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劉少奇起草了一封寫給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的信。毛澤東看了信稿之后，針對劉少奇關于人性的看法，寫下了批語（參：《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范亭信稿上的批語》） 。毛澤東批語的看點，在于批評了劉少奇信稿中的歷史唯心主義以及人性二元論的觀點。毛澤東的批語對于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無疑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那么，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人性問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在第四集，我討論了“階級差別是否源于生物差異”。接下來我討論第五個問題：劉伶不穿褲子，是否就強調了人的動物性？
一、毛澤東給劉少奇的批語
劉少奇說：“如王陽明主張‘狂’，六朝文士甚至認為人在當時可以不穿褲子，就是強調人的動物性。”
——毛澤東批：“人不穿褲子并不是動物性，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
二、心向往之
在討論“不穿褲子”的問題之前，我先回答同志們對我的批評和希望。
拙文前幾集發表后，有不少讀者表示“看不懂”。
有同志提出：“能否再通俗一些嗎？”
這是同志們對我的希望和鼓勵，我虛心接受。
把理論問題通俗化，需要相當的功力。毛主席是“深入淺出”的大師，我要向毛主席學習。
努力學習是一回事，能不能達到是另一回事。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當盡力而為。
為了能夠通俗地討論“不穿褲子”的人性問題，接下來，我從讀者的質疑說起。
三、母牛帶胸罩嗎？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嗎》）中提到，“就連人的性別，其實也擺脫不了社會性”。對此，有同志提出了質疑：
——“我不能理解男女性別的差異也是社會性的！”
言下之義，人類的性別差異只有純粹的“動物性”，跟人的“社會性”沒有半毛錢關系。
性別當然是天生的。但是，人類的性別與“社會性”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大大的。
為了幫助這位同志從“不能理解”的泥潭中走出來，我提兩個反問。
反問一：母牛帶胸罩嗎？雌猴穿打底褲和蕾絲襪嗎？
——人類社會的女性之所以要帶胸罩、穿打底褲和蕾絲襪，這不就是性別的“社會性”使然嗎？
反問二：動物群體（比如猴群）里面有太監嗎？
——人類社會創造出太監這種“性別”，難道不就是“社會性”的結果嗎？
即便是天生的性別，人類也越來越能夠加以人為的控制。今天的科技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通過基因編輯技術，人類可以控制并改變天生的性別。
——按照大自然的規律，動物生下的后代中雌性、雄性的幾率都是隨機的。然而現代的基因技術已經可以改變自然規律，英國科學家使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控制了出生性別，在小鼠試驗中，雌性、雄性的比例可以100%地得到確定。
請問“不能理解”的那位同志，這種人為的控制甚至改變，難道不是“社會性”的結果嗎？
四、境界有沒有高下？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嗎》）中說，“人的差距在于境界”。對此，有同志略帶譏諷地提出了質疑：
——“我期望你能指出什么是高尚的境界，什么是低俗的境界，以便我能夠見賢思齊嘛。”
這“期望”的言外之意，你趙某人就別在這里裝13了，你憑什么說雷鋒的境界就高尚，而“經濟人”的境界就低俗呢？
我在拙文第四集指出，科學已經證明，人們的智商差距并不大。所以，雷鋒的智商跟“經濟人”的智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然而，智商的差別不大不等于境界的差距也不大。
在我看來，盡管雷鋒與“經濟人”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境界或格局卻存在著高尚和低俗的區別。
什么是“境界”？境界就是格局，就是看問題的角度，就是思維方式，就是價值取向。
境界跟智商有關系嗎？沒有。人的格局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即“境界不同”，并不等于智商的不同。
——比如，我們不能斷言，一個嗜賭如命的高手，他的智商就一定比一個沉浸在書本里的書生的智商差。反過來也一樣，一個酷愛讀書的書生的智商，未必就比一個資深賭徒的智商高。
那么，境界有沒有高下或雅俗的區別呢？有！格局或境界的不同，當然存在著“高下”與“雅俗”之分。比如：
——毛澤東平時的興趣是讀書（比如《二十四史》與毛澤東朝夕相伴24年，毛澤東對其手不釋倦），而某些領導同志平時的興趣則是打qiao牌。雖然喜歡讀史書和喜歡打橋牌并不能說明誰的智商高，但是請問，這兩種興趣所反映出來的境界，難道就沒有高低差距嗎？
——雷鋒同志一有時間就有寫日記的沖動，就有做好人好事的沖動；而某些同志一有時間就有數錢的沖動，就有打麻將的沖動。雖然數人民幣和做好人好事并不是區分善惡的標準，但是請問，這兩種境界難道就沒有高尚或低俗的區別嗎？
——陳副教授說，努力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賺大錢娶美女住大房子；而搶話筒的蔣同學卻說，努力學習是為了振興中華。雖然他們都呼吁要努力學習，但是請問，這兩種境界難道就沒有高尚和低俗的區分嗎？
所以，我必須說：雷鋒同志做好人好事的境界，肯定比只愛數銀子的同志的境界要高出一大截子。
至于提問的那位同志能不能從此“見賢思齊”，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我看好你喲！
五、境界為什么不同？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嗎》）中提出，“是什么導致了境界的不同呢？是什么導致了興趣和修養的不同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對此，有同志希望我來回答這個追問：
——“我更有興趣、更期待知道是什么導致了境界的不同？”
在我看來，導致境界和格局不同的，當然不是智商（看看酷愛賭博的高手吧，他們哪一個不是“人精”？）。
那么，究竟是什么決定了或導致了境界的不同呢？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認為從根本上講，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們的境界不同。比如：
——在毛澤東時代你去問孩子們：“你們長大了想干什么呢？”他們絕大多數會回答：“我想當解放軍”，“我相當科學家”，“我想開火車”，“我想當石油工人”，“我想當公交車售票員”……。
——若今天你去問孩子們：“你們長大了想干什么呢？”他們很多人會回答：“我要當董事長”，“我要當大官”，“我要當有錢人”，“我要當超市老板”……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不同，究其原因，還是在于這兩個時代的“社會存在”不同，在于這兩個時代的“社會關系”不同。
順便插一句。之所以陳宏友的境界越來越沒市場，之所以搶話筒的蔣同學這樣的例外多了起來，我以為，這與新時代以來正在發生的積極變化有內在關系。至于這樣的積極變化是否觸及到了“社會存在”的層面，另說。
六、總有例外
對于我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來解釋境界的不同，有人不同意，說：
——“凡事總有例外，你如何解釋那些例外呢？”
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例外，比如：
——恩格斯的父親是資本家，恩格斯本人也曾經繼承了父業。處在這樣的“社會存在”之中，按理說，恩格斯應當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可是為什么他卻站在反對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呢？
——彭湃是大地主的兒子。處在這樣的“社會存在”之中，按理說，彭湃應當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可是為什么他卻堅定地站在被剝削的農民階級一邊去了呢？
——陳宏友副教授與搶話筒的蔣同學，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以及社會關系應該大致差不多?？墒嵌说?ldquo;三觀”卻如此不同。那么，為什么陳宏友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賺大錢娶美女，而蔣同學學習目的卻是為了振興中華呢？
根據波普爾的“證偽原則”，但凡只要有一個例外，那就推翻了原有的理論。
既然生活中存在著這些例外，那么，這些例外是不是就推翻了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呢？
七、為什么例外
對于這些例外，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解讀大相徑庭。
唯物史觀把例外的根源歸結為“社會存在”（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唯心史觀則把例外的根源歸結為“社會意識”（即“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
在我看來，即便是例外，也應當用唯物史觀來解讀，而不應當用唯心史觀來解讀。
因為即便是例外，也推翻不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這些例外之所以推翻不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因在于，這些例外從根本上來講，仍然是由這些例外所處的“社會環境”或“社會關系”所決定的。
換言之，這些例外與例外中的個體所處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仍然有著內在關聯。比如：兒童時期父母的言傳身教，學習期間老師的人格影響，讀過的某本書帶來了巨大沖擊，經歷某個事件后的深刻觸動……等等。
前幾天政經專業的師生們討論“例外”，有老師和同學說：
——“即便有例外，那也否定不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邏輯。比如，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例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之所以產生彭湃這樣的例外，根源仍然在于當時無比黑暗的‘社會存在’。正是黑暗的‘社會存在’，促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彭湃等人的思考和反叛。”
請問讀者諸君，你們同意唯物史觀對例外的解讀么？
既然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在人性問題上針鋒相對，且已然不可調和，那么在例外這個問題上，人們的分歧肯定不小。至于答案，各位就看著辦吧。
不過想必大家會有這樣的共鳴：例外畢竟是特殊的，常態才是一般的。
但是，正因為有了例外，才使得境界的差距是那么的顯眼，那么的耀眼，那么的讓人過目不忘，不能視而不見。
八、不穿褲子，還是社會動物
懂得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道理，我們對本集中毛劉在“不穿褲子”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清醒的認識。
劉少奇說：“如王陽明主張‘狂’，六朝文士甚至認為人在當時可以不穿褲子，就是強調人的動物性。”
劉少奇強調的“人的動物性”，引發了我的進一步思索：穿褲子，這是人的“社會性”。但是，人不穿褲子裸奔，人性是不是就具有了“動物性”呢？人不穿褲子，人性就成了“二元”的嗎？
——比如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劉伶，縱情飲酒，赤身裸體，有人看到后就譏笑他。劉伶不以為然：“我把天地當房子，把房屋當褲子，你們為什么跑到我褲子里來了？”
劉伶為啥要瘋狂到不穿褲子的地步？看看當時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就清楚了。劉伶之所以不穿褲子，原因就在于魏晉時期的政治環境非常險惡黑暗。
劉伶不穿褲子，其實是對黑暗的政治環境的反抗和回應！而并不是在“強調人的動物性”。
離開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用抽象的“動物性”來分析劉伶的心理活動（意識和觀念），這不是唯物史觀，而是唯心史觀。
所以毛澤東評論說：
——“人不穿褲子并不是動物性，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
——“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思想是社會的產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疇，美國‘行為派’（以庸俗唯物論為表形的主觀唯心論）正是如此。”
即使醉酒的劉伶不穿褲子，他的人性還是在于“社會性”，而非“動物性”。
至于馬戲團的猴子穿著褲衩到處亂竄，這并不能證明猴子這種動物從此具有了人性。即便訓猴人給猴子穿上褲衩，猴子的本性還是“動物性”，而非“人性”。
“人性”不是“動物性”。穿上褲衩的猴子，還是猴子。
九、什么目的
拙文在《紅歌會網》轉載之后，有人跟帖嚴厲譴責我：
——“都是偉人捧一個貶一個 你什么目的??？破壞XXXX？”
——“毛、劉二人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寫文章還是要多討論一下眼前的問題，不要罵祖宗！”
俺同意這樣的定位：毛主席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但是，這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回避他們在歷史觀和方法論上的區別，也不能因此就抹殺他們在把握馬克思主義上的差距。
同志們經常說：“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可是一旦面對人性問題，某些同志就立馬站到唯心史觀那一邊去了，還給出了充分的理由：“人性就是二元的，人性就是‘動物性’加‘社會性’”。
從“聽毛主席的話”的好學生，到反對毛主席的“一元論”，這是為什么呢？原因并非在于毛澤東的“一元論”錯了，而是在于他們并沒有真正弄懂唯物史觀。
所以毛主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
至于拙文有“什么目的”，這里可以公開告訴大家：我想通過毛劉在人性問題上的分歧，盡可能讓更多的人懂得，什么是唯物史觀，什么是唯心史觀。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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