。這樣的社會，就是我上文反復提到的極權聯盟社會。

　　從這個意義上講，盎格魯薩克遜社會的獨裁者們反對的不是極權本身，反對的是有可能摧毀那些分散的獨裁者們的極權，反對的是導致權力無法尋租的極權，反對的是讓僭主們無法行使極權的“極權”。而得益于技術進步，TikTok恰好承擔了這樣一個妨礙獨裁者們行使極權的角色，也無怪乎要被殺之而后快了。

　　結語：飛奔向兩個方向的世界

　　不同于三年前，美國對以TikTok為首的中國APP的打壓還主要是基于貿易戰的邏輯，在新冠三年之后，世界發生深刻變化，歐美世界處于經濟危機邊緣，而當下的TikTok，對美國普通用戶進行的“真實世界”展示，以及對美國國家觀念的消解，對美國人身份認知的影響，已經切實變成了美國執政者們需要警惕和強力干涉的問題。

　　對于短視頻社交媒體的探討，并不意味著這些分析只針對美國社會，也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站在中美對抗的中國立場上看待這些變化。2020年我國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明確提出各國應要求本國企業遵守所在國法律，這也就意味著在互聯網主權的概念下，我國的短視頻社交媒體在所在國的生態依然取決于該國政府如何運用這份力量。

　　但不同國家運用能力的差異和國際互聯網企業超主權的特性注定了這種力量往往會轉變成一種壓力甚至負擔，轉變成對社會治理能力進行考驗的陽謀。對另一部分已經習慣于將一切媒體工具都轉變為意識形態極權統治機器的國家來說，這反倒成為千載難逢的機遇。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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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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