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慶百年 誰與評說〈之三〉：小崗-南街 歷史在這里徘徊
丑牛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爭議不斷，越來越激烈，歸根到底，還是兩條道路的爭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話題最多的是，“小崗道路”還是“南街模式”。
“小崗道路”，是改革開放的“正宗”，稱之為“領頭羊”。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新華社特別發表了一篇萬言長文一一《向著新航程揚帆奮進!一一從小崗精神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說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成就，是沿著“小崗精神”啓航前進的。
“南街模式”是“小崗道路”的異化，在實行了一段“大包干”之后，把它否定、拋棄，重走人民公社之路。改革家們把它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怪胎，開頭幾年，默默無聞，十年后，一躍而成為“紅色億元村”，新聞媒體，報告文學家，蜂踴而來。1994年3月8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劉先琴率先在主流媒體上發表了一篇報告一一《昨天的夢，今天的夢》，一下轟動了全中國，轟動了全世界。但官方的反應，卻與“小崗道路”全然相反，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沉默。
什么是“小崗道路”，小崗人用一句歌謠來概括：
“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其他全是自已的”。
什么是“南街模式，南街人用一句話來表述：
“建立共產主義小社區”。
一個掙的是“自己的”，一個掙的是“共產”“共同富裕”。
四十年來，各走了一條艱難跋涉之路。
小崗村搞“大包干”一冒頭，就受到黨中央主管農業的書記王任重等人的批評，引起了京官們和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之間的一場沖突。京官們說：“搞大包干是違背社會主義的”，萬里說：“你們要社會主義，我要群眾"。他五次到小崗鼓動群眾：“你們干了二千多萬共產黨員不敢干的事，我也正想這樣干，我支持你們”。官司打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一錘定音：“不換思想就換人!”萬里取代了王任重。一連三年，中央發了三份“一號文件”，廢除人民公社，推行小崗村的大包干。
小崗村推行大包干第一年是一帆風順，“一年跨過溫飽線”，第二年，第三年就遇到麻煩了，“留下來的全是自己的”希望全落了個空。到第五年、第六年，不但沒有實現留下來全是自己的，反而要倒賠。到第一個十年，小崗人留下的一句口頭禪：“一年跨過溫飽線，十年難進富裕門”。到第二個十年，還是這句話，只是后半句改了一個字：“二十年難進富裕門”。想當年，血誓結盟的十八位父老兄弟，也各奔西東。
為了扭轉小崗村的困境，維護“大包干”第一村的形象，安徽省從財政廳抽調了一副處級官員沈浩，空降小崗村擔任村黨委書記。顯然，這是給小崗村以財政支撐。小崗真窮，當沈浩上任時，寫歡迎標語的筆墨紙張錢，都是借來的。沈浩上任幾年，小崗村的村容村貌，確實煥然一新，在紀念小崗村四十年，新華社發的萬言報告中所贊揚的“小崗精神”的成就一一大包干紀念館，巍峨的大牌坊，寬闊的大馬路，蔥蔥的林蔭道，現代化的民居，荘重的村務辦公樓，氣派的文化廣場，高聳云端的自來水塔……無一不是國家財政的撥款和有關部門的幫扶。及或有些農業生產項目，比如葡萄園，也是別人建成贈送。
沈浩考慮這種靠輸血來發展不是長遠之計，就組織小崗人出外參觀學習，到已經富裕了的村子去看一看，他們去了“大寨”，去了“南街”，到了大寨，他們聽了大寨村黨委書記、當年鐵姑娘郭鳳蓮的介紹后深感慚愧，沈浩臨別時說了一句自諷的話：“你們大寨是干岀來的，我們小崗是‘按’岀來的"。到“南街”，他們認為南街的自然條件和小崗差不多，人均土地面積比南街多幾倍，為什么南街富了，小崗還很窮，問題出在小崗人是“各顧各”，南街是“組織起來力量大"，為慎重其事，他們是三度深入南街村訪問，是真正的又訪又問，回來后，決定將土地歸公，集體經營。
這件事傳出去了，真是石破天驚的大事，新華社的《每日電訊報》在頭版通欄特大號字體標題進行報道：標題是夠刺激的：
‘中國農村改革領頭羊再提發展新路
小崗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這真是平地一聲雷，而且是大炸雷。“大包干”的天下第一村，在實行了“大包干”二十年后，竟顛覆了“大包干”而走“人民公社”之路。沈浩的這著險棋剛落子，譴責之聲接蹱而至，我們不知上級怎樣責備他，批評的消息在官方報章上、網絡上接連不斷。最嚴厲的是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先生的長文，大罵小崗人學南街是“犯了迷糊”，並警告他們，“學南街是要餓死人的”，並指示他們，從世界各國來看，農業最好的模式是辦家庭農場，大包干的承包制是走向家庭農場的第一步。隨即，官方與論界對南街村進行了一場大圍剿，(后文再敘)。
沈浩沮喪了，逼著他的只有一條路可走：招商引資。資本家一批又一批的來，又一批一批地走，他們賺了錢，很少給小崗留下多少財富。四十年，小崗村仍然是那句老口頭禪：“一年跨過溫飽線，四十年難進富裕門”?？蓢@的是沈浩書記最后是醉死在招商引資的酒桌上，小崗人懷念他、感激他，又按了一次血色手印，要把他留在小崗的土地上給他立了一座碑，刻下了“永遠忠誠”四個大字，他是忠誠于“大包干”，還是忠誠于“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留給后人去評說吧。
大包干在全國農村推行四十年，小崗人的命運，是全國農村命運的歸宿。從四十年來所發的中央一號文件來分析，第一批中央一號文件反映了“萬元戶”的興起，鄉村企業像雨后春筍般地破土大地，農民企業家向城市進軍，大有農村包圍城市之勢。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總理寫了一封信一一《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在農村基層工作了二十多年，揭開了農村“繁榮昌盛”的蓋子，“三農”問題成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怎么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調。世界馳名的農村研究權威林毅夫先生建言：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如是改變村容村貌、改舊房修新房、建公共廁所、人畜分居、道路硬化、環境香化、美化，……計劃雖好，難于實施，在檢查時，處處只是“粉飾”。新農村建設搞了十多年，失敗了，為什么?一位農村基層書記、人大代表、洪湖市洪林村黨委書記葉昌保也發表了“建言”：“應把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的根本”。
我為什么強調‘重新明確’四個字，是因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業改革在經歷了近26年后，全國農村發展大致走出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家庭經營為主，各搞各，集體經濟幾乎為零，這在全國是絕大多數;一條是以集體經濟為主，搞共同富裕，家庭經營幾乎為零，與全國農村比例來說，是極少數。
這兩條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觀點和態度。……但我們只要將這兩條道路下的農村作一對比，就不難發現：“三農問題恰好就出在絕大多數身上，而其余的極少數不僅幾乎沒有，反而在全國農村和當地農村還十分出類拔萃”。
這話在今天讀來，真可算靈丹妙藥，發人深省。但它動搖了“大包干”，定為當權者所不容。怎樣解決“三農”困境呢?后面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振興鄉村經濟”。怎樣振興法?“土地流轉”。怎樣流轉?“資本十農戶”。“振興”了十多年，仍然“振興”不了，許多大學生回鄉，寫了許多篇《還鄉記》，眾口一詞：一一“農村凋敝”?？倳浺蚕锣l看了說：“要讓人記得住鄉愁”。如是，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又轉向“脫貧”，一直到今天。說“脫貧”的目標一定在黨慶百年前完成，但在疫情過后，返貧現象陡然上升，離黨慶百年只剩下大半年，全部脫貧，可能嗎?及或在“大包干”第一村，四十年了，人們能丟掉那句“口頭禪”嗎?
下面再談“南街模式”所走的艱辛跋涉之路。
改革家們把“南街模式”的出現，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怪胎”，“南街模式”的形成，真有些怪，他們早先是跟著“大包干”走的，南街臨近縣城，歷來有經商的習慣，人民公社時期，村里辦了好幾家企業，以磗瓦廠、食品廠最掙錢，南街人說南街村靠玩泥蛋、面蛋起家，搞“大包干”把企業也分給個人承包，他們既不繳足國家的，也不留夠集體的 賺的統統都歸自己的。村民們就議論紛紛，黨支部書記王宏斌也不太留意，村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黨支部、村委會、直到王宏斌家中，罵他們是搶奪公家財產，罵他們是省公肥私，王宏斌和黨支部一班人就警覺起來，把廠子收回，由支部一班人代表集體接管，將閑散拋荒土地收歸集體經營，在取得效益后，又出公告，村民可將土地交給集體經營……。這就是“南街模式”的雛形。
一些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權威，至今一口咬定“南街模式”不可復制，需要一位超凡人物的出現。這是鬼話，王宏斌是代表群眾的愿望，群眾的要求，群眾的意志。
企業、土地收歸集體后，用什么方式來經營管理，用什么方式來分配，他們找到了毛澤東思想一一“組織起來”“為人民服務”;他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一一和私有制進行決裂，和私有觀念進行決裂。賺了錢后，他們建“東方紅廣場”，立起了毛主席塑像，廣場周圍陳列起馬、恩、列、斯的巨幅畫像。
十年之后，南街人就明確把“建立共產主義小社區”，作為南街村發展的方向。村民們享受十四項福利：住房、醫療、衛生、養老、幼教、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由公費承擔，婚、喪由集體操辦，水、電、燃氣、電視、電話、柴、米、油、鹽、雞、鴨、魚、肉等生活資料免費定量供應。他們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全由集體包了，這個“怪胎”“幽靈"終成正果。
1994年3月8日《中國青年報》登了記者劉先琴寫的長篇報告：一一《昨天的夢 今天的夢》，全方位地揭開了“南街神話”的面紗，一時轟動了全中國，轟動了全世界。從1994年到2000底，五年時間，南街村每年收到國內外贊揚來信4000多件，每年接待國內外游客30多萬人，來參觀的省部級干部300多人，將軍200多人，(但他們幾乎全是退下來的)。幾乎所有的國際有名媒體都報導過南街村的“紅色共產主義新村”，但中國的官方主流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后來一打聽，有人說：上面劃了一條杠杠，對集體化了的村莊：“不提倡、不反對”，能證明有這條杠杠的是，一直到今天，在職的中央領導人，一個也沒踏進過南街的土地，而改革開放后幾任總書記，卻個個都到過小崗村，去視察、加油、鼓勵。
這當然不是公平對待，當“中國農村改革領頭羊再提發展新路，小崗村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這樣的通欄大標題出現在《每日電訊報》的時候，改革精英們沉不住氣了，指責批判之聲，滾滾而來。
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先生寫出長篇檄文，罵小崗人“犯了迷糊”，“學南街村是要餓死人的” 世界上最好的農業經營模式是“家庭農場”。言下之義是“大包干”是家庭農場的一種形式。
接著由改革開放發源地的黨報黨刊《南方報系集團》牽頭，對地處中原腹地的南街村進行了一次大圍剿，他們實際上打的是一場殲滅戰，想置南街于死地。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一個僅次于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南方報系》遠征到中原腹地，摧毀一個“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村莊，國外反共勢力也沒敢伸出這樣的毒手。
請看他們的卑鄙手法，他們攻擊得最兇的是南街已經“改制”，不是集體經濟，而是股份公司，黨委一班人是大股東，黨委書記王宏斌是最大股東，根據是“南街集團”向市工商局遞送的申請改制文件，這份文件的確有，是為了南街集團能夠上市，對上市公司的要求：產權明晰，集體所有制不存在法人股權。因此，就把南街所屬各公司列為法人股東，村領導人列為個人股東，這種“改制”申請，只是為了上市，並沒有實際意義，不想，南方報系記者卻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他們訪問王宏斌，王宏斌對他們講了實情，他們又訪問了多位村民，村民都說不知道此亊，王宏斌的工資和我們一樣，都是二百五，對王宏斌的回答，他們斷定“這是他的狡黠”，對村民的回答，他們斷定，這是他們的“被裹挾”，從而又推演出：“南街的專制，該有多厲害”。
他們第二個攻擊的是南街村的十四項福利是挾持村民的手段，他們訪問村民，村民說，97平米的居房是免費的，他們又問，有沒有產權，村民說，沒有，他們就告訴村民，你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居住，房屋把你捆綁在南街村。
他們第三個攻擊的是南街村的富裕是剝削外來農民工，他們訪問了外來工，工人說我們和國營企業工人是一樣的待遇，他們又問：“為什么不能享受和村民一樣的待遇，回答說，因為我們村沒有參加南街村。問：那就一輩子受他們剝削，回答說：我們都希望成為“榮譽村民”。工作幾年為南街建設作出貢獻就可與南街村民同等待遇。他們斷定，“這是畫餅充饑，要你為南街拼命勞動”。
他們還攻擊南街是靠國家貨款發展起來的，攻擊南街人學毛著、唱紅歌、建革命圣地園……。這里就不一一敘述了。
為了收集資料，我花了幾天時間讀當時《南方報系》的一些文章和報道，只能用《紅樓夢》中的一句偈語來概括：“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他們為什么這樣去做，目的是什么?卻講了一些真心話：
“南街村能成功，人民公社實驗也就不會失敗了”。
“南街模式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條可行路徑，還是本就不該存在的妄念!”第
一一《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策十一期編輯部文一一《南街村，一時的述途，還是神話的破產》
“當今中國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有不明就里的民眾呼吁政府收緊管制，一方面，也有妄圖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權力運作(南街村的興起及其至今，死而未僵就是明證)。此時此刻，南方都市報及時推出揭露南街真相的報道，實在為我們提了個醒：以政治權力操縱經濟運轉會造成多大浪費，以集體道德為組織管理模式的經濟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人為造就的鳥托邦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
《南方都市報》文章：一一《權力經濟的荒唐與可怕》
不用再多引證了，僅這三段話就道出了《南方報系》的“野心優雅"：一一打倒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請看，這次“大圍剿”的領軍人物黨國英先生寫下的“凱旋之歌”：
“從更大的尺度上觀察王宏斌的世界，有兩種力量：一種是還沒有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的極端意識形態幻覺，以及支配這種幻覺的社會鏈條，這使得他披掛上陣，鼓舞自己的堂-吉訶德式的勇氣;另一種是中國社會平地掘起的市場經濟網絡以及支撐這個網絡的社會利益集團，它給王宏斌出了數不盡的難題，迫使他解甲歸田。王宏斌解甲歸田的前景似乎慚趨明朗，如果他能讓法官相信他將南街村企業資產的60%劃規到少數村干部名下完全是‘一片冰心在玉壺’，也許他還能全身而退!
一一《南方周刊》2008年第十一期《歷史給他們提供了舞臺》
十二年后我們再讀這篇。凱旋奇文，不禁噗哧一笑，誰是堂-吉訶德式的幻覺者?不正是黨國英先生自已么?什么“王宏斌解甲歸田逐漸明晰”，什么“將南街60%的資產劃到村干部名下，是‘一片冰心在玉壺’，方能全身而退“……全是夢囈，全是胡說八道。今年秋季，中共河南省委在南街村辦了一所“行政學院”，要把全省基層支部書記在南街輪流培訓，在開學典禮上王宏斌作了“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報告，黨國英先生作為中國社科院農村部的研究員，應該去聽一聽，講一講，你敢去嗎?你敢去講“王宏斌應該解甲歸田”嗎?你敢去講“為大家指點迷津”嗎?那是中共河南省委辦的“行政學院”，你應該也有資格講一講啊!
“小崗道路”和“南街模式”之爭，近四十年了，爭論的焦點已水落石出一一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場爭論不僅關係到農業和農村，而旦關係到政治、經濟、文化、黨建、外交等領域。對“大包干”，毛主席曾評論過多次，最有力的是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對陪同他上山的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的一次叮囑：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大包干”推行了四十年，中國的走向，不正按毛主席所預料的在實現嗎，美帝國主義近年來對中國的遏制、擠壓、攻訐，不正是推行“大包干”的后果嗎?我們能不警醒嗎?我們還要繼續地《向著新航程揚帆奮進》嗎?我們還要《從小崗精神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嗎?
當“小崗道路”興起的時候《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凌志軍寫了一篇文章：《歷史不再緋徊》，這是模仿美國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寫的，福山說歷史終結到資本主義，凌志軍說歷史終結到小崗道路，進入二十一世紀福山改口了，寫了一篇《歷史并未終結》，凌志軍今日不知何處，“小崗一一南街”之爭興起，我們說《歷史在這里徘徊》
黨慶百年，我們應該怎樣評說這段歷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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