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來自團中央微信公眾號的文章《脫不掉的長衫？我為什么不喜歡“孔乙己文學”》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憤慨。文章認為：“釀成孔乙己悲劇的原因，文中寫得明明白白——“好喝懶做”“總是偷”，“只有脫掉了思想上的“長衫”，才能真正跑起來”。這顯然有違魯迅先生之初衷，畢竟其目的并非是批判孔乙己這一個人。但現代“孔乙己”是怎么被長衫加身，欠了十九個錢，又被打折了腿呢？他們有沒有可以抓住的機會呢？接下來筆者就從原作開始，對其進行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01

　　回到《孔乙己》

　　批判孔乙己的角度有很多，那么團團的執筆隸屬于哪一派那一幫呢？

　　首先，孔乙己確實是“可笑”的。他迂腐，假斯文，滿口“之乎者也”，好喝懶做，麻木不覺悟。這種人與“阿Q”、“變色龍”們一樣好笑，但他的可笑正是受儒家思想、科舉制度束縛的結果。因此，把孔乙己寫得可笑，其實質是作者要對儒家思想、科舉制度與舊社會的嘲笑和諷刺，是為了解放孔乙己，而不是批判他個人。

　　其次，小說中不同人物對孔乙己的態度也值得玩味。就孔乙已的遭遇來講，他是一個受壓迫和被踐踏的底層人物，是值得同情的。但為什么小說中一再寫他的痛苦遭遇只能使別人“快活”呢？

　　酒店掌柜故意取笑孔乙己的行為的取笑是對受苦人的玩弄與欺凌。這是由他相對于孔乙己這個“終于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的窮書生更高的社會地位決定的，不足為怪。

　　酒店中其他取笑孔乙己的人，實際上大多數是短衣幫的勞苦大眾。這些人與孔乙已處于類似的經濟地位，都是被壓迫被剝削者，按理說他們應該對孔乙己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而不是取笑孔乙己。但事實是“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這是為什么呢？筆者以為原因有二。其一，他們只知范進能中舉，，而不知白發童生之苦。其二則是因為那“病態社會”。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講他的小說題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封建的與外來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與文化毒害所締造的黑暗生活在被壓迫者中間也形成了一種麻木不仁的心理狀態，他們因此有時連同情心也要喪失了。于是乎，拿努力鉆研科舉制度卻“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落得與自己為伍的孔乙己取笑以緩解生活之困苦，不是很劃算嗎？至于那些“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長衫幫，他們會意識到孔乙己的悲劇何在嗎？這是當然不會的。更不用說那親自打折了他腿的丁舉人了！

　　歸根結底，這部作品“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所嘲笑、批判的是麻醉人們的“病態社會”。魯迅寫作這篇文章并發表在《新青年》的目的是發出吶喊，呼吁人們起來改造這可笑的舊社會而不是冷嘲熱諷地對可憐人指指點點。魯迅曾講：“我又愿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團團的這篇文章即使算不上惡意的“冷笑和暗箭”，或許也還是不符合魯迅的原意。

　　然而，孔乙己文學確實生動地描繪了當代中小知識青年的困境，但我們還是不清楚產生這一現象的具體原因?？滓壹嚎尚Χ杀?，我們想要解放孔乙己，就要了解孔乙己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這不是一個國民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筆者將從高校擴招與職業教育兩方面展開分析。

　　02

　　高校擴招與“孔乙己”的產生

　　高校擴招是指自1999年開始的，基于解決經濟和就業問題的擴大普通高校本?？圃盒Ｕ猩藬档慕逃母镎?。它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

　　但這一教育振興計劃卻不不能與我國的職業結構匹配，二者的發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具體表現為：教育結構的高級化進程遠遠超過了職業結構的升級過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而職業結構中的對應層級發展則相對穩定，不能充分吸納如此龐大的高學歷群體。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我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之大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但是不難發現，這一變化更為突出地表現在了職業結構中的藍領職業：農業人員驟減23.67個百分點，商業服務業人員增長了12.16個百分點，生產工人增長了6.5個百分點，藍領職業群體共增長了18.66個百分點。相比之下，三個白領職業的變遷則相對平穩而且緩和得多，28年間三個職業僅僅增長4.99個百分點。

　　總之，雖然三十年間，我國職業結構有了顯著發展。但這一變遷過程更為突出地表現在了職業結構的中層和下層，而白領職業部分的變遷則相對穩定。然而，我國教育結構的發展卻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教育結構作為參照。這一過程中，我們卻忽略了另外一個事實，即美國的教育結構是依托于它的職業結構而發展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白領職業在美國職業結構所占的比例就已經超過了藍領，占到了整體的半數以上，美國從此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是大致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實際上，直至二十世紀末我國教育功能還有著較強的分流篩選功能，教育層次結構與社會分層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有研究者指出：“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社會上層或中上層，初中小學等基礎教育層文化程度者主要流入社會下層或中下層，高中教育程度者則主要流入社會中層或中下層”。此時的職業結構與教育結構相對符合，但是高校擴招改變了這一切。由于社會職業結構的限制，經由高等教育走向就業市場的畢業生中，必須有相當大比例的人被迫放棄原有的就業預期，也就是脫去“長衫”。（以上參考肖德成：《高學歷青年群體何以結構性失位？》，沈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此外，高校擴招影響了中等教育的正常發展。在高等教育擴招前，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相比具有明顯的收益優勢，具體表現為具有更高的工資收入，更有可能獲得正規就業機會，農村家庭也可以通過中等職業教育獲得城鎮戶籍。高等教育擴招不僅使大學本?？平逃找媛曙@著下降，同時顯著降低了中等職業教育收益率，但對普通高中教育收益率沒有顯著影響。同時，高等教育擴招使高考升學率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擴招后，中等職業教育進入高收入行業和部門的概率顯著下降，高等教育擴招通過擠占就業機會，對中等職業教育收益率產生了負面沖擊。上述綜合效應導致了中等職業教育吸引力的下降。（陸萬軍，張彬斌：《大學擴招、就業擠壓與中等職業教育收益變遷》，《經濟學動態》，2021年第12期，第87頁。）當然，中等職業教育的衰敗并不全部因此導致，筆者將在后文進一步論述。

　　總之，中國高校擴招終表現出總量和結構性上的教育過度。（見張軍利：《過度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長期來看，這對于中小知識青年和國家發展都很不利：付出努力的中小知識青年必須忍受越來越頻繁的學歷與職位不匹配的現象，而低質量高等教育其實對產業升級未必有很大幫助。因此，與其說擴招是一項是實際的教育政策，倒不如猜測它可能是一種統治的技藝，其某種程度上是把天下英才網羅于各部門繁瑣無益的文書工作的計策。而如果不進行不合理的高校擴招，許多中小知識分子或許根本不會削尖腦袋去獲取白領、體制內工作，放任他們流入實際的生產領域，恐怕不利于穩定。

　　03

　　職業教育改革與長衫無法脫去之原因

　　中國職業教育的興衰與國家政治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密切聯系。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職業教育與國營企業、體制內高度綁定，接受職業教育意味著獲得城市居民乃至工人階級的身份，這對任何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以天津為例，1958年7月10日,劉少奇來到天津,親自召開半工半讀座談會，對天津試辦半工半讀學校取得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同時又提出建議舉辦另一種形式，即新建工廠招初中畢業生的“四四制”半工半讀中等技術學校。至1958年底，全市工廠企業舉辦的各種類型的半工半讀學校共有122所，學員24000多人。

　　這些單位都是建廠同時建校，招收的初中畢業生有的比原有工人還多。如天津感光膠片廠、天津制藥廠、電子儀器廠等單位，當時都是只有200多名工人，一下子招進了400至600名初中畢業生。學生報到后，邊參加建廠勞動，邊參加學習。這些工廠的廠長或副廠長就是校長，教育科長即教務主任。擠出部分廠房作教室。后勤總務、食堂財務等都由工廠有關科室一并管起來。教師由工廠從技術人員中選調。學生到專業對口的車間參加生產勞動。選派老工人與學生簽訂師徒合同。學生在師傅帶領下，參加生產，完成國家計劃，創造一定產值，給予學生一定的生活補貼。

　　天津感光膠片廠由幾個作坊合并而成，只有200多工人，只能生產日用照相玻璃干版。1958年9月，在擴建工廠的同時，招進了400多名初中畢業生。學生一周上課，一周勞動。這個廠建校前年產值是183.8萬元，利潤是22.2萬元。學生半工半讀一年后，產值是388.9萬元，利潤提高到126.5萬。這時參加車間勞動的學生數是工人的2倍。這個學校1961年有首屆畢業生，按照設立的4個專業分別分配到4個對口的車間。這時已能生產X光膠片和彩色膠片。又據感光膠片廠1983年統計，這時留廠的還有320名中專畢業生，17名大專畢業生，其中，有2人當了本廠廠長，23人當了車間科室的書記、科長、副科長、副主任。有45人是科室一般干部，92人從事研究工作。72人任班組長職務。以上共234人，占留廠畢業71%。1983年該廠已能生產用于醫療、科研、國防、生產、民用等31個品種57種型號的產品。1979年該廠生產的X光膠片、120膠卷、照相軟片在全國同行業評比中，名列全國第一。這三類產品試制組人員中，60%是原半工半讀中專畢業生。（見段鋒：《劉少奇“兩種勞動制度和 兩種教育制度”的理論與實踐》，《劉少奇百周年紀念——全國劉少奇生平和思想與探討會論文集（下）》第912—第914頁。）

　　總之，“半工半讀”的形式或許并不普遍，但由于職業教育與國營企業高度綁定，學生畢業就能有出路，校企結合也使得職業教育確實能夠培養出生產部門需要的人才。而在八十年代放權讓利改革結束后，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全面對外開放，改革的刀子終于對準了國營工業部門。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使得國企以及與之配套的職業教育衰落了，在此之后，職業教育遭遇了教育質量低下、學生缺少出路、辦學經費短缺的困境。

　　以下案例頗能說明問題。某省三所企業集團主辦的職業院校缺少經費來源，聯合打報告向省教育廳、發改委和財政廳請求資金援助。結果要錢沒有，相關部門只是批復同意這三所職業院校上漲學費。而學校負責人坦言，“在生源危機、招生困難的形勢下，上漲后的學費幾乎與‘三本’獨立學院學費相當，誰還來上職業院校？”由于同意上漲學費的批復等于一紙空文，他們只能就低不就高地收取學費勉強辦學，而這使得專業設置與產業發展脫節，課程教學內容與行業技術應用脫節，教育質量可想而知。據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大井子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貴山反映，一些學生家長不認可職業教育，是因為職業院校學制三年，實際只學習兩年，第三年名為實習，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沒有參加實習，處于“放羊”狀態。學生家長經常與他交流說：“在這種只讀兩年，第三年玩玩的學校會有收獲嗎？”

　　由于職業教育體系的崩潰，職校將學生送去打工的現象也不罕見。西部有一所職業技術學院為與企業搞好合作關系，把400多名一年級學生送到企業頂崗緩解對方“用工荒”。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負責人分析，之所以出現目前這種狀況，一方面是國有企業實施主輔分離政策以后，很多企業老總把職教視為包袱一甩了之，認為職業教育與自己無關，那是承擔社會化服務單位的事情。（見李劍平：《主輔分離政策，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不矛盾 重拾國企參與辦職教的責任》，《中國青年報》， 2012年9月17日第011版。）

　　此外，職業教育的興衰往往與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有密切聯系。作為后發工業國家的日本與德國，為了發展產業非常重視鍛造出一支技能熟練、技術精湛而且工作動機明確的勞動者隊伍。（見許競：《試論國家的技能形成體系——政治經濟學視角》，《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0年8月，第33頁。）

　　就德國而言，其統合工會、國家與企業主，共同建立一個職業教育體系。1897 年《手工業保護法》被認為奠定了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的基礎，法律頒布后，手工業部門據此組織起協會，對技術工人的技能進行認證和監管，獲得了準公共性和強制力。隨后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為了與手工業競爭，于1908 年成立了德國技術學校委員會，放棄原本采用的廠內培訓路線，效仿手工業協會試圖將培訓塑造成公共品：制定通用的培訓大綱，推進技能標準化，組織學徒技能考核，并與學校合作，尋求國家的投入和支持，在制度上克隆了手工業部門率先建立起的培訓模式。此外，德國工會同樣參與了工人的職業教育培訓。

　　在1949 年，德國工商總會重建，旗下有兩個負責協調全國性職業培訓事宜的中心。四年以后，二者合并并被重新命名為企業職業教育工作中心，成為繼承技術學校委員會工作的后續組織。1971 年，聯邦職業教育科學研究所成立，吸納了工會、雇主協會、政府代表、教育家，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機構，負責統籌、規劃全國的職業教育事宜，職業教育的品質和工人技能的認證實現全國通 行互認。企業的聲音體現于技術認證的過程，政府則扮演協調和監督培訓過程的角色，既保證了職業教育品質，也有利于工人在同等技術要求的工種間流動。這個模式一直延續至今。（見周憶粟：《職業教育的政治經濟學故事》，《文化縱橫》，2022年8月，第112頁。）總之，德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注重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因此堅持并完善了最初或許是無意中形成的，以培養熟練勞動力與技術工人為目標的職業教育體系。

　　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下，經濟發展似乎則未必需要提升工人的勞動技能。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于九十年代形成了效仿美國，服務美國的依附性經濟結構。而美國的生產體制與德日不同，其不斷追求使用非熟練勞動力，核心體現為在1908——1913年間發明的流水線。在這里工作變成了枯燥、單一、重復的操作，工人變成了一個稍微特殊的部件，這一制度在產出標準化產品的同時，阻礙并限制了一部分勞動者利用知識和技能進行附加值生產的機會。在此期間，技術工人和雇主的較量往往以工人的斗爭失敗落幕：一開始是機器替代了技術工人，接著是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故事。最終，美國工人階級就淪為了困在鐵籠中被進口飼料喂養著的階級。而對九十年代以來以低端加工出口為主的中國而言，確實沒有必要如德國一般，精心培育一批熟練工人，初具文化的農民工在福特制下是更為經濟的選擇。發展職業教育除了提高勞動者在勞資斗爭中的議價權之外，恐怕毫無益處。

　　或許正是因此，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意愿不足，程度較淺。他們寧愿在與學校合作時將實習學生或學徒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這也是近年來職校生在“實習”過程中常常遭遇壓迫與剝削的原因。

　　總之，從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一興一衰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孔乙己”，也就是“做題家”，是被精心設計并批量生產出來的一個社會集團，他們無疑是一個畸形而尷尬的群體。但是，沒有國企改制以及隨之而來的下崗與社會保障體系崩潰，產業工人恐怕至今仍然是一份還不錯的職業，職業教育也不會如今天一般臭名昭著。而若非經濟轉軌中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原本有培養研究型與綜合型人才任務的高等教育恐怕也不會因脫離產業結構與職業結構的盲目擴招成為一種統治與維穩的手段。因此，無論“孔乙己”這一群體多么畸形與尷尬，這一狀況的始作俑者都是沒有資格對其進行批判的。

　　04

　　民國的孔乙己與社會革命

　　那么，“孔乙己”是否有出路呢？回顧20世紀中國的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我們不難發現，被國家制度轉軌（取消科舉制）拋到社會上的孔乙己實際上構成了革命的重要力量。

　　王奇生指出，“考察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的社會基礎，不難發現兩黨黨員大致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其主體均是五四知識青年……實際上，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的基本隊伍正是這批‘有些智識而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那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尚無法提供足夠的職位和相當的就業機會，來吸納源源不斷從新式學堂和國外留學歸來的知識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國都市社會集聚了一大批因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知識青年……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1924年的統計顯示，中學畢業生能繼續升學的只占20%。也就是說，80%以上的中學畢業生或因家庭經濟條件或因自身學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學或出國留學，自然也就失去了躋入上層知識精英行列的機會，但他們對社會承認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強烈；他們因已受過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認同于普通民眾和甘居社會下流，但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又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城市中謀得一個相當的職位。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頹而心懷焦慮。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易在這一處于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孕育而生。”（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35—37頁。）

　　那么，這條道路是可以復制的嗎？我們恐怕得追問，當今之“孔乙己”，與當年因科舉停廢、社會變遷而失去士階級身份的孔乙己在階級性質與德性上是否有共通之處了。這也是我們此后會繼續探討的問題。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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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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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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